学术恐龙

将“学术”一词分解为“学”与“术”，并非蓄谋已久，只因偶与若干学者接触，有所感焉才生此异想。

学者与学问的关系，正如货主与货物的关系。所谓“学者”，乃学术上有成就之人也。“学术”一词，曾一度指科学上一定的方式或者研究学问的方法，现在一般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其中的“学”，学问、知识之谓也；“术”也者，技艺也，推行的方法也，《人物志》云：“思想造化，策谋奇妙，是为‘术家’。”

将“学术”肢解，含有一个阴谋，就是想既明察学者的学问、知识，又偷窥学者的技艺、推行的方法。

先看学者之学。学者的学问有两种，记忆之学与发现之学。不少学者，读书多，腹中记忆的知识如潮汹涌，遂有资格领有“话语霸权”，应了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的话。痞子王朔将此类美妙学人称为“知道分子”。早有明眼人指出，Knowledge的意思是“知道”“知情”，只要知情，就能获得慑服别人的力量。读中国书，固然知情多多，但毕竟难以垄断“真理”，不如熟谙外语，直接从国外趸进知识，以供自己驱策。上焉者，不敢掠人之美，言必注明出处，“罗尔斯”“哈贝马斯”“福科”……一个一个祭起，供人凭吊；下焉者，将外国理论研究成果，挂自己的名字向国人出售，久而久之，自己也以为源出于己，半夜醒来，对自己不禁起敬起畏。王朔曰：分辨知道分子的标准之一，即“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他刚看过的书的”。

1965年5月21日《时代》周刊猛戳学者痛脚，竟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今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有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才算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他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此乃苏格拉底式的任务。不能如此，“即令读书再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这种富有原创力，腹中充满发现之学的学者，才是真学者，然而举目滔滔，汹涌而来的学者符合这一标准的，孔乙己曰：“多乎哉？不多也。”鲁迅曾言北平学者多无“学”，然而架子端得十足，以为架子乃学者的必备要素也，他们若多活若干年，读了《时代》周刊给知识分子所下定义，亦知气馁耶？

再看看学者之术。当今社会乃名人社会，学者之术专在于怎样把自己推为名学者。名者何用？名利往往不分，人一旦出名之后，利就会像肥猪拱上门来，故求名与逐利本是一家，不可分开。学者成名之术主要有：

一是与权力结合，是成名捷径。港台学人将knowledge is power一语译为“知识就是权力”，居心叵测地说，在中国，权大真理多，颠倒过来，“权力就是知识”。学者有了权力、地位，很快博得学术声望。掌握一定权力，专著也容易出了，枪手也容易找了，教授也容易评上了，博士生也可以导了。其乐也融融，其情也泄泄。

二是如不能掌握权柄，可以多奔走权门，成为机关论证会上的常客，以被权力“御用”为荣。做一个“自去自来梁上燕”，不如“飞来飞去宰相衙”。谓予不信，请看学者撰简历和手上的名片。

三是讲课、讲演也容易弄得名声大噪，奥妙被一位年轻教授一语道破：“吾人写文著述，尚知谨慎；讲课、讲演嘛，为了吸引听众，耸动视听，给人深刻印象，固不能不言辞偏激也！”于是乎，在讲台上，学者激情慷慨，耸动视听，始终保持“愤青”状态。听众被震得晕乎乎兼乎晕晕，不会理性思考只会掌声如雷矣！

中青年学者“愤青化”是法学界一大景观

四是学问不易为，笔下常苦贫，干脆创新语言。文章既无新意，就在语言改造上下点功夫吧，于是刑法基本概念不叫“刑法基本概念”改称“刑法粒子”、遗传不叫“遗传”该叫“基因传递”……当人人皆识破此一障眼法时，吾已“教授”“博导”有年矣。

五是热结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与学者，互有所需。学者应尽快傍上大众传媒，最好经常在电视上露脸，成为频频“出镜”常常“触电”的电视明星（邻居五岁小女曰“演电视的”），苟能如此，想不成名，岂可得乎？

六是挂名出成果。自己写不出或者不暇写，乃挂名于他人著述之上。虽然笔底荒疏，名字却硬是频繁见诸印刷品，慕名递佩服书者，络绎于途也。

学者之术，当然不限于这些。盖学者皆聪明盖世，无不思想造化、策谋奇妙，其术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以不佞之愚，哪能尽窥堂奥？他人“习武”，我自偷窥，内心忐忑，恐人洞见，岂敢逗留太久？偶有所得，赶紧远离学术圈，吸一口新鲜空气，飞抵陋室睡觉了也。

梦里梦见，柏杨吟道：“名声像影子，有时比本人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