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服务业很难脱离工业部门而出现持续的自我繁荣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持谨慎的态度，原因就在于，中国产业结构还没有达到高级化阶段，服务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对工业的倚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服务业繁荣只能脱胎于工业繁荣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将沿着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移的脉络渐次演进。目前西方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退居其次，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则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位置。以美国为例，今天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均已超过80%，欧洲和日本也超过70%。与这种产业结构相对应，服务业成为美日欧经济体的就业海绵，特别是每当发生大的经济衰退时，服务业就会“挺身而出”，异军突起，承接其他产业排斥出来的劳动力，起到就业稳定器的功能（富克斯，1987）。今天中国似乎也正在复制这种模式，造成了一种认识上的麻痹，那就是，工业衰退、经济衰退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服务业可以起到托底的作用，它像万能金刚，能化解各种失业风险。
但仔细回顾一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服务业繁荣绝不是脱胎于经济萧条和工业衰败，恰恰相反，只有依托于工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锻造出一个强大的服务业部门，并使其取代工业部门成为国民就业的主要部门。仍以美国为例，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始于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之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改变了经济地理，扩大了的市场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西进运动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更使制造业如虎添翼，一批独特的工业城市群如芝加哥、底特律拔地而起，一批巨型制造企业，如汽车业的福特、化学工业的杜邦、石油行业的标准石油公司、食品行业的可口可乐横空出世。制造业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动了生产服务业的繁荣，交通运输业、通信业、金融业率先发展起来。社会化大生产催生了专业化分工，大量的辅助活动从制造业企业分离出来，催生了一大批服务业的巨鳄，如交通运输业中的太平洋铁路公司、通信业中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华尔街的纽交所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服务业繁荣的背后，尽是工业繁荣的故事。华尔街繁荣见证的是重化工业急速扩张对资本的庞大需求。1900年美国钢铁产量超过英、法、德、俄四国的总和称雄世界，就是一个缩影。这种制造业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演绎到极致。在马歇尔计划等多项复兴计划的带动下，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繁荣，1946—1970年，年均经济增速达到3.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多。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部门飞速发展，不仅实现了量的扩张，而且实现了质的提升，以原子能、航天技术、计算机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开始兴起，再加上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使工业部门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向前发展。工业升级也带动了服务业升级，除了交通运输、金融业等传统服务业进一步强化外，信息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并成为生产服务业的龙头，渗透到传统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推动美国走向后工业化时代。
另一个例子就是日本。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服务业的繁荣，也是出现在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的钢铁、汽车、电子、半导体等产业不断发展，居民收入及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并实行了池田内阁主导的著名的“收入倍增计划”。
相反的例子就是，在工业萧条时期，总能见到服务业的凋零破败。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中美国失业工人数量超过1300万，失业率超过1/4，工资下降35%以上[1]，人们的消费能力直线下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服务业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资本家把牛奶倒到河里”，就是零售业惨淡的一个缩影。
（二）中国服务业尚未形成自我繁荣的循环体系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速阶段，服务业尚不发达，不论总量还是结构都还比较落后。2013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GDP占比为46.1%，略高于第二产业的43.9%，也是历史上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普遍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2010年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GDP占比为55.9%[2]，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再以金砖五国为例，除中国外，其他四个国家的服务业GDP占比都要比中国高得多，巴西、南非、俄罗斯都超过60%，印度稍微逊色一些，但也达到了55%。中国服务业总量的落后从这里可以窥见一斑。至于结构的落后，可以从服务业中生产服务业的占比情况看出来，一般而言，生产服务业特别是新兴的生产服务业的占比越高，服务业的高级化程度越高。生产服务业通常以运输仓储和通信业、金融业、租赁及商业为代表（格鲁伯、沃克，1993），它们从物流、通信、资本、流通等维度为工业部门提供服务，与生活服务业相比，其技术含量、生产效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统计表明，2010年，OECD国家三大生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GDP占比超过了30%；其他的金砖四国均超过20%，其中俄罗斯达到28%；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5%，其中泰国最低，但也达到了15.6%，而中国只有7.5%。
简言之，目前中国服务业仍处于总量与结构双低的阶段。虽然自2013年起中国服务业GDP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但这绝不意味着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龙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此外，在服务业内部，仍然以传统的生活服务业为主导，新兴的生产服务业仍在唱配角。与这种结构相对应，服务业不可能脱离工业部门而出现持续的自我繁荣。
首先，中国的生产服务业诞生于传统的工业体系，对上游工业部门有很强的依赖性。当这些部门萎缩时，生产服务需求也自然下降。当然，如果生产服务业像美国的生产服务业特别是TMT产业那样，能够反过来改造传统制造业，那么它也可以通过自我率先发展，带动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创造需求，实现成长循环。但目前中国的生产服务业尚不具备这个能力。服务业自身的转型升级需要时日，从某种程度上讲比上游部门更困难。美国的信息产业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淀而成。而日本由于没有这个积淀，信息产业很难有大的突破。中国也别想走捷径，至少在短期内，我们仍然要面对当传统制造业走向衰落时生产服务业何去何从的问题。
我们也许还有另一选择，那就是为其他国家的工业部门提供生产服务，典型例子就是当前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为其他国家修高铁。这一战略是否能够成功，还需要时间来加以检验，但总体而言中国生产服务业的出口能力并不强。这可能源于国家对汇率、货币兑换的限制以及传统体制对服务业的垄断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一差距可以通过中美对比看出来。目前美国服务贸易约占全球的15%，而中国只占3%。其中，生产服务业差距更大，在交通运输、通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保险与其他金融服务业、版权与许可费用、其他商务服务等典型的生产服务业领域，美国总出口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500亿美元左右。
其次，生活服务业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亮点，由于体量大、占比高，即便生产服务业不景气，但只要生活服务业繁荣，也可以抵补前者而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扩张。但如前所述，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服务消费需求，服务消费需求又取决于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又与工业景气度休戚相关，毕竟，目前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就业。工业衰退必然会冲击到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当然，经济萧条时期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可以弥补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不足，比如社会保障支出，但在中国社保支出太低，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甚至杯水车薪。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保体系并不完善，尽管缴费率居世界前列，但支出水平却处于末端，二者呈明显倒挂格局。目前中国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5%，远低于西方国家30%~50%的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10%，不仅远低于北欧高福利国家的水平（如瑞典和芬兰分别达到35%和38%），也远低于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当年也达到16.8%）。即便在中等收入国家，社保支出占比也普遍超过20%。
收入下降不一定会立即冲击到服务业，短期内，人们还可以凭借财富积累来维系消费，但长此以往，只能坐吃山空，冲击只能延缓而不会消失。今天中国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形，改革以来人们积累了不少财富，消费的选择空间变大，在棘轮效应的作用下，即便短期内收入下降，消费包括对生活服务业的消费，或许还能维持在原有水平上而不至于明显下降，这维系了短期的服务业繁荣。但如果中国工业部门持续下滑，那么随着流量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及存量财富的不断被消耗，生活服务业终将面临需求枯竭的境遇，这也将最终迫使服务业就业陷入泥潭。
注释
[1]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整理得出。
[2] 各年《国际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