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伙房管理员到北大经济系学生

易纲[7]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

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北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对插队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考察之后，我的选择是，去北京顺义县。

因为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有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是6分或6.5分，壮男劳力的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五六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我迟迟没有报名高考。

我是直到最后，在我大姐的催促下，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最先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是1977年12月10—11日，两整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高考前夕，我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

记得高考第一天早晨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早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大亮。

四门课考下来后，我感觉良好，只是对语文考试没有把握。

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了1976年，从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说：“你跑题了，题目中的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上大学的第一天

高考完，我就一直待在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无论刮风下雪，生产队每天都给我记10分。现在回想起来，对插队生活，我还有几分留恋。

1978年初，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2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插队的所有行李，从西王路村直接到北京大学去报到。

这年我19岁，邓小平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到北大后，很快就办好了入学手续，一位女同志领我到了我的宿舍，北大37楼213房间。37楼在北大校园的最南端，我走进213房间，见屋里已经有一位军人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经过寒暄和自我介绍，得知这位军人同学叫寇奎阁，他正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我心想，北大的同学这么厉害，真能抓紧时间学习。

213房间不大，共有三张上下铺床，看来这间房要睡六位同学。我看有两张下铺已经有行李，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另一张空着的下铺上，我显然想要一张下铺，因为睡上铺上下床不方便。我把我的行李略打开些，放在床上，意思就是我占领了这唯一剩下的下铺，然后我就出去办其他事去了。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回到宿舍，见屋里多了几位同学，但我的行李被挪到上铺去了。我有些不高兴，便问：“谁把我的行李挪上去了？”有一位年纪略大一点的同学回答：“是我挪上去的，我叫张文祥，我年纪大，上下铺不方便。”我当时刚从农村来，火气特别大，我说：“这下铺是我先占的，你若想换，也得等我回来商量后才行，你怎么搬上去的，怎么给我搬下来。”于是我俩便吵起来，互相揪着脖领子，谁也不让谁。

这时，旁边的几位同学有些尴尬，正不知如何处理，寇奎阁过来劝架了：“你们别吵了，我看这样吧，老张岁数大，老张睡我的下铺吧。”寇是我们六人中第一个来报到的，他的下铺靠窗，位置最好。

于是这场风波结束，老张把他的行李搬到小寇的下铺，小寇睡上铺，我的行李回到我占的下铺。

后来我才知道，老张比我大11岁，是我们班上年纪最长的同学。

我们宿舍有六位同学：寇奎阁、张文祥、张占刚、何小峰、胡元礽、我，我和张文祥是二班的，其余均是一班的。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相处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