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活的行动的指南

20世纪初叶，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特点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的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43]我们的理论家、实际工作者无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现实中存在的两种情形却是完全违背列宁的这一思想的。

第一种情形，是有活的行动但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里面又分许多种情况：

第一种，不读书、不学习，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这样当然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自己的行动。不管党中央怎样强调要学习，但在不少人那里如清风过耳，毫不在意。他们宁愿把时间花在打麻将、泡舞厅上，花在剪彩和轰轰烈烈的应酬上，也不愿安下心来去认真读点书，思考一点问题。现在不少领导的办公室内都有一大排书橱，里面放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种书籍，其中也不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有几本是认真学习过的呢？很大程度是摆设，是做样子的。时下以不读马列为时髦，有些人连马克思主义常识都不懂，却在担负很重要的领导工作，他们天天在行动，却不思考自己行动的根据。可想而知，这种人怎么能成为一个称职的领导者！我认为在全党、在广大干部中，真正的学习风气并没有形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有一般性号召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其中特别是必要的考核手段。这种考核不能停留在书面上，尤其要注重实际，考察他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二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为儿戏，既不认真地对待理论，也不严肃地对待工作。在这些人的眼里，什么马克思主义不马克思主义，还不就是那老一套，没有它还不是照样工作。殊不知他丢弃了这“老一套”就丢弃了真理，就丢弃了行动的确实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动只能凭心血来潮，凭拍脑袋。这种人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严肃的责任感，他们无重任在肩之心，却不乏以权谋私之意；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人民的委托，不知道自己的行动要对人民负责，要对历史负责。主观随意性是这种人的最大特点。他们不懂得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每个行动都是他的历史的构成部分；你自己可以任意，然而历史却是严肃的、无情的，它会反过来对你进行追究。你的行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没有根据，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也得不到历史的承认。

第三种，口头上否认一切哲学的指导，实际上却作了最坏哲学的奴隶。这本来是恩格斯针对自然科学家讲的话。他说：“自然研究家相信，他们只有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正因为这样，他们同样做了哲学的奴隶，而且遗憾的是大多做了最蹩脚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辱骂哲学家骂得最厉害的人恰好成了最蹩脚的哲学的最蹩脚的庸俗残渣的奴隶。”[44]不幸得很，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至今仍在重蹈这样的覆辙。这些人不能自觉地成为理性的主人，“我不信奉任何哲学”是他们的口头禅。他们不以自己的懵懂无知为耻，反而因自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而感到欣慰。其实这些人果真不受任何哲学支配吗？全然不是。他们中不少人实际上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有的信奉的是拜金主义，更有甚者，有人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神灵或上帝，祈求神灵和上帝在冥冥之中保护自己。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是十分可悲的。

我们要说的第二种情形，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死的教条而不顾今天活的实践。这也有许多种表现：

第一种，习惯于以往时期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极片面、极反常的理解，硬要把今天人们活的行动纳入这种理解之中，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仍有些人囿于十年动乱时期对马克思主义那种极片面、极反常的理解，他们用死记着的口号和经典作家在特定时期所作出的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为武器，去对照今天活的实践，结果发现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尘世间没有他们满意的事物。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的运用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们一概看不见。这些人总是往后看，津津乐道于过去这样和过去那样，却忘记了口号盛行的时期也是我们背离马克思主义最远、最严重的时期，是国家和人民遭受的灾难最深重的时期。这些人口头上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而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活的行动的指南，这样就抽掉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没有生命的躯壳。

第二种，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特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作为行动的指南，它必然要在实践中获得新的力量和源泉使自身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不仅巨大，而且异常迅速、深刻。现在的国情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能比，即使与改革开放初期也不能比。例如，20年前我国社会还不存在实际上的不同利益集团，而在今天这已是事实。国际形势也是处于动荡之中，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正在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无可估计的巨大影响。这种变化迫切需要我们的理论能跟上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理所当然地应对这种新的实践作出相应的反应和正确的概括。因此，理论创新、新思想的提出便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然而在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活的行动的指南的人那里，理论创新、新思想常常被当作异端邪说而遭到排斥。在口头上，这些人也许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这些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新的实践；发展不是在学者的书斋里实现的，而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很多人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完全不正确的理解，以为坚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它的基础或核心是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成功地改造世界。这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提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理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经典作家无一例外地都是走着这样一条路。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者，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榜样。列宁不提出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就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不提出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如果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便没有邓小平理论。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马克思主义绝没有今天这样丰富和大放异彩！

第三种，把理论和理论创新神秘化，把理论创新当作精神贵族的专利。在他们看来，只有大部头的著作才称得上理论；只有写出大部头著作的人才算理论家。这是一种偏见。应当承认，有大部头著作而成为理论家当然好，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没有大部头著作就不能成为理论家。中外古今没有大部头著作而名垂青史的理论家大有人在。老子只有《道德经》，孔子只有《论语》传世，爱因斯坦也只有广义和狭义相对论两本小书。然而他们却都是各自领域中赫赫有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实关于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毛泽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讲清楚了。他说：“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运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45]因此，我们必须从上述偏见中摆脱出来，把理论和理论的创新的标准定在看是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实际问题。理论和理论创新并不神秘，也不是理论家们的专利；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精神贵族的，不管是谁，只要在新的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了所遇到的新问题，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就是新理论的创造者，就可以享有理论家的名称。当然他们之中有大小高低之分。

这两种情形表现殊异，实质却相同，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是活的行动的指南这样一个原理。

这两种情形对于我们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十分有害的，尤其是第二种情形危害更甚。因为第一种情形所带来的危害是局部的、具体的，殃及的面相对较小；第二种情形是一种理论形态，它具有普遍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它不仅能影响局部，更能影响全局。因此它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全局性的。第二种情形带有“左”的革命的色彩，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6]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活的行动的指南就是防止“左”的最有效办法。我们今天的实践是生动的、强大的，它既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又是批驳和抵制“左”的教条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左”的东西就没有立足藏身之地。

（此文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于《求是》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