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资本市场发展与现状
资本市场不仅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还是企业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秩序所需的重要外部环境。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经历了高速的发展过程，目前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资本市场之一。
3.1 我国资本市场现状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视察时提出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时期，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资本市场在监管机构和各行业企业的协同努力下，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具体而言，在货币供给方面，截至2014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为120.2万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9%，低于6月末1.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余量（M1）为32.7万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有所降低，比6月末低4.1个百分点，与我国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态势吻合。2014年9月末我国所有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16.4万亿元，同比增长10.0%，增速与6月末相比低3.1个百分点，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12.7万亿元，同比增长9.3%，增速低于6月末3.3个百分点；外币存款余额为6053亿美元，同比增长34.9%，增速高于2013年，与2012年持平。2014年前三个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12.84万亿元，低于2013年同期，为历史次高水平。
在汇率方面，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预期不断加强、美元汇率走强以及中国经济承受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在2014年波动性显著，对美元汇率持续下降。人民币汇率告别以往单边升值的走势，在2014年11月出现7个月来首度月度贬值之后，12月人民币即期汇率再度贬值0.95%，截至201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中间价累计下跌0.36%，人民币即期汇率下跌2.42%，这也是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首次出现的年度贬值。但是人民币对除美国以外的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总体走强，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仍处于世界较高水平。2014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均创历史新高，全年分别升值了6.4%和6.2%，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分别累计升值了40.5%和51%。
存款准备金率方面，为适应我国经济增长“新常态”，自2014年11月22日起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其他各档次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并。此外，2014年9-10月，央行为引导商业银行降低贷款利率，于7月、9月和10月三次下调14天期正回购操作利率共40个基点，并推出新举措，在已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并开展试点的基础上，创设并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部分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和农商银行等投放基础货币，在提供流动性的同时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这些举措有效地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2014年9月末银行间市场3年期、7年期AA级企业债的到期收益率分别为5.78%和6.62%，较上年年末分别下降了1.57和0.84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也有所下降，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股票市场、债务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组成的资本市场体系，形成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券商投行、贷款公司和投资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主题的金融体系，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拥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四家期货交易所（郑州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建立了包括主板、创业板、证券公司代办股份交易系统在内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提供股票（A股、B股、H股）、债券、股指和商品期货、权证、基金、金融衍生品等多种产品的交易业务。
2015年伊始，我国股票市场呈持续上涨走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到证券市场中来。此次新扩投资者队伍的年轻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据中国结算统计，2015年第一季度，新增股票账户同比增长433%，达到795多万户，其中，80后成为主力军，占62%，55岁以上人群也有一定比例，达5.2%；从持股看，90%以上账户持股市值50万元以下。投资者交易活跃，两市交易金额41.1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4%，其中自然人投资者的交易金额占八成以上，换手率达100.7%，同比增长67.2%。
由于债务新品种发行量大增以及部分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受阻，2014年以来我国债务市场增长迅速，债务市场发行总额为12.1万亿元，同比增加33.9%，信用债发行规模首次突破7万亿元，占债券市场总发行额的58.7%，达历史新高，实体经济的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从2002年年末的1.8%扩张到2014年年末的14.7%，信用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02年年末的0.7%上升到2014年年末的24.4%。银行间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类型更为多元化，2014年年末银行间市场各类参与者共计6462家，较2013年年末增加607家，同比增加10.4%，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债较2013年年末均有所下降，非法人机构投资者和其他类型投资者持债占比上升，2014年年末在中央结算公司开立托管账户的境外机构达176家，较2013年年末增加65家，持有债券共计0.54万亿元，较上年年末增长74.19%。此外，由于银行体系间接融资渠道难以满足大量企业在建工程后续融资需求以及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启动，企业债增长迅速，2014年公司信用类债券共发行5.2万亿元，同比增加38.9%，增速较上年扩大34.9个百分点，债券收益率和发债企业的信用状况则呈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2014年年末固定利率债券加权平均发行利率为5.52%，较上年下降148个基点，年末5年期AAA、AA+企业债收益率较2013年分别下降148和141个基点；评级机构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主体级别调低数量大幅增长，2014年共有116家企业主体级别调低，主要分布在金属、非金融与采矿业、石油、天然气与供消费用燃料业、化工、机械、电气设备和房地产这些与固定资产投资有关的上游企业。当前我国债务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公司信用类债务发行量的增长，如何控制发债企业信用风险上升给整个债务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服务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转型。目前我国债务市场受到地方政府和国有承销机构的隐性担保，所以发债企业信用降低导致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不是很大，其主要的负面影响在于大量产能过剩企业由于政府的隐性担保继续获得高评级，占用了大量的信用资源，而符合“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导向，急需资金发展的企业，特别是部分优质民营企业难以从债券市场获得资金支持，扭曲了金融和非金融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对我国经济实现自我更新和升级换代的目标造成了障碍。
金融衍生品市场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将风险分散到金融市场中那些愿意承担的人手中，从而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新常态下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等重大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去杠杆、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性巨额债务、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隐患增加；要素价格波动、内外市场联动等诸多不确定因素集聚共振，风险管理需求十分迫切，防风险将成为“新常态”经济增长时期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内容。2015年3月5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提法首次出现在了本届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引发了市场的极大关注。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4月全国期货市场共有36个交易品种，覆盖了农产品、金属、化工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分布在4家期货交易所里进行交易，分别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但是与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相比，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品种少，金融衍生品市场国际竞争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品种数量少，保险范围小。截至2014年8月，美国金融期货品种已超过100个，巴西、南非、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分别达到70、62、49和45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产品数量也分别为26、20和18个，既有期货还有期权，完整覆盖了股权类、利率类、外汇类等主要资产系列。与之相比，我国目前仅有两个金融期货品种，覆盖面十分狭窄。二是市场规模小，现货覆盖低，功能发挥空间很大。2013年，我国股票市值占全球的6.15%，金融期货交易量仅占全球金融期货期权交易量的1.6%，股指期货持仓规模仅占全球交易所权益衍生品持仓额的2%，我国股指期货持仓规模仅占我国股票总市值的3.5%。我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未来还有很大空间。三是本土金融衍生品市场面竞争力有待提高。金融衍生品市场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目前，新加坡交易所几年前已上市以中国股票为标的的新华富时A50股指期货，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等几个境外交易所也早已推出了人民币期货和期权，给我国在岸市场带来了竞争压力。
目前我国银行体系已经完成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化改革，推进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治理完善和整体上市，提升了国有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逐渐建立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并存，资本负债表状况较为良好的银行体系，建立了央行、银监会等共同协作的银行业监管体系，扩大了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
根据中国银监会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银行业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金融机构境内外合计本外币资产总额为1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87%。商业银行保持了较高的盈利能力，但是盈利增速开始下降，截至2014年年底，商业银行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55万亿元，比2013年增加1369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较2013年下降4.8个百分点，各类商业银行中增长最快的是农村商业银行，其次是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加权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6%，资本充足率高于2013年同期，从资本结构看，一级资本净额与资本净额的比例为81.6%，显示出资本质量较高。在流动性方面，年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46.44%，较第三季度下降2.08个百分点，但是高于2013年同期2.41个百分点，流动性水平充裕。不良贷款余额为842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25%，比2013年上升0.25个百分点，消费金融公司不良资产为3.54亿元，不良率升至1.56%，到目前为止，不良贷款率仍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长呈明显的加速状态。
在国际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的创立是本年度世界银行业界的一件大事，作为由中国提出创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投行主要业务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投行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截至2015年4月13日，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先后同意加入亚投行，目前亚投行扩增至57个成员，涵盖了除美日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其中47个国家已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
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出现年度贬值，结束了长达9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单边升幅。人民币汇率由固定汇率机制转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浮动汇率机制，自2005年起至今已是第10个年头。十年间，我国的外汇市场管制逐步放开，汇率浮动的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得到了世界市场的认同，近年来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较快，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2014年1-12月，银行累计结汇116422亿元（等值18958亿美元），累计售汇108737亿元（等值17700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顺差7686亿元（等值1258亿美元）。2014年1-12月，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203855亿元（等值33190亿美元），累计对外付款201376亿元（等值32785亿美元），累计涉外收付款顺差2479亿元（等值405亿美元）。
在国内方面，民营资本获准进入银行业是我国银行业的一件大事。2014年3月，经中国银监会批准，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运营。首批获准筹建的5家民营银行分别由阿里巴巴、腾讯、百业源等民营资本参与发起并自担风险。纯民资发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国家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标志着金融领域对民营资本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与现有银行不同，首批民营银行初步设定了4种经营模式：“小存小贷”（限定存款上限，设定财富下限）模式、“大存小贷”（存款限定下限，贷款限定上限）模式、“公存公贷”（只对法人不对个人）模式、特定区域（限定业务和区域范围）模式，目标服务当前银行较少涉及的小微企业。这5家试点民营银行在填补现有金融体系对小微企业支持不足的同时，也将会在同行业中带来竞争，发挥“鲶鱼效应”，进一步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这5家民营银行营运之后，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进来，7月25日和9月29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分别正式获准筹建。12月12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获准开业等。
2014年至今，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全面推进，发展稳步进行，产品创新日益增多，市场制度逐步完善。金融市场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称“新国九条”，是我国资本市场新时期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三个方面提出了资本市场进一步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具体包括发展多层次股票市场、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培育私募市场、推进期货市场建设、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扩大资本市场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及营造资本市场良好发展环境。提出要加快建设多渠道、广覆盖、严监管、高效率的股权市场，规范发展债券市场，拓展期货市场，着力优化市场体系结构、运行机制、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实现发行交易方式多样、投融资工具丰富、风险管理功能完备、场内场外和公募私募协调发展。到2020年，基本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定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为保护金融市场中小投资者，增进金融消费者的选择权和话语权，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新规。2月14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将银行服务价格分为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类，实施分类管理。对于银行客户普遍使用、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银行基础服务，纳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范畴，由主管部门根据商业银行服务成本、服务价格对个人或单位的影响程度、市场竞争状况等制定和调整。此外，发改委和银监会还同时公布了《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商业银行为银行客户提供的基础金融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包括部分转账汇款、现金汇款、取现和票据等服务项目，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按《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执行。《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还细化了对银行服务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对突破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规定，未按规定程序制定和调整市场调节价，银行分支机构擅自定价，未按规定进行服务价格信息披露，内部管理不合规等行为，都明确了相关处理的法规依据。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融资需求，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国务院办公厅首次提出了“存款偏离度”这一考核指标，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有效监督。根据9月12日中国银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行月末存款偏离度不得超过3%。对于月末存款偏离度超出监管规定的银行，中国银监会将采取暂停其部分业务或降低其年度监管评级等处罚措施。存款偏离度考核指标的设立，不仅有利于规范银行经营行为，做好银行流动性管理，更重要的是为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冲时点”行为已经对货币政策的外部环境形成干扰，影响宏观决策判断。对存款偏离度进行监管，有助于熨平季末的流动性波动，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由于这一举措在实质上加大了银行存款的成本，这一指标的有效性尚需时间检验。
2014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重启IPO发审会。IPO制度是股票市场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IPO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准入制度已经由审批制变为核准制，定价制度也从行政定价改为询价制。IPO发行可谓一波三折，2012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叫停IPO是我国资本市场历史上第八次IPO暂停，制度改革困难重重。
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2014年1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沪港通交易试点正式启动。沪股通的股票范围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180指数、上证380指数的成分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港股通的股票范围是香港联合交易所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分股和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沪股通批准额度为3000亿元，每日额度上限130亿元。港股通批准额度为2500亿元，每日额度上限105亿元。参与港股通个人投资者资金账户余额应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据港交所统计，11月17日至12月12日，即沪港通开通后的20个交易日，沪股通平均每日成交58.4亿元，平均额度用量为32.9亿元，占每日额度上限130亿元的25.3%。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为7.57亿元，平均每日额度用量为4.77亿元，占每日额度105亿元上限的4.5%。其间沪股通最高单日总成交额为11月17日的121亿元，港股通为12月5日的20.3亿元。沪股通的平均每日成交约为港股通的7倍有余。交易所数据显示，在沪港通推出的前四周内，沪股通及港股通的全日买入成交额均超过卖出成交额，使用额不断提高。沪股通每日的买盘均高于卖盘，每日卖出成交额为3.01亿元，几乎不到买入额度的1/10，境外机构对A股惜售明显。
2015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令第660号，公布了《存款保险条例》。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金融保障制度，它是由多个存款性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存款保险制度在历史上首创于19世纪的美国，为维护银行体系稳定，控制金融风险起到了很大作用，货币主义的领袖人物弗里德曼曾认为“对银行存款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是1933年以来美国货币领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3.2 资本市场监管现状
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宪法》《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为代表的法律监管体系，第二层次是中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为主组成的行政监管体系，第三层次是证券业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以及各证券经营机构的行业自律和自我监管体系。这个系统对于提升我国公司治理的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法律对于专业性较强而需要大量日常事前监管的行业，其影响力是有限的，即法律存在不完备性，因此规制是更有力、更专业和更能做到日常事前或事中监督，然而一个规模庞大的资本市场所需要的监管工作量，仅仅依靠规制是远远不能完成的。行业自律从影响行业准入和声誉的角度影响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工作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作用。这三个层次的监管体系相互补充和监督，为我国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截至2014年年底，资本市场现行法律规章等共计600多件，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为核心，以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为支撑，以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为配套，以交易所、登记公司、行业协会自律规则为补充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2014年，中国证监会对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建设作总体性的规划设计，编制了详细的路线图，并根据规制内容与法律关系的不同性质，全面整合现有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形成八大子体系，分别是融资与并购、市场交易、产品业务、市场与机构主体、对外开放、审慎监管、投资者保护和监管执法。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行政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也具有部分监管、制定法规等职能。中国证监会在规范资本市场运行、构建新兴市场和交易规则、提升治理水平、打击非法交易、保护投资者权益等方面有主要的权责，负责对股票、债券、权证、基金、衍生品等交易的监管和对证券、基金公司等机构的规制。其下设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期货监管（一、二）部、创业板监管部、市场监管部、机构监管部、基金监管部、上市公司监管部、稽查总队、稽查局等部门。中国银监会主要规制银行为主的各类其他金融机构的日常运营、治理、投融资、安全和风险控制等行为，并审核金融机构的并购、业务拓展等行为。中国保监会负责对保险业企业的规制。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机构负责执行利率调整、公开市场业务等关键货币政策，并就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的基本制度、价格参数、经营行为、风险控制与治理等进行指导和建设。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融券业务发展缓慢。为促进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上交所、深交所与2015年4月17日联合发布《关于促进融券业务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支持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融券交易，扩大融券券源，近期将扩大融券交易和转融券交易标的证券至1100只。上述四部门将采取五项措施：一是支持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融券交易，扩大融券券源；二是推出市场化的转融券约定申报方式，便利证券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开展融券业务；三是优化融券卖出交易机制，提高交易效率；四是充分发挥融券业务的市场调节作用，适时扩大融券标的证券范围；五是加强融券业务风险控制，切实防范业务风险。
2015年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并执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该办法取消了公司债发行的保荐制和发审制度，简化了审核流程；将公司债发型范围扩大至所有公司制法人；明确了公司债发行和持续信息披露过程中出具专业意见的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应具备的资格；增加了债券发行的交易场所，将公司债的交易场所延伸至新三板和柜台；为更有力地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强化了信息披露、评级、募集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管要求。
行政审批制度进一步改革，简政放权的改革意图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2015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该决定取消和下放了90项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了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将2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取消和下放18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审批和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将5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上的违法手段越来越复杂隐蔽，而监管方面则面临人员匮乏、执法手段不足的问题。随着金融产品创新步伐加快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混合型、交叉型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借助互联网，违法者可以轻易实施跨市场、跨边境作案，针对这种跨市场、跨边境作案的监管工作存在许多难题。同时当事人反调查的意识越来越强，内幕交易开始向隐名化、集群化、跨界化、多层传递演化，市场操纵出现短线化、多点化、合谋化和跨市场化的趋势。部分案件的社会关系复杂，不仅涉及上市公司、中介机构高管人员，还涉及部分金融机构、党政机关干部。据统计，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案件查实率只有60%—70%。尽管近年来执法队伍不断加强，人员不足、投入不足、缺乏激励的问题还长期存在。受编制、经费等各种限制，中国证监会系统目前专司执法的人员不到600人，不及职工总数的20%。相比之下，美国证监会经过2011年部门重组，执法部门人员达到1236人，占总数的32%。此外，在利用先进科技装备搜索调查违法行为方面，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普遍存在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执行难的问题。
3.3 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我国进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一方面，面对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浪潮，我国资本市场要提高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新常态”时期的经济结构转型，资本市场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促进证券交易机构从会员制向公司制治理结构的转变。为适应金融自由化的浪潮，提高自身竞争力，各个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所纷纷完成了从会员制到公司制的治理结构转变。然而目前我国的证券交易所仍以会员制为主并且保留了极强的行政色彩。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只有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新三板是公司制，并且公司制的股东局限在上交所、深交所等内部机构。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证券交易所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因此推进证券交易所治理结构转变势在必行。
第二，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促进上市公司结构更加合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上市公司行业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共有上市公司接近2600家，其中来自制造业的上市公司超过1600家，来自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非常少，许多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公司选择在海外上市。二是实体经济利润过少，金融类上市公司利润过高，16家国有商业银行贡献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四成多。退市制度对上市公司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职能之一。退市制度的完善将使得上市公司更具代表性，结构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