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时段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时段
本《报告》主要侧重于反映2014年度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与体系建设的新进展。与前三个“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相类似，考虑到食品安全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为了较为系统、全面、深入地描述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变化发展的轨迹，本《报告》在上篇《食品安全：2014年的基本状况》的研究中，以2006年为起点，从主要食用农产品的生产与市场供应、食用农产品安全质量状况与监管体系建设、食品工业生产与市场供应、食品加工制造环节的质量安全、流通环节的食品质量安全与消费行为、进口食品安全性等六个不同的维度，描述了2006—2014年间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发展变化状况并进行了比较分析，且基于监测数据计算了2006—2013年间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所处的区间范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数据收集的局限，在具体章节的研究中有关时间跨度或时间起点稍有不同。而本《报告》在中篇《食品安全：2014年支撑体系的新进展》的研究中，主要聚焦2014年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相关建设与进展情况。
（二）研究方法
本《报告》坚持“学科交叉、特色鲜明、实证研究”的学术理念，努力采用了多学科组合的研究方法，并不断采用最先进的研究工具展开研究。主要是以下五种基本方法。
本《报告》在第一章、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等均通过调查的方法来展开相应的研究。在上述章节的研究上投入了极大的力量，充分体现了本《报告》的实践特色，尤其是第十三章延续了前三个《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的风格，在2014年7—8月间组织专门的调查，再次调查了10个省（区）59个县市的92个行政村的3984个农村居民，并进行比较以动态地分析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满意度等方面的变化。采用调查方法展开研究的章节约占本《报告》全部章节的50%。这些基于现实的调查研究保证了本《报告》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更能够反映社会的关切与民意。
考虑到食品安全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本《报告》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我国食品安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态势。比如，在第二章中基于例行监测和专项数据对2006—2014年间我国蔬菜与水果、畜产品、水产品、茶叶与食用菌等最常用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行了比较；在第四章中基于国家食品质量抽查合格率的相关数据，对近几年来我国生产加工与制造环节的液体乳、小麦粉产品、食用植物油、瓶（桶）装饮用水和葡萄酒等典型的食品质量安全水平进行了分析；在第六章中则就我国进口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了全景式地比较分析。
考虑到本《报告》直接面向不同的读者，面向普通的城乡居民，为兼顾可读性，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开使用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但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与严谨性，在一些章节中仍然采用了必不可少的模型分析法。比如，在第一章中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水稻产后收获的损失现状和影响水稻产后收获损失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与欧美发达国家2%左右的谷物产后收获损失相比较，中国水稻产后收获损失较大，这个结论对如何节约粮食，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价值。第十三章中基于熵权Fuzzy-AHP法对2006—2013年间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再次验证了《中国食品安全发展》前三个报告使用的突变模型的科学性与准确性。第十六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的研究均使用了计量工具。
这是本《报告》采用最先进的研究工具展开研究的最好例证。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多少食品安全事件？最具风险性的食品种类是什么？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在空间区域的分布状况如何？基于全程食品供应链体系，在什么环节最容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科学地研究这些问题，对回答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共治”什么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时代对学者们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报告》研究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发了食品安全事件大数据监测平台Data Base V1.0系统，采用laravel最新的开发框架，使用模型—视图—控制器（Model View Controller, MVC）三层的结构来设计，实现了实时统计、数据导出、数据分析、可视化展现等功能，系统能够自动关联分析根据食品安全事件历史数据生成的预测值，对于偏离较大的异常值发送至智能终端APP实时预警。本《报告》采用大数据挖掘工具，分析了2005—2014年十年间中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关切，为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奠定了科学基础。
运用文献展开研究是本《报告》的最基本的方法。在本《报告》的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尤其在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等章节均采用文献研究与归纳的方法，努力确保本《报告》的研究站在国内外前沿的研究基础之上。特别是第十七章，参考的国外研究文献多达135个，对“顶天立地”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再比如，在第十二章，主要通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基于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数据库，对食品安全科研文献和引文数据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定量分析，探索食品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前沿和新兴前沿，为我国从事食品安全科技领域研究的学者们了解目前食品安全国际前沿研究的热点提供参考。
（三）数据来源
为了全景式、大范围地、尽可能详细地刻画近年来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基本状况，本《报告》运用了大量的不同年份的数据，除调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实际调查外，诸多数据来源于国家层面上的统计数据，或直接由国家层面上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供。但有些数据来源于政府网站上公开的报告或出版物，有些数据则引用于已有的研究文献，也有极少数的数据来源于普通网站，属于事实上的二手资料。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虽然可以保证关键数据和主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但难以保证全部数据的权威性与精确性，研究结论的严谨性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所引用的数据可信性，尤其是一些二手资料数据的真实性。为更加清晰地反映这一问题，便于读者做出客观判断，本《报告》对所引用的所有数据均尽可能地给出了来源。
（四）研究局限
实事求是地讲，与前三个“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相类似，本《报告》的研究也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对此，研究团队有足够的认识。就本《报告》而言，研究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理论分析框架的研究尚不成熟。如何构建政府、社会、企业生产经营者等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格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国家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但由于食品安全本身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国内在此领域实践中探索的有限性与理论研究上的局限性，特别是没有较为成功的实践案例，因此虽然本《报告》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次上进行了研究，但需要学者们共同的验证，需要社会各方共同的实践。与此同时，由于数据的缺失或数据的连续性不足，本《报告》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动态的，深度也不够，特别是在食品安全标准问题上，相关部门或机构没有完整地公开数据，已有两个年度报告没有就此问题展开分析。在遗憾的同时，研究团队更显得无奈，再次呼吁相关政府部门与公共治理机构应该完整地公开应该公开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有些问题在研究中凝练不够，限于人员的不足与调查经费难以报销，基于实际的调查还是深入不够。当然，本《报告》的缺失还可能表现在其他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客观上与研究团队的水平有关，也与食品安全这个研究对象的极端复杂性密切相关。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将努力克服上述问题，以期未来的《报告》更精彩，更能够回答社会关切的热点与重点问题。
（五）努力方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食品安全风险尤为严峻。这为本领域研究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理论框架提供鲜活的实践基础。基于“为人民做学问”已经成为本《报告》研究团队的共识，我们正在思考：应该基于分散化、小规模的食品生产经营方式与风险治理内在要求间的矛盾，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日益显现间的矛盾，从我国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基本背景出发，把握“国际经验”与“本土特质”的基本维度，立足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各个地方与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的基本实践，在目前已初步构建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再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把握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基本规律与全球社会治理的普遍规律性，更自觉地把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并由此作为未来继续深入推进“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研究的关键支撑，力求通过研究提出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中国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现实发展的大局对学术理论研究提出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