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作者在甲骨文与青铜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功绩已毋庸再来饶舌。这里，作者很科学地把这些材料加以处分，从处分中也就有了正确而新颖的发见。这部分批判中最独到的见解，一是对王国维的《殷周礼制论》加以修正，作者认为殷周之际的“礼”是没有什么巨大改变的；二是对井田制的肯定，占去了很大的篇幅，阐明这制度的前因后果，始末根由。

作者所谓殷周间的“礼”无大改变，大约指的是殷周二代同为奴隶制度。在反驳王国维的理论里也没有说出很具体的例证。假如把“礼”解作“文化”，我不知道王国维的原意如何，即以殷之甲骨文与周之金文两者之关系而论，其变嬗之迹，虽说大体相近，但周代是否仍有甲骨文存在，到今日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又如殷的兄终弟及制，与周代的父子承袭制，其情势也不尽相侔。而殷尚鬼的礼俗到周朝已大为减色。这些事实，鄙意也未尝不可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那么，“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损益处也不尽如作者所想象的简单吧？

对井田制度的阐释，确如佩弦先生所说，是充分地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对井田之所以必有及其所以破坏的道理，作者说得头头是道，论证精确。用以说明奴隶制之详情，也能充分得到科学化的证明。尽管实施井田的痕迹在今日已难断定（详见范文澜等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但这由来已久的记载，到今天才算找到了归根结穴。范与郭两家的是非我不敢谈（不知为不知），至少这个学说是精到而健全的。如果要我投票表决的话，我宁愿站在郭先生这一边。

不过在证明井田制的过程中，作者对《周礼·考工记》的估计，我却嫌他稍为武断。作者“断定”《考工记》确为春秋时书，且为齐之官书，而谓《孟子》的“井田”说是本自《考工记》。他说：

《考工记》毫无疑问是先秦古书。且看那开首的“叙记”里说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尚梓，周人上舆”，可知时已不属西周，而书亦非周人所作。又说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郑宋鲁吴越等国入战国以后都先后灭亡，其技艺亦早已“迁乎其地”，可知这所说的还是春秋时代的情形。又说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或“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哿，吴越之金锡”，作者之国别连燕秦荆楚妢胡都是除外了的。当时重要的国家所没有提到的只是齐和晋。“妢胡”，旧注以为“胡子之国在楚旁”，这样的小国不应有被举的资格。我疑妢即是汾，指晋国，胡仍是“胡无弓车”之胡。如此则只剩下齐国一国了。再看书中所用的度量衡多是齐制，……如“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即所谓“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左传》昭公四年）。据此我们尽可以断定，《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页二四至二五）

妢国之为晋国，这个弯子拐得未免太硬，而且也太远。《考工记》中多齐制，然亦不尽齐制，故谓是齐之官书也只能假定而言之。粤、燕、胡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春秋时似不如战国时更与华夏接近。且郑宋鲁吴越这些国名及其器用，也不见得必由当时人记载。何以能断定其必出《孟子》之前而为之强分先后呢？“尽可以断定”云云似乎冒失了一点。

末两节谈工商业的分化与奴隶之解放，都能言之成理，眼光极犀利，见解也很得当。对于士的范畴与定义，说得都很好。承认老聃在孔子先（因为先秦诸子皆不否认此说），而谓《老子》书为晚出，其说尤为可取。但说“窃比于我老彭”之老彭即老聃，则终嫌臆测（郭先生书中未举证明，据陈元德《中国古代哲学史》谓“彭”、“聃”二字古音可通假似无根据，不足以说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