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对外投资形势

一、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正加速重构

国际贸易与投资秩序是国际经济秩序最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进入了一个规则加速重构的新时代。目前，国际双边、多边投资协定数量已达3271个，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围绕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以及规则内容的博弈愈演愈烈。以自由贸易区、自贸协定、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等为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一体化机制与安排将部分替代全球规则；以资本市场开放、服务业开放、金融自由化为代表的各经济领域规则不断呈现一体化趋势。

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加速重构对中国对外投资与发展的影响包括：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投资规则从重视投资保护转向推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印度、越南、泰国、缅甸、印尼等周边国家纷纷出台扩大开放、鼓励外资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这将为中国对外投资与发展带来机遇。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权的博弈将长期持续，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及由新兴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双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短期内将并存，发达国家推行的部分高标准、高规格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忽视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发展阶段⁽⁷⁾，中国对外投资与发展应另辟蹊径、积极作为，在新的国际经济机构与机制⁽⁸⁾中通过“增量改革”获得具有区域或全球影响的规则制定权，实行有差别、渐进式的开放与自由化，增强我国在世界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

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重构经济格局

全球在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后，近年来，全球制造业加快步入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选择美国”，欧洲推出“未来工厂计划”，德国力推“工业4.0”，日本实施“重振战略制造业”。再工业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复苏经济、重构竞争格局的重要战略途径。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重构经济格局对中国对外投资与发展的影响包括：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以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巩固其在高端制造服务业上的已有优势，形成覆盖研发、制造、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这将对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形成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我国制造业大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将中国的优质产能和装备、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实现三方共赢，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三、全球能源资源供求格局深刻变化

目前，世界能源资源的供需格局正出现新的趋势和特点。受能源资源禀赋、生产成本和开采技术等因素影响，能源资源的产量格局严重不均衡，全球能源资源，尤其是战略性能源资源的争夺将演变为常态化。同时，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新技术与新能源的不断涌现、美国“能源独立”等因素影响，能源资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将趋势性下降，尤其是初级矿产资源以及基础大宗商品的需求将明显趋于减少。此外，能源资源消费重心正“由西向东”转移，新兴大国能源资源需求增长较快，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构成的亚太月牙形地带将成为对世界能源资源市场和地缘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需求中东”地带。

全球能源资源供求格局深刻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与发展的影响包括：一方面，新兴大国能源资源需求的快速增加将带来可观的贸易规模，为我国资源与能源类企业通过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国际能源与资源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同时提高我国的能源资源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全球能源资源的争夺将长期持续，价格波动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地缘政治导致的供给中断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我国资源能源类企业对外投资与发展形成了挑战。

四、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正愈演愈烈

自20世纪50年代始，全球范围内已完成三次产业转移浪潮，平均20年就完成一次大型的产业转移。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承接全球第三轮产业转移，率先构建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平台，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已发展成为重要的世界级制造业中心。目前，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普遍上涨，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要转出地的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拉开了序幕。

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对中国对外投资与发展的影响包括：一方面，东南亚、非洲正成为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的海外主要承接地，这为我国企业对外投与发展的区域布局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国际产业转移与产能合作，有助于国内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转移实现企业转型发展，并在国内形成集结算、信息、控制于一体的总部经济。

五、全球流动性收紧致金融动荡增大

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失衡成为世界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催化剂，并造成了投资过快增长、资产泡沫积聚、资本流动冲击等风险。金融危机后，出于救助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降低融资成本和稀释外债成本等多重目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2014年美国开始终止量化宽松，加之私人部门提供流动性不足及美联储加息预期，流动性紧缩成为全球货币新常态。

全球流动性收紧致金融动荡增大对中国对外投资与发展的影响包括：一方面，全球经济失衡再平衡过程所带来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逐步加大，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正式启动，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资本向美国回流，加之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过度流入与投资风险溢价低估，我国对外投资将面临金融动荡，境外投资汇率风险犹存。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国内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确立我国在人民币结算、清算、金融市场和海外融资领域的领先地位提供了良好条件，为中国对外投资与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

六、对外投资成为经济全球化必然产物

曾几何时，中国还是一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外汇短缺的贫穷国家，但如今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昂首挺胸地站在了世界舞台上。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实现了“出超元年”的历史性突破，对外直接投资（OFDI）首次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IFDI），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由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匹配中国经济体量的必要条件，是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保障，是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产业机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1．资本输出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国际经验表明，衡量一国经济影响力最重要的指标不是向全球输出多少产品，而是向全球输出多少资本，并通过这些资本深刻影响全球的经济规则和贸易格局。

从历史发展来看，美、日、英等国家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特征都是对外经济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过渡到以资本输出为主。19世纪下半叶，英国出于国家战略和解决国内资金过剩的需求开始大规模输出资本，通过直接投资和贷款控制他国铁路、矿权和财税权，继而通过金融资本迅速实现全球扩张，强化了其世界大国地位。“二战”之后，美国为配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德国，开展大规模的资本和技术输出。同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最终确立了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二战”之后的日本，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换回了大量的外汇，贸易顺差连年扩大。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实施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日本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快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日本资本输出进入了急速扩张时期。1972年日本资本输出净流量为50亿美元，到1984年达到569.18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近10倍。

2．资本输出是匹配中国经济体量的必要条件

从经济体量来看，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若要发挥经济大国的影响力，资本输出是必然的选择。虽然中国目前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对外投资净值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尚不对称。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GDP的比重为1.12%，而美国、日本、德国为1.93%、2.47%、2.91%，2012年世界对外投资流量占GDP的比重为2.49%，均远高于中国。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在2013年所吸收和输出的直接投资占总固定资产形成的比例均低于3%，而全球平均为8%，发展中国家平均为9%和5%，东南亚也在5%左右。从体量上和中国经济可比的美国来看，即便美国历史上积累了大量的直接投资存量，但2013年其吸收和输出的直接投资比例也占其固定资产形成比例的6%和10%。因此，从经济体量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对外投资还有巨大的潜力。

3．资本输出是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重要举措

从对外贸易来看，毋庸置疑，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早在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虽然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还远远称不上是贸易强国。贸易强国必然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个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优势明显的国家，一个直接投资规模较大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产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易耗型和中低端技术制造品为主，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附加价值低，主要依赖数量和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而且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且对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形成了连续的贸易顺差现象。因此，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距离世界贸易强国的地位还有很大的距离。由输出商品转向输出资本，标志着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迈出了重要一步。

4．资本输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保障

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看，资本对外输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尖兵，是一种货币制度国际化安排不可缺少的步骤。作为国家财富的表征以及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符号代表，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直接关乎其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大储备货币，给美国带来了诸多好处，它让美国不用担心汇率波动对商品和资金流通的干扰，而且可以通过开动印钞机换来实实在在的商品。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就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是中国的既定战略。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元依托全球货币汇率制度安排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欧元通过区域一体化让渡货币主权形成区域共同体单一货币；日元则通过外汇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等一系列自由化成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有很多，但是距离目标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资本输出则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尖兵利器。当境外的人民币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被广泛用作储备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加速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对外投资的汇率风险将进一步降低。随着产业和资本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国门，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加速前行的步伐。人民币将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主要结算货币。中国金融数据统计报告显示，2014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6.55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1.05万亿元，而2009年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仅为35.8亿元。

5．资本输出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

新时期，“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远；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路线方针来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点，而资金互通是基础设施互通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成为中国资本输出的战略载体。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地区的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方面具有强烈的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至2020年间，亚洲各经济体的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000亿美元，融资缺口巨大。我国有外汇储备、设备和技术的优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的主要任务都是为了基础设施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将成为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重要抓手。

此外，依托“一带一路”实施资本输出，对于化解过剩产能，实现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借助“一带一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来实现产能转移，既能化解国内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过剩产能，又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投入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可以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动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中国为雁首的“新雁行模式”。

6．资本输出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根据产业成熟度、产业可转移度以及产业关联度等选择标准，可以把国内适合和需要走出去的产业分为三类，即长线型产业、短线型产业、优势型产业。

对于产能富余或过剩的长线型产业（如纺织、轻工、机械、电子、原料药、建材、电信设备、建筑等），需要通过对外投资向海外转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或实现国外生产国外销售，防范和规避国外近年来对中国出口商品实行的频繁的限制措施。

对于生产量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的短线型产业，如资源和能源产业（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铝矿、有色金属等），需要延长与克服短腿，加大海外投资力度，控制和开采海外资源，作为除购买海外资源以外的第二条国外资源补给途径，满足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而导致的不断扩大的需求。

对于优势型产业，这类产业以劳动密集型或劳动与资本密集结合型产业为主（如化工、石化、石油、钢铁、电信设备、船舶制造等），技术与管理比较成熟，相对于东道国已有比较优势，借助海外投资拓展市场，建立海外生产经营网络，既可以延伸、利用和巩固已有优势，又可以培育和增强新的优势。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以实现国内外产业布局的协调，实现国内外产业的互补、互动和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