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于《资本论》的劳资关系建设路径

（一）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进行改良，多数国家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增强了政府调控的力度，由此可见，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离不开政府的力量^［19］。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控。

首先，政府应该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由社会转型而引发的劳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私营经济部分的劳动关系亟待缓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接受公有制经济的入股，也可以吸纳非公有制经济投资，通过多元出资来发挥各种资本的优势，通过建立均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来实现资源配置和竞争环境的公平，以国有经济的内在性质和控制力改善私营经济的雇佣关系，从而对整个私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进行调整。因此，从宏观层面，我们应该积极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明确各个行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股权占比，帮扶混合所有制企业提高治理效率^［20］。

其次，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法律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企业行为的有力保障，政府应该增加制度供给，把帮扶弱势劳动人民上升为国家意志，利用有效的法制和政策举措来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21］，维护个体劳动合同关系，矫正现阶段已经出现的劳动关系失衡的境况，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与资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权益，包括制定并完善《集体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等法律，尤其应该加快工资立法。当前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落实，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难以体现，这些问题仅靠市场机制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政府应该全面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让劳动者能够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如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方式，为劳动者减轻税负，或者通过适当减轻企业未分配利润的税收，来支持企业提高员工工资和福利水平。

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执法力度，严格执法。虽然中国已经颁布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但每年仍有很多由劳动报酬引发的争议案件，所以政府在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和制度供给的同时，还应该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大法律监管和执法力度，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对监管和执法的阻碍，简化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让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二）推进企业内部机制改善

对于劳动关系的调节，政府和法律对企业的约束仅仅是外部力量作用，与此相比，从企业内部出发、对企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改善、调动企业内部力量、自发调节劳动关系，就显得更为有效。

首先，企业可以通过对企业内部薪资结构和晋升方式的调整和改革来调节劳动关系，缓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22］。关于劳动报酬和剩余价值分配的问题，始终是缓解劳资冲突的关键一环，政府的减税、再分配等措施都没有触及利润分配的根源，只有从企业内部薪资结构的改革出发，才能从根源上推动按劳分配原则的落实。企业可以采取所有权或决策权等模式的激励机制，如股票分类投票权制度、员工持股计划等，这些机制不仅能有效激励员工，更让员工成为占有公司生产资料的主人，让员工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给自己工作，有效避免了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问题。同时，应注意到当代劳动者在就业中已经不仅只考虑薪资水平，他们更多地还会考虑自己的个人发展和晋升空间，所以企业内部建立公平公正的晋升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应该提高工会组织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强化企业内部工会组织的力量，避免工会组织流于形式。中国的工会组织，不仅代表了工人的权益，而且还起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作用^［23］。有研究表明，员工进行劳动关系评价时，对成立工会的企业评价显著高于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且对工会服务越好，员工劳动关系评价越高^［24］。但是，中国很多企业的工会组织都受到企业主操控，选举的职工代表往往不能代表工人利益，没有充分发挥出工会在调节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当产生劳动冲突时，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存在，单个劳动者有限的力量将无法制衡资方，难以为自己争取到合理权益，容易被迫采取极端、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反抗，最终造成悲剧。而如果企业中存在有效的民主协商机制，工人就可以借助群体的力量优势与企业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谈判，使得劳动纠纷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得以恰当处理，避免矛盾的激化和悲剧的发生。因此，应该加强对企业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保证企业能够建立有效的工会组织，增强工会在调节劳动关系中的力量和作用^［25］。建立有效工会组织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工会组织的独立性，保证工人代表选举的公平性和公正性，避免其受到雇主的威胁利诱，这样，工会组织才能够充分代表劳动者的权益，约束资方的压迫行为，切实起到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

（三）全社会范围的“劳动力再生产”

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国务院于2017年7月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把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有利于逐步实现劳动力控制人工智能技术，从而支配、指挥资本发挥作用。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但是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力却供不应求，国家已经从人力资本的初等教育抓起，来改善人力资本的结构失衡，而那些当前依然从事传统行业的普通工人如果不跟上时代的脚步，不及时转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就会面临被时代淘汰而永久失业的危险。因此，通过对劳动者再培训、提高劳动力技能，从而提高劳动者的话语权和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提高传统行业劳动者的素质，不仅能让劳动者免受行业颠覆所致的失业威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且能为劳动者赢得真正的社会尊重，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帮助劳动者成为时代变迁中的强者来提高其谈判力，远比把劳动者当作弱势群体，给予同情帮助而为其赋予一定的话语权，更能有效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和国家主人翁意识。因此，政府应该提前对从事可替代性强、重复率高的工作的劳动力进行培训，尤其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相关技能的再培训。具体来说，需要创新性、规划能力、思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类型的工作短期内难以被人工智能替代，同时，这些也是高素质劳动力所必备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劳动者自发学习和提高自身素质，还是政府对劳动者进行再培训，都应该从这些技能出发。除此之外，禀赋较低的劳动者在提高自身技能素质的同时，还可以逐步向服务业、非贸易部门转移，这些部门中很多难以被机器程序化的工作依然是低技能的工作^［26］。

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仅仅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雇主入手，强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主对劳动关系的处理受到全社会和全行业的监督和制约，只有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才能获得全社会更大范围的信赖与认可，才能激发劳动者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归属感，并提高自身劳动效率，企业也才能由此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应该尽可能多地承担对劳动者权益的社会责任^［27］。只有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人的综合素质共同提高，才能在新时代建立长久可持续的和谐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