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风流少帅
马车上出生，战火里成长，少年时代的张学良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更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薰陶。18岁入伍带兵，19岁打仗立功，26岁即成为拥兵东北、威震天下、并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举足轻重的风流少帅！
少年张学良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东北奉天（今辽宁省）海成县人，早年四处流浪，与赌徒、流氓、土匪为伍，后来投军入伍，并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深入敌后剌探情报，多次立功，21岁时晋升为戈什，并与地主赵占元的女儿结为秦晋，生女首芳。之后他退伍做兽医，后来上山当土匪，不久即成为拥有一百多号人马的绿林大盗。
1901年2月18日，正值阴历的大年三十，辽西马匪金寿山在沙俄操纵下率众偷袭，张作霖猝不及防，拖妻带女仓皇出逃，东躲西藏。颠沛流离中，其妻赵氏于1901年6月4日在马车上产下一个男婴。张作霖喜得贵子，又加之局势陡转，他不仅转败为胜，还将人马扩充至二百多号，故而一时高兴，为儿子起乳名“双喜”，后改称“小六子”。
这个名叫“双喜”的婴儿就是数十年后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张学良！
此后的十几年里时局突变，张作霖在日、俄、清王朝及民国诸势力中左右逢源，纵横驰骋，到张学良18岁时，其父已成为拥有重兵、割据东北三省并将触角伸向关内的奉系军阀头子。
张作霖飞黄腾达之时，也正是张学良茁壮成长之日。张作霖是个文盲，并为此吃过不少苦头。随着他个人野心的不断膨胀和权力的迅速扩大，他更感到了无知的可悲和文化知识的重要，因而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尤其是对长子张学良，他一心想将其培养成为知书达礼、具有远见卓识的文武全才，以便将来好继承大业，成就他一统中国的宏大志向。
为使张学良成龙，张作霖谆谆教育他“不要当败家子儿！”，并让他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严父努力督促，孝子聪明好学，历年之后，张学良不仅诗词文章样样在行，而且在琴棋书画方面也有相当深的造诣。张作霖见儿子日渐长进，甚为高兴，特将他送进奉天督军署学习古典文学和英文，自此，张学良又受到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并结交了一大批外国友人和爱国志士，爱国思想开始萌生。
少年时代的张学良在性格、志向上与其父大相径庭。张学霖时时处处以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和日本裕仁天皇为榜样，一心想步他们的后尘，成就其一统全国、称王为帝的雄心壮志。张学良却自小就崇尚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一心想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当他看到偌大一个中国一片战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时，恻隐之心便油然而生，于是断然决定出国学医制药，救百姓于疾病困苦之中。他天真地认为，中国只有摆脱疾病困苦才能达到全民富强，只有全民富强才能外御列寇。但张作霖却不让他学医，无奈之中，张学良只好屈从父愿，转学军事，并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
厉兵图治
张作霖虽为一介武夫，但对知识却极为看重。他在教育好子女的同时，对自己的亲信军官也要求颇严。1919年3月，他决定恢复停办多年的东三省讲武堂，选拔一批有志青年和亲信入校学习，并聘请国内和日本较有名气的军校毕业生及军事专家教习战略战术。张学良也于此时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四个月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该校。
在校期间，张学良从不以大帅之子自居，处处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加之他聪明好学，抱负远大，因而深得同学和教官的敬佩和好评，并和战术教官郭松龄结成莫逆之交。四个月的学习虽然短暂，但对张学良的影响却极为远大，因为他不仅在这里得到了搏杀疆埸的真才实学，更结识了一大批有志之士，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他所统帅的东北军的骨干。
由于张作霖的关系，张学良毕业后即被授予陆军炮兵少校军衔，担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同年12月，改任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二步兵团团长，翌年升至卫队旅上校旅长。
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大多为旧军队改编而来，更有许多人原为绿林草寇，打家劫舍在行，带兵打仗则一窍不通。张学良深知，要想在战争中赢得主动，靠这样的老式军队是行不通的。这样的部队，不改组，就不会出战斗力。而改组部队，单靠他一人之力是不行的。再说，当时他年仅19岁，无论是经验还是理论水平都不足以达到改组旧军队的目的，于是他竭力推荐郭松龄作他的旅参谋长。
郭松龄字茂宸，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于1917年投奔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投靠张作霖，被聘为讲武堂战术教官。张学良在学习期间即对郭松龄的人格要品和军事才华极其钦佩，视其为良师益友。郭松龄也看重张学良，一心想通过这位胸怀大志、卓有才识的少年公子实现他夺取兵权、改革东北、抵御外侮的民主主义思想。
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郭松龄放手改组卫队旅，重用知识分子，整顿军容军纪，组织官兵学习战略战术。不到一年，卫队旅面貌焕然一新，并在黑龙江剿匪中初露锋芒，一举肃清土匪，收复佳木斯，威震东北三省。张作霖大喜，不久即晋升张学良和郭松龄为少将，统辖三、八两旅。张、郭二人便又在三八两旅内深化改革，厉兵图治。
三、八两旅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培养军官，用贤任能；2.裁汰兵痞，严肃军纪；3.军需独立，严防贪污；4.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中国近代外祸史”列为官兵必修课。这次改革是东北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开始，也是张学良与东北军建立血肉关系的开始。
1922年3月，奉直两派军阀矛盾激化，张作霖率兵入关，吴佩孚起而抗击，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把东北军分为东、西、中三路，张学良率三、四、八旅共四万余众组成东路军在北京附近的信安、唐家铺一带与直军激战。
张学良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战争开始后不久，直军骑兵突袭东路军司令部，张学良率不足200人的卫队和机关人员仓促应战，情况万分危急。张学良看到部分一片混乱，当即跳到司令部的屋顶上大喊道：“宁死于此，决不后退！”并泰然自若地指挥战斗。主帅如此，在埸官兵更是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一举将数倍于己的敌骑兵击溃。
5月3日，张学良部设伏于唐家铺大胜直军，连克胜芳、崔庄两地，直军纷纷溃散。战斗中，张学良效仿三国时庞德战关公时的舍命精神，让部下为他准备一副棺材，司令部移到哪里，棺材就抬到哪里。有时他还亲临火线，和将士们共守阵地，士兵们无不感激涕零，自动靠拢过来组成一道人墙保护主帅，其情景非常感人，真可谓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张学良每念及此，总是泪眼模糊。
然而，不管张学良部多么浴血奋战，未加整改的奉军其他各部却一触即溃，尤其在西线失利后更是溃不成军。直军乘胜追击，但在张学良三、八旅的顽强抗击下只得退守关内，两军议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利使张作霖看到新法治军的必要，回来后即组建东北陆军整理处，后称整训处，由张学良任参谋长统理整训事务。张学良在郭松龄等人的通力协助下以三、八旅的改组方式大胆改革，选贤任能，培育英才，使东北军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张学良又在父亲的支持下积极筹办兵工厂和航空处，从西方购回120余架飞机，组建拥有五个飞行大队的东北军空军，张学良自任司令。东北军经过张学良的一系列改革后面貌一新，战斗力空前提高。两年后直奉间再度开战，张学良和其他将领即率此精锐之师直捣吴佩孚，吴走投无路，乘军舰从海上南窜。
师徒反目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基本控制了由他和冯玉祥等扶植起来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1925年3月，张作霖取消奉军混合旅编制，任命张学良为京榆（北京—山海关）驻军司令和第三军团长，统辖京津防务，军衔升至中将。这一年张学良年仅24岁，人们从张作霖的“大帅”想到其子，便自然而然地称他为少帅，自此，张家“少帅”美名即传扬于世。张学良大权在握，自然不敢忘记推荐其师郭松龄，张作霖便任命他为京榆副司令，协助他驻防京津。
在张氏父子控制北京、觊觎全国之时，他们万没有料到后院竟会失火，纵火者竟然是少帅的良师益友、也是奉军中军功最大的郭松龄。
郭松龄是位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军人，一心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坚决反对在列强支持下的军阀混战，因而深得张学良的敬服和厚爱。随着在军中地位的上升，他越来越不满意张作霖的许多做法，并与张作霖的亲信之一杨宇霆之间矛盾日增。杨宇霆是奉军总参议，热衷于军阀混战，张作霖对其极为宠信，他也自持功高，飞扬拔扈，看到张学良如此重用郭松龄，便对郭百般嫉恨，处处压制，并进言使郭失去安徽督军一职。对此，郭松龄耿耿于怀，视其为奉系奸雄，决心早日除之以改变东北乃至全国的混战局面。
郭松龄原本胸怀大志，投靠张作霖、培养张学良只不过是他实现自己宏大政治抱负的两着棋而已。张学良对杨宇霆也心怀不满，因而在郭与杨的争斗中始终站在郭松龄一边，并将奉系中最精锐部队交给他指挥。郭见兵权在握，时机成熟，便积极筹划反奉，以“除群小”，拥立张学良，进而通过他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作霖控制北洋政府之后即开始排挤冯玉祥，冯便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联合起来反奉。奉军在江、浙失利，损失三个师。张作霖见状即令张学良和郭松龄部迅速进攻驻在京、察、绥一带的冯玉祥。郭松龄因有反意，率重兵出山海关后便迟迟不肯动手。张学良前去催促，郭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决不再参与内战，决不再把枪口对准国民军，决不再替大帅和杨宇霆卖命。他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我要推你继任东北首脑，改革三省局面。”
张学良虽视郭松龄为亲朋好友，也赞成他停止内战、改革东北的政治主张，但要他大义灭亲，这是万万做不出的。他百般劝说无效后便乘车返回奉天，1925年11月25日，郭松龄在冯玉祥等的支持下于滦州起七万东北精兵，通电反奉。
张学良返回奉天后，张作霖恼羞成怒，竟要将他处以极刑以责其包庇、纵容郭松龄之罪。后因众将苦苦求情，张作霖这才同意让他戴罪立功，率兵剿杀郭松龄。张学良苦于无奈，只好于战埸上与恩师兵戎相见。
此时的张学良极端痛苦。试想，一边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恩师和好友，也是一生中除了父帅外他最佩服也最信任的人，另一边是他的亲生父亲，两人争斗，而他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一个！为此，他辗转反侧，难以成寐。杨宇霆见他痛苦不堪的样子，便心怀叵测地为他送来一杆烟枪，教唆他抽食鸦片。自此，张学良染上了毒瘾。
郭松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张作相部防线，占领连山。张作霖惊慌失措，准备逃跑。杨宇霆为了镇压郭松龄，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答应日方增筑铁路、获得商租权为条件，乞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日本人原想以郭松龄取代张作霖以在东北获得更大利益，遭郭严辞拒绝后不得不再去扶植一向不听话的张作霖，双方缔结“日张密约”。日本人出面干涉，发布声明说南满铁路20公里以内不得有战事，致使郭松龄部未能及时沿铁路直取奉天。
张学良见郭松龄部锐不可挡，被迫下令炸毁锦州大桥，并站在前线向郭部喊话，呼吁不要同室操戈，互相残杀。同时，张学良沿巨流河一线布置七万重兵与恩师决以死战。
说来也是命中注定，早在讲武堂时，郭松龄曾带着张学良等在巨流河一带演习攻防，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两人都很熟悉，没想到数年之后师徒二人竟在这里作你死我活的搏杀！
郭松龄一向说一不二，勇往直前，张学良深知为师的脾气，因而将重兵尽数布置在正面战埸，严阵以待郭松龄的来犯。郭松龄果然没有将小徒放在眼里，于11月21日率精锐抵达巨流河正面防线，22日晚下总攻击令。
然而，使郭松龄所始料不及的是，他部队中的军官大多都是张学良亲自从讲武堂或教导队里选拔出来的，对张学良一片赤诚，加之东北军从根本上讲是一支封建部队，受家长一样的张作霖教育多年，从一而终思想根深蒂固，只是出于感恩（多数人是郭培养出来的）或慑于他的威严而跟着他走，而今一见张学良和他的部队，便不肯真打。因而在流沙河前线便出现了这样一幅少有的画面：炮弹不爆炸，子弹满天飞，双方近二十万人表面上打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只伤亡一千多人。郭军攻击稍一受挫，郭部参谋长邹作华即下令停止进攻，从而导致郭军全线溃散。郭松龄见势不妙，携夫人及卫队南逃。邹作华见状，即电告张学良说：“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郭松龄夫妇逃至新民县老达房时被张学良的部下查获。
张学良一听说郭松龄夫妇被查获，即命副官刘鸣九电告卫队团团长高占山即刻将郭夫妇押至兴隆店他的司令部。原来张学良仍然敬佩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华，想暗中将他放掉，等事情平息后再度起用他。然而，电文发出后没过多久，高占山即来电说已奉大帅令将郭松龄夫妇处死。张学良甚感惋惜，后经了解得知，原来是杨宇霆矫称大帅令让高占山将郭夫妇处死的。自此，张学良暗恨杨宇霆，并终于在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不久就寻衅将他处死。
拥兵东北
战败郭松龄后，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威望大增，他也乘机大权独揽。自此，东北军除了张学良之外已没有第二人能够驾驭。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东北军这才群龙无首，逐渐为蒋介石所分化瓦解。
张作霖在剿灭郭松龄之后，即在日、英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926年1月联合吴佩孚、阎锡山等组织安国军，自任安国军总司令，组织力量进攻革命军。张作霖亲命张学良率兵再次杀入关内，进攻冯玉祥部，以泄冯助郭松龄反叛之恨。冯玉祥战败后退至南口，并通电下野，北洋政府被张作霖重新控制，张学良也因战功显赫而被晋升为陆军上将。
1927年2月，以奉军为首的北洋军阀武装与北伐军决战中原，奉军失利，张学良开始谋求与蒋介石和谈，但遭到张作霖等北洋军政要人的反对。1928年初，蒋介石组织第二次北伐，沿津浦铁路北进，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部也誓师再起，以奉军为首的北洋军阀武装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挨打局面。不久，东线奉军失利，京津危急，西线直鲁联军也节节败退，张学良深感此仗再打下去，内伤国力，外利列强，便建议张作霖退兵关外，以“防止日本有所异动”。
张学良的建议正中其父张作霖的下怀。原来张作霖与日本人的关系也远没有郭松龄反叛时那么密切，尤其在修筑铁路问题上，双方矛盾日趋尖锐。日本自和张作霖签订“日张协约”后，张作霖一直借故不肯兑现，引起日方不满。如今张作霖兵败，想要退守关外，日本便想趁机要挟他兑现诺言，获得吉会等七条铁路的修筑权，把势力伸进北满，同时扩大铁路用地。但张作霖只签署两条铁路的修筑承包合同，对日方的其他要求均置之不理，并与以驻华公使芳泽为首的日方代表发生面对面的激烈冲突。芳泽诱惑说：“如果答应要求，日方可以阻止北伐军北渡黄河。”对此，张作霖断然拒绝，正然答道：“我们家中事，不劳邻居费心。”芳泽见说，便威胁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打不过我们还可以退往关外，”张作霖微微一笑。“恐怕未必吧，”芳泽阴险地进一步威胁。“哈哈哈哈，关外是我们的家，我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行与不行！”张作霖断然回答，之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撤兵。
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告别北京，乘专列前往奉天。张学良留守北京，安排奉军撤出关外等善后事宜。
当天晚上，当张学良从天津处得知父帅的专列已于午夜离开天津朝山海关、锦州方向驶去时，不仅吁了一口长气。在他看来，一出山海关就是他张氏父子的天下，父帅的安全问题总算有了保障。然而他万没有料到的是，翌日（6月4日）清晨，奉天突然发来密电，大帅专列在皇姑屯车站被炸，大帅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张学良闻此噩耗大吃一惊。当时他正在邯郸临洛关车站的军列上指挥作战，安排布防及安全撤退等事宜。但稍过片刻，他即清醒过来，力持镇静，神态自若地安排完一切，返回北京。
6月4日也恰恰是张学良的生日，许多人忙着为他祝寿。张学良将消息秘而不宣，表面上“神色依然如故，只是不像平日爱讲笑话而已。”实际上他已暗中安排好回奉天的一切布署，并于当日晚悄无声息地离开北京。
因为不知道父亲已经不治亡故，张学良和杨宇霆乘坐的专列在天津停留十余天，继续部署撤军。6月17日，张学良将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叫到列车指挥部，要他率本营官兵护送他回奉天。为躲过日军盘查，张学良化装成伙夫模样，佩带士兵“王德胜”符号，在一些亲信的护卫下登上卫队专列。列车一路上三次遇到日本宪兵的盘查，都因张学良事先考虑周密而一一化解。列车到达奉天时只有黄显声一人迎接。张学良见无异常，便与黄等数人避开车站正门，横穿铁道线坐进暗中等候的专车里。为安全起见，专车仍然没有直驶大帅府，而是开至司机伊雅格家中，直到午夜后才抵达帅府。
当张学良得知父帅已于半月前离世时犹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他联想到大帅出事那天他曾请人占过一卦，乩语是“大帅归矣”，他只以为回归奉天，没有想到竟是回归西天。再联想6月4日这一天正是自己的生日，不仅大恸失声。自此，张学良不再庆贺自己的生日，而把生日改为6月1日，因为这一天也是夫人于凤至的生日。
在张学良回府前，军署参谋长臧式毅等对张作霖之死密而不发，还到处扬言大帅的伤情正在好转，日本人因而没有敢轻举妄动。张学良回来后仍让暂时保密，同时急令部队迅速撤回奉天，以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确保一旦发丧他可以控制整个局势。6月19日，也就是他回到帅府的第三天，张学良正式宣誓就任奉天督办，同时兼任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
6月21日，张学良见一切准备就绪，这才向外界公布其父的死讯，但把归天日期改为6月21日以迷惑日本人。
张学良虽然大权独揽，但并没有高枕无忧，因为在东北，除了张作霖外最具声望的还有吉林省督办、德高望重的张作相和老奸巨滑并由日本人撑腰的杨宇霆。张学良以退为进，谦恭地请张作相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要职。张作相感动至极，再三推辞，发誓要像拥护大帅那样坚决拥护并辅助少帅。杨宇霆见众望所归，也通电东北三省，表示要以大局为重，拥立“汉（汉卿）帅”。7月2日，三省一致决议，推举张学良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4日，年仅26岁的张学良宣誓就职。自此，一埸由日本人蓄意发动的、以夺取东北三省为惟一目的的挑衅事件在张学良等人的精心防备下终于流产，东北开始进入少帅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