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揭开中国上市公司的神秘面纱
谢登科的财经记者生涯，要从其标志性的代表作“郑百文事件”报道说起。
郑百文，全称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郑州市百货文化用品公司，1989年在合并郑州市百货公司和郑州市钟表文化用品公司的基础上，并在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基础上成立郑州市百货文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6月增资扩股后更名为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4月，经证监会批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郑州市第一家上市企业。1997年的年报显示其主营规模和资产收益率在沪深两市的所有商业公司中均名列第一。
1998年、1999年郑百文每股分别亏损2．54元、4．844元，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2000年3月3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向郑州市法院提出“郑百文”破产的申请，这是中国证券市场首例上市公司破产申请，此时信达名下ST郑百文所欠债务本息共计213 021万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曾经的“绩优股”一落千丈？
时任新华社记者的谢登科历时八个多月缜密调查，独家推出《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揭露了郑百文公司有效资产不足6亿元、亏损超过15亿元、拖欠银行债务高达25亿元的背后是虚假陈述的欺诈行为。该文成为中国新闻界对上市公司这一“神秘禁区”虚假陈述行为的最早揭露，由此引发了这座“人工大厦”的一连串坍塌事件。这篇新闻在引发各界对“郑百文事件”、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的同时，从完善体制机制、防控风险和维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为发展中的中国证券市场敲响警钟、发出警示。这篇作品以其轰动性影响入选当年“中国证券市场十大新闻”。
郑百文报道之前，由于涉及公众利益，对上市公司的报道一度被视为媒体“雷区” “禁区”。谢登科对“郑百文事件”的突破，开启了中国主流媒体证券报道的新时代，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多所院校作为经典作品研读。
新华社总编辑何平说： “在我们的经济报道中，长期以来对证券股票等金融领域新闻资源却没有很好地去关注，去涉足，去开发，使经济报道很不完整，有很大缺失。缺就缺在没有把握住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 …可以说，我社新时期财经报道真正有大的突破，还是2000年‘新华视点’关于郑百文的报道，从那以后这方面的报道才逐渐开始进入常态。所以，我社财经报道的转折点应该从郑百文报道算起。”
此后，洛阳春都等曾经名噪一时的“问题公司”相继进入谢登科的视野，成为他深入剖析的经典案例。 “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笑话。如果我们的企业都是这个水平，怎么应对W T O的挑战？请查明事实，总结教训，公之于众… …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针对春都发出的这段震撼业界的质问，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谢登科关于上市公司报道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郑百文专题
2000年10月30日（新华视点）
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
3>
新华社郑州10月30日电 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郑百文”）去年以来濒临关门歇业，有效资产不足6亿元，而亏损超过15亿元，拖欠银行债务高达25亿元。目前企业生死两难，2 000多名员工生活难以为继。
一个昨天还号称“全国商业批发行业龙头老大” “国企改革一面红旗”的先进典型，为什么这么快就跌落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
一边是越吹越大的数字，一边是越戴越多的桂冠；红极一时的背后掩藏着弄虚作假、胡作非为
郑百文的前身是一个国有百货文化用品批发站。
1996年4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郑百文成为郑州市的第一家上市企业和河南省首家商业股票上市公司。郑百文称：1986—1996年的10年间，其销售收入增长45倍，利润增长36倍；1996年实现销售收入41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470万元，这些数字当时均名列全国同行业前茅。按照郑百文公布的数字，1997年其主营规模和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在深沪上市的所有商业公司中均排序第一，进入了国内上市企业100强。
一时间，郑百文声名大噪，成为当地企业界耀眼的改革新星和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各级领导频频造访，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997年7月，郑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大会，把郑百文树为全市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面红旗。河南省有关部门把它定为全省商业企业学习的榜样。同年10月，郑百文经验被大张旗鼓地推向全国。公司领导也相继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等一系列殊荣。
然而，衰败似乎就发生在一夜之间。在被推举为改革典型的第二年，郑百文即在中国股市创下每股净亏2．54元的最高纪录，而上一年它还宣称每股赢利0．448元。1999年，郑百文一年亏掉9．8亿元，再创沪深股市亏损之最。
郑百文的大起大落，引起从当地决策层到社会的一片哗然。
“郑百文其实根本不具备上市资格，为了达到上市募集资金的目的，公司硬是把亏损做成赢利报上去，最后蒙混过关。”郑百文一位财务经理回忆说，为了上市，公司几度组建专门的做假账班子，把各种指标准备得一应俱全。
郑百文变亏为“赢”的常用招数是，让厂家以欠商品返利的形式向郑百文打欠条，然后以应收款的名目做成赢利入账。为防止法律纠纷，外加一个补充说明———所打欠条只供郑百文做账，不作还款依据。1998年，企业已举步维艰。年终出财务报表时，公司领导聚首深圳商讨对策，决策者的意见仍然是“要赢利”。但窟窿已经包不住了，一番争论之后，郑百文首次公布了重大亏损的实情。
郑百文利用上市后经营自主权扩大带来的方便，使其更多、更严重的违背经济规律甚至违法乱纪行为大行其道。
据了解，郑百文上市募集的资金数以亿计地被公司领导以投资、合作为名拆借、挪用出去，总计10多家公司拆借的近2亿元资金不仅至今有去无归，还使郑百文陷入了一桩又一桩追款讨债的官司中。
由于郑百文的账目极为混乱，真实性和完整性不能保证，1998和1999年度，郑州华为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两年拒绝为其年报出具审计意见。
一边是冠冕堂皇的理论，一边是移花接木的骗局；唬人一时的“郑百文经验”把银行牢牢套住
导致郑百文迅速膨胀的直接因素是郑百文家电公司曾与四川长虹和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之间建立的一种三角信用关系，即曾被各方广为赞扬、被誉为“郑百文经验精华”的“工、贸、银”资金运营模式，其基本内容是：郑百文购进长虹产品，不须支付现金，而是由原建行郑州分行对四川长虹开具6个月的承兑汇票，将郑百文所欠货款直接付给长虹，郑百文在售出长虹产品后再还款给建行。
郑百文领导为这种三角合作的关系赋予了高深的内涵，说商业银行的信誉、生产商的信誉和销售商的信誉加在一起，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郑州建行更认为，依靠银行承兑这种先进的信用工具，支持企业扩大票据融资，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在有关各方的一片喝彩声中，这种模式1996年起步后业务量一路攀升，1997年，建行为郑百文开具承兑总额突破50亿元，郑百文一举买断长虹两条生产线的经营权。这种模式后被推广到郑百文与其他厂家的业务中。
三角关系建立后，家电公司立即成为郑百文下属各专业分公司中的“大哥大”和业务量增长的主体。迄今为止，郑百文拖欠银行债务的90 %以上仍然在家电公司。
原建行郑州分行和郑百文领导坚持认为，这是一种适应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要求，对工、贸、银三方都有利的合作模式，既能使工业企业增加销售，又能降低商业单位的经营成本，还可以促进银行存款的增长，可谓“一石三鸟”。
然而事实很快表明，在现阶段市场信誉普遍较低的背景下，这种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制约关系的银企合作，很容易成为空手道，最终的风险都转嫁给了银行。一方面，银行无法保证郑百文能按承兑的期限把货卖完；另一方面，即使按时卖完货，郑百文也把货款大量挪作他用。
1998年春节刚过，建设银行郑州分行就发现开给郑百文的承兑汇票出现回收难，此后的半年间，累计垫款486笔，垫款金额17．24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发现，原建行郑州分行与郑百文签订的所有承兑协议，不但没有任何保证金，而且申请人和担保人都是郑百文，担保形同虚设。总额达100多亿元的银行资金，就这样被源源不断地套出。
一边是越铺越大的摊子，一边是越堆越高的债务；高速膨胀下的失控加速了郑百文神话的破灭
由于有银行作后盾，郑百文从1996年起着手建立全国性的营销网络，在没有一份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大规模投入资金上亿元，建起了40多个分公司，最后把1998年的配股资金1．26亿元也提前花完。遍布全国各大中心城市的一幢幢楼房和一台台汽车，形成了大量的资金沉淀，使企业积重难返。
公司规定，凡完成销售额1亿元者，可享受集团公司副总待遇，自行购进小汽车一部。仅仅一年间，郑百文的销售额便从20亿元一路飚升到70多亿元；与此同时，仅购置交通工具的费用就高达1 000多万元。为完成指标，各分公司不惜采用购销价格倒挂的办法，商品大量高进低出，形成恶性循环。
急速、盲目的扩张直接导致公司总部对外地分支机构的监管乏力，郑百文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如同一盘散沙。
这些分支机构饥不择食地招聘各类人员达上千人，却从没有进行过一次上岗培训和考核，导致员工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人进来的目的就是趁乱挖企业的墙角。
1998年下半年起，郑百文设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分公司在弹尽粮绝之后相继关门歇业。数以亿计的货款要么直接装进了个人的腰包，要么成为无法回收的呆坏账，郑百文至今还有4亿多元的账款没有收回。但与企业严重资不抵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百文养肥了一批腰缠百万甚至千万元的富翁。任职几年，郑百文某分公司的一名经理便拥有了价值上百万元的宝马轿车和北京罗马花园300多万元的豪宅。
记者造访郑百文时曾向公司领导提出，请他们算一算，看看20多亿的银行垫款都亏在了哪里，花在了哪里，竟然无人能算得清楚。
一边要重组再生，一边要破产清算；资不抵债的郑百文生死两难
按《公司法》规定，企业不能清偿债务就应该破产。可郑百文却至今没有进入破产程序。1999年12月，在有关方面的斡旋下，郑百文欠建设银行的20多亿元债务被转移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作为专门为清理不良资产而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信达对接收的债权，既可进行资产重组，也可申请破产清算。资产重组是指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引进优质资产使企业起死回生。
信达方面要求，郑百文资产重组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信达的资产回收数额不低于6亿元，即最大股东郑州市政府要拿出6亿元可变现良性资产注入郑百文。按照这一比例，信达公司的资产回收率只有28．2 % 。而郑州市政府认为，郑百文资不抵债完全是企业行为，银行的资产风险理应由银行自己承担。
由于最大股东未能在信达规定的期限内拿出被认可的重组资产，今年3月3日，信达公司一纸诉状把郑百文告向法院，申请郑百文破产还债，成为目前我国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的首例破产申请。后来人们发现，法院根本就没有受理。据了解，郑州市中级法院在接到信达的破产申请后，第一个反应是，上市公司申请破产在全国尚属首例，非同小可。另外，从手续上讲，信达提供的材料也不完备，暂不能受理郑百文破产案。
目前，有关各方又在就新的资产重组方案进行秘密磋商。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目前的中国股市已给人造成印象，企业一上市就是“能上不能下”的终身制。这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亏损面逐渐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使上市公司真正实现机制转变，就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只进不出的形式。
河南一位教授则指出，一些领导总是乐于树典型，给企业披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作为炫耀政绩的资本，最后企业垮了，谁也不负责任，这应是郑百文的更大悲剧。
由此看来，郑百文是破产还是重组倒在其次，规范破产机制，强化风险意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才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话题。
董少鹏点评
时隔多年，重新审视“郑百文现象”，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感悟，但关键点是公司治理这道“门槛”或“屏障”。上市公司出现的各类经营失败或违法违规行为，固然与地方政府乱施政、乱作为有关，但我们更应该检讨公司治理体系。当然，地方政府作为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因素，也因体制改革不到位“内化”于公司治理。
谢登科的这篇报道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公司内部与外部存在的冲突因素，剖析了体制缺陷，通过讲述这个失败公司的故事，对诸多体制性因素进行反思，也激发了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动力，影响深远。
各界评说“郑百文现象”
新华社郑州11月5日电 剖析郑百文从辉煌一时到濒临破产过程的“新华视点”报道《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播发后，引起各界强烈反响，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纷纷就“郑百文现象”发表看法，一些媒体开辟专栏，针对报道揭示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投资者的理性思考
上海市一位读者说： “靠做假账上市的企业绝不只是郑百文一家，郑百文的败露说明，靠弄虚作假可以蒙混一时，但出事是早晚的。”这位读者指出，许多上市公司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搞“第一年赢利、第二年亏损、第三年垃圾”的制假行为，政企不分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一位读者在电话中说： “在郑百文事件中，中介机构的不负责任和严重失职，也是对投资者利益的损害，这将使人们对中介机构的信誉产生疑虑。”
审计署驻郑州特派员办事处审计处长郑为民认为，郑百文事件的形成与银行的支持密不可分，建设银行与郑百文之间的承兑协议暴露了银行管理上的不规范行为。他说，申请人和担保人都是郑百文自己，这种严重违背规定的行为绝非偶然，应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郑百文的跌落，带给投资者更多的是警示。一些郑百文的股东在惋惜之余多了几分理性。一位读者说： “对各类企业的排名，什么十强、百强，要多留个心眼，多分析基本面，多学点经济常识，研究一下企业究竟是靠什么让业绩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有专家认为， “郑百文现象”的披露，将会加速上市公司优劣分化、个股行情强弱分化的进程，推动我国股市走向价值回归的正常道路。
企业泡沫教训深刻
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经济组副组长、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杨承训说， “郑百文现象”带给我们一个新概念，就是不但要防止金融界的泡沫经济，还要防止企业的泡沫现象。
从亚细亚的崩溃，到郑百文的跌落，都是人为制造的典型的企业泡沫现象，它用表面的繁荣给人一种虚假误导，从而带来投资行为的严重失真，最后坑国家、坑银行、坑群众。
杨承训指出，郑百文的教训说明，改革一定要求真务实，不要一味地追求形式。现在不少地方说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就是换个牌子，经营、管理等内部机制换汤不换药。
河南财经学院教授认为，郑百文的悲剧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除了企业自身的问题外，各项改革和约束机制不到位带来的非法制化外部环境，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一个非法制化的环境中，投机、不守法经营成为企业普遍看好的一种经济、实惠的生存之路。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抓住了郑百文“假”的要害，因为“假”带给我们的教训实在太多了，经济发展到今天，假的东西还是大量存在，究其原因，就是有人需要它， “假”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既得利益。不彻底根治假的东西，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希望。
他说，对地方党委、政府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一些地方现在一看自己树起来的红旗要倒就害怕，害怕面子上尴尬，害怕政绩被打折扣，一味地保护，保壳保牌，什么都保，甚至不惜原则地帮助企业作掩护，这是企业泡沫赖以生存的温床。
郑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一位负责人指出，企业上了市到底靠谁来监管？按照规定，地方政府包括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均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一切行为均由董事会自主决策，外部只有证券监督机构才能监管，而面对越来越庞大的上市企业群体，其监管明显乏力，上市公司实际上处于一个监管上的真空。
法律界人士提出严肃查处巨额亏空背后的问题
《上海证券报》的一些法律专家说，应彻底查清郑百文巨额亏空背后的一系列违法违纪问题，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吕红兵律师指出，按《刑法》和《证券法》有关规定，企业虚报赢利应追究公司及其管理层虚假陈述、伪装上市的责任。严义明律师则提出，公司发起人、董事和有关中介机构都应该承担责任，不仅应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还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责任。注册会计师李德渊说，做利润、欺骗公众的上市公司并非郑百文一家，若不严格依法追究，后患无穷。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法指出，郑百文内部决策随意、管理混乱造成恶果，这种严重不负责的行为和内部一些人中饱私囊、损公肥私的问题，应该尽快查处。
法律专家们还呼吁完善民事赔偿制度。宋一欣、宣伟华等专家建议，加快建立“中小股东集体诉讼登记制度”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使维护投资者权益落到实处。
法律界人士强调，唯有有法必依、严格执法，才能真正保护投资者利益，营造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
上市公司岂能有生无死
北京、河南等地的一些经济界专家提出，有关部门应以郑百文的暴露为契机，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股份制和证券、金融、资本市场，搞一次假典型的大普查，让郑百文这样的假典型早日还其本来面目。
中国社科院财经研究所副主任王国刚认为，企业有生无死，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要使上市公司真正实现机制转换，切实从股东的利益出发考虑企业的发展，就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只进不出的状况，必须有上市企业破产。
我国证券监督部门有关人士审慎表示，如果通过一些优惠政策的运用使郑百文避免破产，会出现一种误导，越是差的企业，越会受到照顾，从这个意义讲，郑百文的下市更能起到警示作用。
受中国信达公司授权委托处置郑百文债务的北京中和应泰公司总经理金立佐认为，上市公司破产与否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应由政府或证券监督部门决定。如何妥善处理郑百文问题，不仅关系一个上市公司的命运，更可以显示监管部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态度和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行动。他希望能在破产和传统意义的资产重组之间为郑百文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和解、重整之路，既要体现出股票投资的风险，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利益；既使债权人的资产尽可能回收，还要体现出各方利益的得失，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完善。
国家有关部门开始调查郑百文巨额亏空问题
新华社郑州11月12日电 新华社10月30日播发的《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受到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近日，由国家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陆续抵达郑州。调查组将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在河南省、郑州市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对郑百文巨额亏空问题展开彻底调查。
首都专家学者研讨“郑百文现象”
新华社郑州11月13日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今天邀请首都部分经济界、法律界专家，就“郑百文现象”进行专题研讨。专家们希望有关方面能通过对郑百文问题的处置，为今后解决同类企业问题探索一条有效的途径。
与会专家学者对新华社播发的《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一文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对郑百文内幕的揭露，深刻总结了当前在上市公司监管、银行资金风险防范、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教训，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我国证券市场意义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说，郑百文的问题近期在决策层和社会上反响很大，有关方面都在反思和总结教训，但其出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处置郑百文问题，为解决国企现存的一些弊端和规范我国证券市场提供了一个机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认为，郑百文的内幕被捅破了，可以将坏事变成好事，深入讨论和解决好郑百文的个案，对整个公司治理原则的推进意义重大。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焦津洪提出，郑百文问题引发了人们对证券市场功能的再认识和深刻反思，除了企业的个性问题外，郑百文的跌落还有一些社会共性原因，因此，在解决郑百文的出路上，要尽量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和最大的警示作用。
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许美征说，遵循市场原则处置好郑百文的巨额亏空，不仅关系到郑百文这个企业自身的命运，还可以为今后处置不良资产提供借鉴。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张春霖博士认为，对造成郑百文后果责任的追究要和解决郑百文出路的工作区分开来。处置郑百文既要体现出风险原则，又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债权人、投资者等各方利益，这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探索。
郑百文资产重组方案获董事会通过山东三联集团将进入郑百文
新华社郑州11月30日电 记者从郑州市有关方面获悉，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召开第四次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决定郑百文前途命运的资产重组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山东三联集团将作为战略投资人进入郑百文。
据了解，郑百文的这一资产重组方案此前已经中国证监会和郑百文最大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批准。
10月30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播发的《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据了解，在进行资产重组的同时，有关部门对郑百文巨额亏空及涉及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仍在继续进行中。
今天上午在郑州河南宾馆召开的郑百文董事会会议讨论了郑百文破产和重组这两种可能性方案。尽管从公司财务状况看，郑百文已具备申请破产的条件，但考虑到目前资产重组方案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为维护有关各方利益，与会董事举手表决，否决了公司破产的方案。此后，由最大股东郑州市人民政府和最大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反复协商确定的郑百文资产重组方案被提交董事会讨论，最后获得通过。郑百文最大股东和最大债权人的授权代表列席了今天的董事会。
郑百文资产重组方案的基本内容是：鉴于郑百文已严重资不抵债，郑百文将其现有全部资产、债务和业务、人员从上市公司退出，转入母公司进行整顿调整；山东省政府重点培植的八大骨干企业集团之一的山东三联集团，以其下属的全资企业三联商社的部分优质资产和主要零售业务注入郑百文，以3亿元的价格购买郑百文所欠中国信达公司的部分债务约15亿元，实现借壳上市，中国证监会为其资产重组增发一定数量的新股；三联集团公司向中国信达公司购买上述债权后将被全部豁免，在三联集团豁免债权的同时，郑州市人民政府等郑百文全体股东，包括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约50 %过户给三联集团，不同意过户的股东所持股份由公司按照股东大会确定的公平价格收回；最大债权人中国信达公司出售给三联集团后的余下部分债务，由郑百文母公司承担，并由郑州市政府提供债权人认可的有效担保。
董事会同时决定，2000年12月31日，郑百文将在郑百文公司总部召开本年度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资产、债务重组原则的议案，决定郑百文今后的存续和发展问题。
信达公司等各方面解释郑百文重组方案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今天在京表示，目前各方对郑百文达成的资产重组方案是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而进行的探索性选择，它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和投资风险，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有关各方的利益。但目前董事会通过的重组方案最终能否实施，还要由以后的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今天下午主持召开了本次新闻发布会，信达公司、郑州市人民政府、山东三联集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各界广泛关注的郑百文重组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0月30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播发的《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全面披露了郑百文巨额亏空的内幕，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管理部主任高冠江说，经过艰苦努力，目前有关各方已就郑百文的重组达成了重组方案。信达公司认为，以山东三联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郑百文为主要内容的重组方案，在体现出投资风险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包括债权人、中小股东等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利益，这是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现状而作出的一种探索性选择。按照这一方案，信达公司可以收回6亿元的资产，占郑百文拖欠不良资产总额的28．9 % 。这一结果实现了资产回收的最大化。
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郑百文的重组实际上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最后达成一种和解。在郑百文进行资产重组的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仍在对郑百文巨额亏空和涉及违法违纪的问题进行调查。郑州市政府已派出工作组对调查进行有力配合，一旦发现违法违纪问题，一定会严肃处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郑百文不良资产的授权代表金立佐说，郑百文重组方案的一大创新是体现出了投资风险和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债权人、股东在经济利益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按照方案，郑百文的不良资产也将从证券市场退出，这是郑百文重组方案不同于以前的最大特点。他介绍说，在郑百文重组的过程中，一直体现了自愿的原则，充分体现出市场行为。目前董事会通过的重组方案最终能否实施，还要由以后的股东大会表决。
山东三联集团董事长张继升说，三联之所以拿出较大的资金成本进入郑百文，实现借壳上市，除了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外，与直接上市相比，还可以大大缩短上市周期。
中国证监会负责人就郑百文资产重组一事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今天就郑百文资产重组一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郑百文资产重组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债权人与股东进行协商，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由当事人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定。中国证监会履行《证券法》和《公司法》赋予的监管职责，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这位负责人说，中国证监会对企业申报的资产重组方案实行备案制。他强调，目前郑百文的重组方案尚未经过股东大会通过，中国证监会也没有接到公司增发新股的申请。郑百文重组后如果申请增发新股，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暂行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在谈及中国证监会如何对郑百文的资产重组行为进行监管时，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证券法》的实施，中国证监会对股票发行上市由审批制转为核准制。随着这一重大转变，我们对公司上市后的监管也逐步减少审批环节，把上市公司监管的重心逐步从行政审批过渡到强制披露信息，即要求上市公司和其他有关方面依法做好持续信息披露。就郑百文的资产重组而言，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充分披露重组方案及存在的风险，并要求董事会以对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聘请独立的中介机构对资产重组的公允性发表意见，使股东在掌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大会作出决定。中国证监会不代替有关方面作出决定。
这位负责人说，郑百文的重组提案，是公司董事会与其债权人、大股东等方面共同协商的结果，能否实施，关键要看股东大会批准还是否决该方案。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和相关法规关于股东权益的规定，广大中小股东将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参与决策过程。
这位负责人强调，关于郑百文在发行和上市后是否存在证券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正在组织力量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中国证监会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相应结论。如果发现违反《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中国证监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对违法人员进行处理，并向社会公布有关结果。如果发现应由其他部门处理的违法行为，证监会将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最近一些报道中提及郑百文公司经营中是否存在重大民事责任和刑事犯罪行为的问题，这一问题超出了中国证监会的职权范围，应由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对郑百文是否有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应该与公司的资产重组分别对待。接受郑百文进行资产重组的备案材料不意味着监管部门对违法当事人的责任不予追究。
在回答有关“自从郑百文事件发生以来，社会舆论强烈呼吁建立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在这方面证监会有哪些考虑”的提问时，这位负责人说，上市公司不能搞“终身制”。公司有必须退市情况的，中国证监会将依法对其作出退市决定。只有这样，证券市场才能够做到优胜劣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有权对长期亏损的企业作出退市决定，但具体办法尚待细化。在作出上市公司退市决定的过程中，证券监管部门必须充分考虑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处理好上市公司股东与整个市场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破产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公司宣告破产的情况下，公司股票必然摘牌。
这位负责人强调指出，股市有风险。中国证监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主要体现为保证他们公平地享有对公司信息的知情权，使投资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策和行使股东权利，但这并不等于保证股东只赚不赔。对连续亏损的公司股票冠以“ST” “PT”的本意，就是向广大投资者提示投资风险。希望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上市公司进行认真分析，谨慎进行投资决策。
郑百文重组原则框架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新华社郑州12月31日电 今天上午召开的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集团）200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郑百文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的原则框架议案。
据介绍，按照有关程序，关于郑百文重组的具体细节和有关协议，还有待下一次召开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分别审议表决，其中仍不排除被否决的可能性。
2000年10月30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播发的《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在证券市场和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引发了各方对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机制的极大关注， “郑百文事件”被评为2000年度中国证券市场十大新闻之一。目前，在有关各方对郑百文积极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的同时，国家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对郑百文巨额亏空等问题展开的调查正在继续进行中。
今天在郑百文公司总部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到会股东及代表118人，代表股权约8 084万股，占郑百文总股本的约40．92 % 。在郑百文董事长的主持下，与会股东按照议程对郑百文董事会公布的重组原则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最后收回合法表决票104张，代表股权6 200多万股。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经统计，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郑百文进行重组。郑州市公证处应邀对今天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和结果进行了现场公证。
郑百文的最大股东郑州市人民政府、最大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山东三联集团等有关方面人士和授权代表列席了今天的股东大会。
郑百文资产和债务重组议案的基本内容是：郑百文现有的全部资产、债务、人员和业务全部从上市公司退出，转入母公司进行整顿调整；山东三联集团以3亿元的价格购买中国信达公司对郑百文的部分债权约15亿元，并向郑百文注入部分优质资产和业务后实现借壳上市；三联集团公司向信达公司购买上述债权后将全部豁免；在三联集团豁免债权的同时，郑百文的全体股东，包括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将所持股份的约50 %过户给三联集团，不同意过户的股东所持股份由公司按照下一次股东大会确定的公平价格收回。在今天的股东大会上，中国信达、山东三联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分别就部分股东对这一重组议案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其中包括该重组议案所涉及的法律依据问题、如何保护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等。
郑百文董事会在重组议案中宣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和郑百文签署协议，从今天股东大会通过重组议案之时起，信达公司立即豁免对郑百文的债权1．5亿元。在此基础上，郑百文向有关部门申请其流通股复牌交易。
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被追究刑事责任
新华社郑州3月28日电 近日召开的河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作出决定：郑百文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以下简称“郑百文公司”）原董事长、法人代表李福乾因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罢免其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司法机关将对其依法予以追诉。此前，郑百文公司其他涉嫌犯罪的相关责任人已分别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郑百文公司巨额亏空及造假事件2000年10月经新华社披露后，中国证监会立即组织力量展开调查。经中国证监会查明，郑百文公司上市前采取虚提返利、少计费用、费用跨期入账等手段，虚增利润1 908万元，并据此制作了虚假上市申报材料；上市后三年采取虚提返利、费用挂账、无依据冲减成本及费用、费用跨期入账等手段，累计虚增利润14 390万元。该公司还存在股本金不实、上市公告书有重大遗漏、年报信息披露有虚假记载、陈述有误导性或重大遗漏等问题。同时，证监会还发现原郑州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为郑百文公司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
2001年9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证券法规对郑百文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主要责任人员，中国证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介绍，郑州市公安局于2001年9月对郑百文公司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立案侦查，现已查明：1997年底，郑百文公司各分公司把1997年的报表报到集团公司财务处，财务处主任都群福把公司1997年报表显示严重亏损的情况报告给董事长李福乾。李当面指使都群福必须完成1997年董事会下达的指标，为1998年公司配股做好准备，报表退回去重新做。
为此，李福乾还专门召集分公司会议，会上李福乾要求各分公司必须完成1997年董事会下达的利润指标，呆账不能显示出来，预提返利全部入账，并要公司财务处主任都群福督办。
会后，都群福按照李福乾的指示，让财务处会计周宏庆把1997年的报表退回家电分公司，家电分公司主管会计魏慧芳按照财务处的要求让家电各部再作虚假报表，与董事会下达的指标一致，同时向家电公司的财务经理杨东汇报。
杨东认为这样下去公司会亏空更大，就会同副经理焦建伟、王昌兰给董事会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总经理卢一德，卢于1998年2月初同都群福一块到深圳去给董事长李福乾汇报。李不听汇报，指示公司财务报表必须与董事会下达的利润指标一致。按照董事长李福乾的要求，家电公司重新做报表，造成郑百文公司财会报告虚假。
现已查实，郑百文公司家电分公司1997年底第一次上报的财务报表中显示当年亏损15 429．9万元，重新制作的财务报表显示赢利9 369万元。郑百文公司依据重新制作的财务报表向社会公开披露。
郑百文公司的行为已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李福乾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法人代表，负有直接责任，应当依法予以追诉。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认为，李福乾已经丧失了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条件，应当罢免其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按照有关程序，遂提请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决定。
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郑百文原董事长被提起公诉
新华社郑州8月6日电 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百文公司”）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一案由郑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郑百文公司原董事长李福乾等3名犯罪嫌疑人日前被依法提起公诉。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7年底，郑百文公司在实际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采取虚提返利、费用跨期入账等手段编制虚假财务报表，虚增利润8 658多万元，并在郑百文公司1997年上市公司年报中向社会公众披露赢利8 563多万元，从而使郑百文公司在1998年7月顺利通过了配股方案，并筹集配股资金1．553 3亿元。因上述作假手段以及公司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郑百文公司1998年出现巨额亏损，使股东权益包括配股资金当年即损失98．79 % 。
被告人李福乾作为郑百文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在听取总经理卢一德、财务处主任都群福汇报公司1997年度经营亏损，并看到1997年底第一次汇总的财务报表也显示亏损的情况下，仍然召集会议，指示财务部门和家电分公司完成郑百文公司年初下达的“双八”目标，即销售额达到80亿元、赢利达到8 000万元。
被告人都群福作为财务主管人员将各分公司所报当年的财务报表全部退回作二次处理，并明确提出要求不准显示亏损，二次报表出来后显示完成利润目标。为顺利通过审计，总经理卢一德又代表郑百文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签订两份返利协议。
公安机关查明：在郑百文公司1997年报表显示严重亏损的情况下，董事长李福乾依然指使财务人员制造虚假报表，完成董事会下达的利润指标，呆账不能显示出来，预提返利全部入账。按照李福乾的要求，家电分公司重新制作报表，造成郑百文公司财会报告虚假。
现已查实，郑百文公司家电分公司1997年年底第一次上报的财务报表中显示当年亏损1．542 99亿元，重新制作的财务报表显示赢利9 369万元。郑百文公司依据重新制作的财务报表向社会公开披露，其行为已触犯了刑法，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李福乾、卢一德、都群福在任职期间，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和其他人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已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李福乾作为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系主犯；卢一德、都群福为辅助领导完成任务参与犯罪，系从犯，应当依法予以追诉。
郑百文公司巨额亏空及造假事件于2000年10月披露后，中国证监会立即组织力量展开调查。2001年9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证券法规，对郑百文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主要责任人员，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郑百文公司法人代表李福乾是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3月，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河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按照法定程序罢免李福乾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郑百文原董事长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判刑
新华社郑州11月14日电 因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法人代表李福乾日前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原郑百文总经理卢一德、财务处主任都群福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福乾作为郑百文董事长、法人代表，在听取总经理卢一德、财务处主任都群福汇报公司1997年度经营亏损，并看到1997年底第一次汇总的财务报表也显示亏损的情况下，仍指示财务部门和家电分公司要在1997年度会计报表中显示完成年初下达的赢利目标。被告人卢一德签发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家电分公司财务部门把实际上未到位的1997年度供方返利“以预提形式在1997年度会计报表中反映”。被告人都群福指示总公司财务人员将各分公司所报当年的财务报表全部退回作二次处理，并明确要求不准显示亏损。
按照三被告人的要求，家电分公司等部门财务人员在重新编制财务报表时，采取虚提返利以及将1997年财务费用推迟到1998年列账的手段，虚增利润8 658．99万元。1998年3 月10日，郑州会计师事务所为郑百文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3月11日，李福乾签发了《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集团）1997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告，向公众披露赢利8 563．76万元，从而使郑百文在1998年7月实现了配股方案。
因上述作假手段，以及经营不善等原因，郑百文1998年出现50 241．46万元的巨额亏损，使股东权益包括配股资金当年即损失98．79 % 。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郑百文编制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了广大股东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告人李福乾、卢一德、都群福均系郑百文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均应对郑百文所犯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承担刑事责任，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另据了解，郑百文造假及巨额亏空事件2000年10月披露后，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证券法规对郑百文及有关中介机构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主要责任人员，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2002年8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郑百文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案提起公诉。
董少鹏点评
谢登科对“郑百文事件”的持续追踪，既是经济报道，也具有社会政治报道的一些特点，不仅揭示了与此相关的上市公司治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退市制度等资本市场建设的难点、盲点问题，而且恰当地释放出惩罚犯罪、维护稳定等社会治理理念。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如何，往往与舆论的波动有特定的呼应关系，股市重大问题的报道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郑百文事件”的这组报道至今言犹在耳，触目惊心，有力地发挥了推动公司治理和司法审判进步的积极作用。
“郑百文事件”入选《中国证券报》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十大新闻
一、 “两会”期间朱镕基总理首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评价证券市场。朱镕基总理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指出，股票市场非常重要，对国企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很不规范，还要做大量工作；希望海内外专家都能来帮助我们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
二、沪深股市涨幅居全球之首。今年沪深综指双双迭创新高，最高涨幅均在五成以上。与此同时，我国证券市场规模进一步壮大。两市上市公司突破一千家；全年融资总额首次突破一千亿元；总市值占我国GDP总值的比重首次达到50 %以上，流通市值占GDP比重也已达17 % ；投资者开户数达5 600多万。
三、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提出证券市场发展新思路。改革股票发行制度、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动网上交易、转变监管机构职能、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证券市场在市场化、规范化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四、股票抵押融资获准。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借款。3月3日，湘财证券与建行率先签署股票质押贷款主办行协议，同时签订首笔股票质押贷款承诺书。
五、转配股上市。3月14日，中国证监会决定，转配股从4月开始，用24个月左右的时间逐步安排上市流通。截至12月25日，已上市部分占转配股总量的82 % 。转配股上市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了突破，也表明市场的承受能力增强。
六、创业板提上日程，市场各方积极筹备。10月9日，深交所宣布，创业板技术准备基本就绪；10月18日，创业板市场规则（修订意见稿）正式上网披露。
七、上市公司控股权以及控制权的争夺愈演愈烈。引人关注的有金路集团、胜利股份、四砂股份、中联建设等。
八、上市公司与大股东间的关联交易花样翻新，品牌转让接二连三。其中，粤宏远、夏新电子等公司的有关品牌转让事件引起舆论普遍关注。沪深证交所出台意见，规范有关品牌转让的信息披露行为。
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步伐加快。老基金规范改造取得进展，证券投资基金队伍壮大，开放式基金呼之欲出。同时，基金的功能和行为规范问题受到各方关注。
十、郑百文事件。郑百文巨额亏损广受关注，各大媒体刊载新华社记者谢登科的文章《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之后，更是引发各方对退市机制等有关问题的讨论。国家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抵达郑州，对郑百文巨亏问题展开调查。12月1日，郑百文重组方案出台，12月5日，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郑百文重组发表谈话。
董少鹏点评
谢登科对郑百文的报道入选《中国证券报》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十大新闻，证明了郑百文事件在资本市场无疑具有样本价值。他紧紧抓住这一事件，围绕事件的方方面面一路追踪，立体采写，字里行间传递出市场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积极信号，比当时的一些“谴责性报道”胜出一筹。 “郑百文事件”入选《中国证券报》当年度中国证券市场十大新闻，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谢登科这组系列报道引发的社会效果。
采访札记
郑百文黑幕是如何揭开的———与新华社记者谢登科对话
（作者郑晓舟，原载2000年12月17日《上海证券报》）
10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记者谢登科写的《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一文，舆论哗然。新华社为何要与郑百文“过不去”？这篇稿子的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 11月27日，本报记者专程赶到郑州，与谢登科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
记者：郑百文当年被树为典型的时候，你参与报道了么？
谢：1996、1997年的时候，郑百文正火，它的“银行、生产商、销售商”的三角信誉关系被认为是大市场、大流通、大生产条件下的成功企业运作模式。但接触下来，我对这个模式不甚理解。对于弄不明白的事情，我想还是不报道为好。当然，不是说我就预见到了今天会发生这些情况。
记者：你第一次发现郑百文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谢：郑百文1998年中期的业绩与上一年有很大落差。1998年底，我开始对郑百文的事情进行研究。我到了这家公司，从不同角度与公司领导和作为大股东的市政府有关人员进行交流。他们认为，郑百文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环境恶化。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认同这种观点，也为这一企业探索的新事物由于外部因素而夭折感到惋惜。
记者：什么事使你改变了这个想法？
谢：是和郑百文公司一个财务人员谈话。那位同志无意中透露： “郑百文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先进的典型，而是有关部门，包括银行，硬竖了一个梯子让我们往上爬。”事实上，当年郑州市政府召开学习郑百文大会的时候，郑百文除了介绍经验的外，去的人很少。用他们的话说，是不好意思，于心不忍。该同志还透露，做“大”和虚假的财务报表掩盖了郑百文一开始就具有的问题。
跟他们交谈后，我意识到郑百文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假典型。若真的如此，那么靠造假蒙混上市和受外部环境影响而导致的企业业绩下降，从性质上讲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记者，当我得知这些黑幕后，可能心如止水吗？
记者：你是从哪里着手进行采访的？
谢：这类采访，企业不可能主动配合，而且对郑百文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文字资料可以参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通过朋友的引荐，接触了郑百文的一些员工，从多方面一点一滴向他们了解情况。这样持续了半年多，外围的情况基本摸清了，但是离核心问题还很遥远。
记者：从1998年底到今年10月30日正式发稿的这段时间，有人劝阻你停止采访或者不发稿么？
谢：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跟郑百文一些员工接触的事情很快在郑州传开了，包括郑百文公司、建设银行在内的有关人员认为，新华社记者这么做好像是揭露问题来的，就通过有关领导出面跟我打招呼，希望了解我采访的意图，或者就此结束采访。于是，我只好跟他们解释说，我采访的目的是希望能查找一下郑百文陷入困境的症结，一起寻找郑百文的出路。其实，我当时采访的目的确实包含这些，而且我在写报道的时候，始终坚持一条：我是研究企业状况，不是针对某些人或者想把企业整垮。这一点，得到了部分领导的认同。
此外，我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希望我不要写郑百文。因为他们有些在建行上班，有些在郑百文工作，无论出于对我的担心，还是出于对他们切身利益的考虑，他们都希望我停止采访。
记者：是什么因素让你坚持下来？
谢：当时，那些压力的确让我感到进退两难。但我稍有犹豫，那些暗中接受我采访的，有正义感的人的慷慨陈词便会在我脑海中回荡。同时，分社领导也一直鼓励我和敦促我。我觉得要做一名称职的新闻记者，就必须挣脱朋友和亲情的枷锁。
于是，我背起手提电脑，住进了省委大院里的招待所，关掉了手机、呼机，开始写稿子。在一周时间里，我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吃住全在招待所。在心无旁骛的境地里，我终于完成了这篇稿子。这时，我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记者：你与公司领导正面接触过么？
谢：我与公司董事长李福乾、总经理卢一德都有过接触，采访过不少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郑百文下属多家分公司的财务人员都碰过头。李董事长是全国人大代表，比较善于沟通，原来我曾经对他做过访谈，而且应该说，谈的气氛还不错，感性认识也很好。
这里要交代一下背景：1997年郑百文被树为典型，名噪一时，但1998年即全线下挫，郑百文每股亏损2．54元。较之上一年，反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这时候，公司领导面临很大压力，因为包括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明白，郑百文为何如此不经风雨，到底是原来就有问题没暴露，还是后来被一些“败家子”给搞垮了？我与他们的谈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因为他们也有话要说。
记者：在你的报道中，引用了大量关于郑百文账目上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谢：有从企业来的，也有从有关部门得到的，还有别人主动提供给我的。当然，提供者有他的用意。
要写成这么一篇报道，我需要大量第一手的，特别是企业如何弄虚作假的翔实材料，而且要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一来我不可能去查账，二来公司的财务报告因完整性、真实性不能得到保证，已经连续两年被会计师事务所拒绝发表意见。所以我只能走“曲线救国”的路子。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建行就压缩对郑百文的承兑票据，到1998年2月份全面停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有关调查发现，建行郑州分行给郑百文开具承兑票据时缺乏必要的手续，如申请人和借款人同为郑百文。为此，建行郑州分行的一些相关当事人受到了处分，但他们想不通：当初郑百文与建行的银企合作模式是受到各方赞赏的，如今却让他们背黑锅。究竟是这个银企合作的模式错了，还是郑百文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我带着这些疑问和这部分同志的意见找到了有关领导。公司贷款和承兑时的违规行为以及郑百文财务状况的数据了解大多来自于这些渠道。
记者：你觉得这近两年的采访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谢：为郑百文的事情我前前后后的采访有上百次，接触了100多个人，笔记本都用了6本多，但也没有说哪一次采访提供了特别丰富的素材。稿子的完成完全是诸多素材的积累、综合和反复论证。
对企业的采访，如果是正面报道，企业都会大力配合，负面报道也通常会由有关部门出面或出具调查材料。这回采访郑百文的事情不仅处处碰壁，没有现成的书面材料可以依赖，还要雾里看花，明辨各方说法和素材。假如没有大量有正义感的人的支持，郑百文的内幕就不可能浮出水面，我的稿子也不可能出炉。
记者：郑百文成为舆论焦点后，你有压力么？
谢：有一点。郑州市有些领导认为我的稿子影响本地形象。我的回答是：大家都要尊重事实。客观报道是新闻记者的天职。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郑百文这个事例，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对郑百文本身，对其他企业探索改革的路子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不是从其他私利目的出发，那不符合新华社记者的职业道德，河南省和郑州市的大部分领导也认同我的做法和想法，但也有个别人在我以后的采访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试图对我其他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的阻力。
此外，我的稿子中也提到一部分人，有些原来还很熟悉，得罪自然也在所难免。
记者：稿子发表后，郑百文对你是什么态度？
谢：至少没有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工作上的一个宗旨是，力求与被批评者也能成为朋友。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我都认识，无冤无仇，无爱无恨。我认为我的稿子是客观的，完全没有掺杂个人的偏见或者代表某个人的利益。
记者：稿子出来后，有郑百文公司的人找过你么？
谢：有。还有部分郑百文的职工来反映公司内部可能更为严重的问题。我感觉到了他们对于新闻工作者的高度信任，也感到了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前不久，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要求企业在上市前要到当地媒体进行公告，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我想也是为了加强舆论和社会监督的力度。
记者：公司领导目前的状况你清楚吗？
谢：据我了解，公司董事长李福乾因健康原因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期间也参与企业工作。卢一德的情况不十分清楚，听公司说他在处理债务。
记者：听说，9月28日你发的内参有万把字，但公开发表的稿子只有3 000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
谢：内参上可以畅所欲言，而通稿上则删除了有可能涉及司法程序的事件、容易引起争议的具体事件和财务数据，所以只有3 000多字了。
另外，新华社要求抓作风，改文风，其中改文风的一个重点就是刹长风，要求用最简短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主题。
记者：外面现在对郑百文的议论很多，你自己怎么看郑百文的问题？
谢：我始终认为郑百文的问题带有一定普遍性，反映了中国发展起步之初一些不规范、不成熟、不理性的现象，这也是我国证券市场成长中的烦恼。
当然，从郑百文的个案看，企业命运尚无定论，有关问题正在调查。郑百文的问题放到大背景下，这对其他企业是有警示作用的。正如我在稿子中提到的，如何规范证券市场的破产机制，强化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才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话题。
记者：郑百文的股价从1997年的20多元到现在的五六元，很多投资者为之损失惨重。你个人有没有买过郑百文的股票？
谢：我不炒股，所以也从来没有买过郑百文的股票。
春都专题
2001年11月4日（新华视点）
春都何以跌入困境？
新华社郑州11月4日电 河南洛阳春都集团公司曾引领中国火腿肠产业从无到有，市场占有率最高达70 %以上，资产达29亿元。然而，仅仅经历几年短暂的辉煌，这家明星企业便倏然跌入低谷。如今春都上百条生产线全线告停，企业亏损高达6．7亿元，并且欠下13亿元的巨额债务。昔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场面，成了春都人美好的追忆。
企业盲目扩张 政府职能错位
春都集团的前身是洛阳肉联厂，主要从事生猪收购和屠宰。在企业负责人高凤来的果断决策下，1987年8月，中国第一根被命名为“春都”的火腿肠在这里诞生，并迅速受到市场青睐，销售额从最初的2亿多元猛增到20多亿元，年创利润2亿多元。春都狂飙突进带动了整个火腿肠产业在国内迅速崛起，并迅速形成了强大的产业群体优势。
也许成功来得太容易，春都的经营者头脑开始膨胀发热，当地领导也要求春都尽快“做大做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洛阳当地制革厂、饮料厂、药厂、木材厂等一大堆负债累累、与肉食加工不相干的亏损企业被一股脑归于春都名下。
1988年以来，春都集团先后兼并了洛阳食品公司等企业11家，全资收购郑州群康制药厂等6家，与此同时，先后对河南思达科技集团等24家企业进行参股或控股，使集团员工从1 000来人很快突破1万人。在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下，数亿元资金像撒胡椒面儿一样被春都撒向这些企业。
通过几年的扩张，春都资产平均每年以近6倍的速度递增，由1987年的3 950万元迅速膨胀到29．69亿元。然而，扩张不但没有为春都带来多少收益，还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由于战线过长，春都兼并和收购的17家企业中，半数以上亏损，近半数关门停产；对20多家企业参股和控股的巨大投资也有去无回。
经营管理简单粗放 “算命大师”充当“智囊”
春都发家于火腿肠，但在多元化战略下，这一看家本领却被忽视。在人才、技术、设备上有着明显优势，对企业至关重要的屠宰工序，却被春都淘汰给了原料供应商们，主营业务大幅萎缩。为在价格竞争中取胜，春都竟然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降低生产成本，含肉量一度从85 %降到15 % ，以至于春都职工把自己生产的火腿肠戏称为“面棍”。春都很快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销量直线下滑，市场占有率从最高时的70 %狂跌到不足10 % 。
春都巨大的资金黑洞和摆谱充阔更让人吃惊。公司斥资3 000万元在远离生产区的市区收购了旋宫大厦酒店，用作办公场所，还为各科室和中层以上干部分别配备了专车。春都与新西兰一家公司搞旅游项目合作，一张白条掷出7万美元，结果项目没搞成，钱也没了踪影。投资外地一家药厂的200多万元资金，对方没忘记，春都的账上却找不到记载。
春都经营者曾强烈意识到人才的重要，并一度向社会发出呼唤： “只要是大学生，不管学什么的，统统要！ ”一些被春都事业吸引的大学生纷纷前来投奔，大学生、研究生一度达到2 000多人。但是，这些研究生、大学生进厂后大多和临时工一样被分配到车间拉板车、干粗活，杀猪卖肉。
尤其荒唐的是，为了弥补经营管理能力上的缺陷，春都的决策者竟在一些顾问的介绍下，从全国各地物色了一批“算命大师”作为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指点迷津。据介绍，在春都集团，大到人事任免、投资决策，小到领导出差的方向、办公室门的朝向，都会让“大师”们看看吉凶。一位“算命大师”到春都厂区转了一圈后说，春都一个大门容易堵塞财路，要再建一个。厂里马上新建大门，仅每年多支付门卫的开支就是几十万元。还有一位“大师”为了让春都支持自己在某地的生意，竟然用“国家要迁都”之类的谎言迷惑春都领导。1997年，春都滑坡的势头显露后，全体中层以上干部甚至被安排集体听大师们讲“意念”。
“改制”花样翻新 “投资饥渴”难填
春都从定向募集资金搞股份制改造到进行中外合资，从组建企业集团到构建母子公司体制，从资产重组到选择集团公司部分资产重组上市，都一一作了尝试，却依然没能阻止其走入困境的步伐。
洛阳市经贸委一位领导一语中的：春都乱投资、乱扩张，花样翻新的改制说到底是为了满足其“投资饥渴症”。
据测算，春都近年来通过各种途径融资高达20多亿元，仅在当地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就在10亿元以上。
1993年8月，春都在原洛阳肉联厂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春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432家股东定向募集法人股1亿股，募集资金近2亿元。春都把这笔钱用来搞多元化发展，先是投资1 000多万元对8家企业进行参股经营，后又投资1．5亿元对16家企业进行控股经营。结果改制改成了一个个累赘，春都与这次发展的大好良机失之交臂。
1994年9月，春都与美国宝星投资公司等5家外商合资，吸引外资折合人民币2．9亿元。但合资后外方发现春都的问题，于1997年寻找理由提出撤资。按照协议，本息加上红利，春都一次损失1亿多元。
1996年，春都在原来股份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改制和资产重组。从股份公司中分离了国有独资的春都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母公司，再分离成立了14个子公司。
疲于改制占用了大量人力物力，遍地开花的技改、新上项目不是停滞，就是夭折。从“七五”到“九五”，春都技改投资高达7．28亿元，基本没有收益。
1998年12月，已是亏损累累的春都集团决定选择集团公司部分资产重组上市，募集资金4．24亿元。大股东春都集团和上市公司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人员、资产、财务根本没有分开。上市后的第三个月，春都集团就从上市公司抽走募集资金1．9亿元用于偿还其他债务，此后又陆续“有偿占用”上市公司数笔资金，合计高达3．3亿元，占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总数的80 % ，从而造成上市公司对公众承诺的10大投资项目成为一纸空谈。
2000年5月，中国证监会郑州特派办向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整改要求，限其在2000年底解决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同时向有关领导机构通报了春都股份有限公司在机制转换、募集资金使用、资产质量、重大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此时的春都已经跌入了困境之中。
春都由盛而衰的教训，令人沉痛，发人深省。
春都与中国火腿肠产业
新华社郑州11月4日电 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河南洛阳市冷冻厂，当时国家投资200万元，职工不足百人。1968年，洛阳地区食品公司与洛阳市冷冻厂合并，成立了洛阳食品购销站，1979年2月更名为洛阳肉联厂。1985年，国家放开生猪经营，肉联企业被推向市场。结果，全国1 500多家国有肉联企业中很快有90 %以上滑入亏损困境，洛阳肉联厂也不例外。
在国家对肉联企业经营提出“大变小、生变熟、粗变细、废变宝”的四个转变后，洛阳肉联厂于1986年引进了火腿肠生产大国日本的一台火腿肠灌装机，投资上马火腿肠生产项目。1987年8月，中国第一根被命名为“春都”的火腿肠在河南洛阳诞生，并迅速在市场走红。
“春都”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对国内肉制品市场的深入分析和技术工艺的刻苦攻关： “春都”火腿肠将国外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机融合在一起，创出了“85 %的精瘦肉加常温条件下三个月以上的保质期”这一富有独创性的中国式火腿肠产品质量标准。
市场的青睐使洛阳肉联厂成为河南和中国肉联行业走向辉煌的金色起跑线。 “春都”火腿肠的生产能力在短短几年间猛增了100倍，生产线由7条、20条、40条直至109条，生产规模由年产不足万吨扩大到20万吨，却依然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看准了这一神奇多米诺效应的郑州肉联厂、漯河肉联厂等河南肉联企业乘势而上，相继推出了“郑荣” “双汇”等火腿肠新品牌。由于有先行一步的洛阳肉联厂为榜样和参照系，它们起步不久便以事半功倍的后发优势和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与春都形成了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瓜分全国火腿肠市场的态势。骤然形成的强大产业群体优势，为河南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80年代还为本地生猪销路发愁的河南人，随着火腿肠的崛起，仅每年从四川就“吃进”生猪近900万头，占四川年出栏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仅春都一家每年就能消化生猪600万头。小小的火腿肠，使河南由生猪调出大省转而成为全国最大的生猪调入大省。这一经济奇迹震动了国内食品行业。
1992年，以洛阳肉联厂为核心，以“春都”牌火腿肠为龙头产品组建的洛阳春都食品集团宣告成立，后逐步改造为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3月，春都集团独家发起成立的“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火腿肠生产基地，春都集团曾先后被确定为河南省50家重点企业、全国120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单位和全国520家大型重点工业企业，并被评为“全国食品行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中国行业百强企业”等先进单位。 “春都”火腿肠多次被评为“全国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并一度成为中国火腿肠的代名词。
“春都” “双汇”和“郑荣”三大品牌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火腿肠市场竞争的主旋律。如今， “春都” “郑荣”已经双双从中国火腿肠市场淡出，后来居上的“双汇”则接替“春都”坐上了龙头老大的交椅，并以60 %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控制着当前火腿肠市场的大局。
董少鹏点评
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败局，印证了公司治理中的“不怕小，就怕大”定理。很多企业在规模适中时，经营管理井井有条，风险控制得也很好。而当“财力过剩”时，过度、过滥地实施所谓兼并收购，没有将相关资产进行产业链、产业集群式整合，而只是把土豆装进麻袋里而已，风险随之而来。特别是，盲目加粗放的扩张，必然招致财务管理混乱、经营思想混乱。春都一步步走向财务悬崖，风险大爆发，本质上是“不断扩大的管理线”远远超越了“治理能力”的结果。
周鸿铎点评
“郑百文” “春都”这两个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个黄金期名噪一时的上市国企，从上市到崩塌都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读完谢登科的两篇报道，深切地感悟出“盲目”之痛。政府为了政绩盲目地干预，企业为了迎合各方要求盲目地管理，资本为了逐利盲目地介入，核心业务为了满足资本市场对股市的需求盲目地变更，传播媒介为了树标杆求效益盲目地吹捧… …所有这些共同酿成了“郑百文” “春都”相继崩塌的催化剂。十多年过去了，反观当下的中国证券市场，这些问题如何了呢？解决了吗？答案在每位读者的心中。
谢登科的报道为“揭开中国上市公司的神秘面纱”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过境迁， “面纱”依旧。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变革，需要更多的像“郑百文”报道、 “春都”报道这样文锋犀利、不留情面的文章，需要更多客观的、多维的、深度的、详尽的报道让大众了解“面纱”下的真相。
的确，市场敏感、利益关联、主观立场、专业储备等多方面的原因，限制了新闻工作者对证券市场报道的深度、精准度。在这个领域，好记者、好文章更是乏善可陈，无疑，“郑百文” “春都”这样的市场坏典型为证券报道树立的却是让人叫好的好典型。
采访札记
从“春都之死”和“郑百文风波”调研看经济报道创新
（原载2002年1月28日第4期《新闻业务周刊》）
（一）
继报道“郑百文冲击波”之后，我又于去年8月参加新华社国内部组织的调研小分队，对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问题进行调研，重点负责对中小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进行报道。通过深入实际，潜心调研，笔者敏锐地捕捉住明星企业洛阳春都集团公司由盛而衰这一重大典型事件，采写出《洛阳春都是怎样走向困境的》和《频频改制为何不能挽救春都》一组两篇内参稿件，以大量生动、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对春都的成败得失及个中教训进行了深刻剖析。
稿件10月4日刊出后，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分别阅批。朱镕基总理在批示中指出： “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笑话。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都是这个水平，怎么应对W T O的挑战？请查明事实，总结教训，公之于众。河南还有一个双汇，是否也是这个样子？ ”内参报道发挥了高质量的决策参考作用。由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组成的国务院调查组会同河南省政府对洛阳春都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后认为，新华社的内参报道内容属实，意义重大，并要求认真总结春都的惨痛教训，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社领导要求认真研究批示精神，研究如何“总结教训，公之于众”。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精神改写的公开报道《春都何以跌入困境》，经新华社领导精编并送国务院政研室和中国证监会主要领导审定后，由“新华视点”专栏配“新闻背景”播发。春都的报道被媒体和国内各大网站广泛采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经济界、证券界反响如潮，中央电视台等许多媒体纷纷跟踪报道。
（二）
洛阳春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一根“会跳舞的火腿肠”一夜之间红遍全国，但却在挂牌上市后不久出现巨额亏损，以至于主业关门停产，企业负债累累。春都的昙花一现引起社会众说纷纭。我们在以往素材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凭着强烈的新闻敏感意识到，解剖“春都之死”不仅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而且在证券市场和企业界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为了争取报道的主动权，我们没有简单地依靠别人提供的材料，而是通过积极主动、艰苦细致的调查采访，发掘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我们到洛阳市采访时，当地政府从维护地方整体形象出发对外界封锁春都的消息，春都公司本身也正在与其他企业洽谈上市公司的重组事宜，从企业领导到当地主管部门，没人愿意与记者见面，纷纷用“在外地出差” “正准备开会”“实在抽不开身”等借口回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迂回“作战”，即通过先采访与春都有信贷关系的工商银行等债权人打开缺口，然后通过私人关系介绍，与企业领导成员个别接触。有的人对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十分敏感，我们就采取个别聊天的方式与其沟通交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
在稿件的写作上，我们摒弃停留在简单地揭露黑幕层面上，而是努力从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角度出发，着重挖掘春都衰败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努力用生动的事实打动读者，使稿件做到了可读性和新闻厚度的有机统一。
社总编室在对春都报道的通报表扬中指出，只要真正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善于捕捉和挖掘生动典型，就能写出对中央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的高质量的内参作品。这是总社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也是我们最强烈的感受。
（三）
近年来，我国股市强烈动荡，大案频发。由郑百文引发的冲击波和“春都之死”就是两个典型例子。怎样捕捉到和采写出这类典型报道呢？
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单纯从生产、流通等传统经济工作的环节从事经济报道，事实证明，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新华社的报道，尤其是内参报道越来越需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以及有较强说服力、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经济报道。类似洛阳春都和郑百文这样的报道就是适应这一形势要求的产物。
从世界经济形势看，随着我国加入W T O，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不仅将影响我们的经济运作方式，而且势必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经济发展的这种阶段性转变，一方面是经济报道的重要素材，迫切要求我们的经济报道在所关注的领域上进行相应的调整，紧紧跟踪这一变革的进程，跟踪报道最新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对经济报道的思路和方法本身产生深刻影响，它要求新闻工作者适应世界性的影响，以超越时空的眼光、博大宽广的胸怀关注经济形势的热点、难点，深入揭示其特点和规律。这是时代发展对新华社经济报道提出的新的要求。
从受众需求的变化看，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使社会公众对经济报道的关注度空前高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用报道作出真实的记录和科学的回答。比如，缘于炒股、炒汇等经济生活方式的直接需要，人们对大到国家政策信息，小到类似春都、郑百文这样一家企业的兴衰走势变得分外敏感，这就要求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要积极、主动把握经济走势，洞察和研究经济生活的热点，并在报道的方法、形式上力求创新，摆脱传统的经济报道思维模式。目前，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关注，尤其是深层次报道还没有进入经济报道的主流。只有悉心开掘这些资源，我们的经济报道才能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受到欢迎。
紧扣时代脉搏，开拓报道视野，转换报道功能是经济全球化大形势下对经济报道提出的新要求。像经济的交流和竞争早已打破了地域的阻隔一样，我们的经济报道也必须打破各种人为设置的禁区，大力拓展报道领域。金融、证券等各方面的经济活动日益活跃，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我们的经济报道就必须伸展到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精心研究和反映这些绚丽多彩的变化，透过经济现象，折射社会生活。
其次，对证券市场和金融资本市场这一特殊对象的报道要深刻领悟党的方针政策。洛阳春都的报道和2000年的郑百文报道一样，都是在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下推出的证券经济类报道，由于较为全面地研究和把握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大势，所以，经新华社内参和公开报道后不仅在决策层、社会各界尤其是证券市场产生了“重磅炸弹”般的影响力，对广大股民的投资风险意识起到了有力的警示作用，而且对规范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从党的十五大对发展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作出了科学的决策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年间取得了世人公认的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类似春都、郑百文这样的企业把包装上市作为圈钱的捷径，只顾“形式创新”，不管机制转换，从而带来上市公司群体中的亏损企业数量日益增多，从几家、十几家上升到一二百家，包括春都在内的一些企业甚至严重亏空，资不抵债。这种情况暴露出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规范和完善的领域，在上市公司被作为我国国有企业的精英和排头兵的大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对这一态势的演变担忧。对洛阳春都的报道正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发展的眼光、全局的眼光看待证券市场上所出现的问题，并努力站在分忧解难的角度为证券市场的改革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因此，报道获得了积极的影响，受到了国务院调查组的充分肯定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最后，我们的经济报道还必须具有前瞻性。洛阳春都的报道和郑百文假典型的揭露一样，之所以引起强烈震动和一片叫好声，除了事实本身的强大冲击力外，还在于春都、郑百文这样的明星企业在一些媒体的狂炒之下被人为神化，为各界所极力吹捧，而没有把一个真实的春都和郑百文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脱离了一般经济规律和新闻规律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社会公众，以至于郑百文、春都陷入困境后许多人不敢相信。
面对瞬息万变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经济报道必须用前瞻性、真实性打动读者，在阐明经济现象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应充分注意到事物的发展趋向，力求对其发展前景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而不能误导社会公众。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经济报道必须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加强对经济活动中矛盾的分析，抓住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和暴露的倾向性问题，敏锐地反映出新动向，及时传递最新信息，进行预警式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