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天能赏善罚恶的宗教伦理观

墨子是主张有鬼神存在的，他专门写了《明鬼》篇，论证鬼神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他从自己的认识论出发，强调所谓经验的根据，认为鬼神的存在是可以从经验上找到充分根据的。他说：“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这就是说，只要人们看到了、听到了，就可以证明其有；如果没有看到，没有听到，那就可以肯定其无。接着他举了历史上所记载的许多事例，说明当时的许多人都看到了鬼神，因而认为鬼神是存在的。

为什么像墨子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有那么多的真知灼见，有那么高的聪明才智，最后却从自然观上唯物的经验论，走向了相信鬼神的唯心论？这种愚昧、无知的相信鬼神的荒唐思想，不是和他的才、学、识相矛盾吗？

对于墨子思想上的这一矛盾，如果能从伦理思想上来探索，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这是过去许多思想史家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我们不妨仔细读一读《墨子·明鬼下》篇中的第一段话：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在这里，墨子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许多人只知道损人利己、为非作歹、不惠不忠、不慈不孝、夺人车马、淫暴、寇乱、盗窃等，都是因为怀疑鬼神存在，即怀疑鬼神“能赏贤而罚暴”。在墨子看来，只要使人们相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着鬼神，而且这些鬼神又都负责监督着人们的行为，是人们之间行为调整的至高无上的裁判者，那么，人们也就不敢为非作恶，因而也就能弃恶从善了。而且，鬼神是无处不在的，即使是在“深谿博林、幽涧无人之所”，人们的行为也都必须特别谨慎，因为即使在那里，任何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会“有鬼神视之”。他说：“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墨子·明鬼下》）更有甚者，鬼神能明察一切，而且是“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同上）。

墨子的结论是清楚的，为什么他用了那么大的力气，作了那么多的论证，举了那么多的历史事实来驳斥那些坚持无鬼的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承认鬼神的存在，对国家、对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提高是有重要作用的。他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以为将不可不明察此者也。”（同上）这里充分说明，墨子作为代表小生产者的伦理思想家，从经验出发，确实认为，只要人们相信有鬼神的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得到更好的调整。

除了承认有鬼神的存在以外，墨子还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是一个能够主宰万物的人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甚至天子也是由它所立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墨子所说的天和西周以来关于天的传统说法是相一致的。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墨子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天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主宰的意义。墨子说，天喜欢义，厌恶不义；喜欢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和人之间的攻杀争夺。顺天意而行即是善，反天意而行即是恶。天对于那些为善的人给予赏誉，对于那些为恶的人就给予惩罚。那么，什么是天意呢？按照墨子的说法，天的意志与墨子的理论和要求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和他的伦理思想完全相同。《墨子·天志上》说：

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谁反天意而得罚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诟天，中诬鬼，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贱人者，此为之厚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

从上述思想来看，墨子所说的天地鬼神，并不是专为剥削阶级谋利益的，一切人在天地鬼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从实质上讲，墨子所说的天地鬼神，主要是为小生产者、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然则天之将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墨子·天志中》）墨子所说的“天志”（天的意志）并不是一种信仰，而是赏善罚恶的工具，是他为实现“兼相爱，交相利”而设置的一种手段。因此，他的天地鬼神又是一种实施道德的手段。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墨子·天志上》）由此看来，所谓的“天志”，实际上就是墨子的意志。因此，天地鬼神只不过是维护和推行“兼爱”思想的一种威慑力量，只是墨子伦理思想所披的一件外衣。从实质上来看，墨子的天地鬼神并不是神秘的主宰，而是主持正义的道德的天地鬼神，是为他的兼爱思想服务的。

墨子很有知识，也很有思想，但他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自身存在着小生产者所特有的局限性。小生产者在组织上是分散的，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他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美妙的理想，却找不到实现这种理想的正确方法。墨子为人们提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建设一个没有“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的和平、安宁、幸福和道德风气高尚的理想社会的宏伟任务，并且提出要通过“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说教来最终实现这一理想。墨子和他的学派不辞辛苦推行“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主张，可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天下人的响应。因此，他只好求助于王公大人，希望他们能够“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墨子·天志上》），使“兼相爱，交相利”得到实行。当然，他是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支持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墨子不得不求助于鬼神，不得不求助于天志，从而把天作为赏善罚恶、实行兼爱交利的最后支柱。墨子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都是从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出发的，是不应该相信有鬼神的存在的。可是，为了达到“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理想，他竟然求助于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由无神论走向了有神论，从唯物论走向了唯心论。尽管他只是把天当作一种手段，但这毕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墨子为了自己的伦理目的而牺牲了认识论的前提，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而放弃了本体论的结论，这也是值得伦理思想家们重视的一个思维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