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类最初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并不起眼的物种，作为一种杂食动物，并不在食物链的顶端。人在很长时期内同其他物种一样，完全依赖生态系统并根据生态系统的变化做适应性调整。人与其他物种最大的不同，是跨越了完全依赖生态系统并根据生态系统的变化做适应性调整的阶段，先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和干预生态系统，又在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偏差后根据生态系统的内在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40年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使中国由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由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逐步逼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冲击。为消除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主动调整发展目标，从培育生态文明体系和推进发展方式转型两个方面，将单纯的经济增长拓展为经济增长与生态建设互促互进，将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然，这也是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依赖性愈益降低的结果，是由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组织、制度、生态等非物质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替代能源、资源等物质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群愿意遵循环境友好的行为规范的结果，倡导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经济再生产与生态再生产相融合或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相融合，是为了使这个结果早日到来。

关于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的《中国天然林保护的理论与政策探讨》一书中就森林利用会随着森林资源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由肥料利用、燃料利用、材料利用、原料利用跃迁到生态利用做过一点探讨，但只是点题而已。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我建议杨晓智和张海鹏把论证人类与森林生态系统的关系的变化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建议邝奕轩把论证人类与湿地生态系统关系的变化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论证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变化必须占有足够长的时间序列资料。杨晓智和张海鹏的论证有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里的数据提供支持，邝奕轩的论证则要靠自己收集洞庭湖湿地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数据，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杨晓智教授的论证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森林资源和林产品统计资料，张海鹏研究员用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森林资源和林产品统计资料进行了拓展研究。邝奕轩用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发展经济学视角的湖泊湿地利用转型研究”的资金，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研究。

邝奕轩在湿地研究方面已经发表了大量论文。他通过研究指出，湖泊湿地早就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了，但它的急剧变化发生在各个国家工业化或人口爆炸阶段。人类活动过度干扰导致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恶化，既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又是一种暂时现象；从长期看，它的面积、水量和水质的变化都具有倒“U”形曲线的特征。

《湖泊湿地利用转型研究——以洞庭湖湿地为例》是邝奕轩关于湿地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在描述人类利用洞庭湖湿地的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洞庭湖湿地利用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转型的经济学命题，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基于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不同资源类型的演化模型，刻画经济发展过程中洞庭湖湿地利用的演化过程，阐释洞庭湖湿地利用结构的演变特征和演变机理，认知洞庭湖湿地利用转型与环洞庭湖湿地区域发展转型的耦合关系，并从环洞庭湖湿地区域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和生态建设四个方面探索了湖泊湿地利用转型的路径。为了验证洞庭湖湿地利用转型研究方法的普适性，邝奕轩选择包括太湖、滇池、博斯腾湖等60个湖泊湿地作为样本总体，利用它们的横截面数据探讨了更大尺度的湖泊湿地利用转型问题。综观全书，我认为邝奕轩凝练出的关于湖泊湿地可持续利用的理论、方法和具有政策含义的建议，对促进我国湿地利用转型研究，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会有积极的贡献。

湖泊湿地利用转型不仅同经济规模、经济结构、人口总量、粮食产量等经济变量相关，还同纳入保护的湖泊湿地面积增多，还原为湿地的土地面积增多，湿地保护、修复和恢复的各种投入增多，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补偿等制度的实施等因素相关，虽然这些新变量因时间序列数据太短而难以与经济变量匹配，但在今后的深化研究中应该重视它们。另外，得出有些变化不具有倒“U”形特征的结论会不会同时间序列数据不够长有关，也需要进一步验证。一言以蔽之，这本书仍有瑕疵，但瑕不掩瑜，总体上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希望邝奕轩把这部书当作进一步开展湖泊湿地利用转型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继续完善湖泊湿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尽早有更加完整的新的逻辑体系的研究专著问世。

邝奕轩是我的学生。他做人老实，为人宽厚，做事踏实。在他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发展经济学视角的湖泊湿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最终成果《湖泊湿地利用转型研究——以洞庭湖湿地为例》出版之际，写下自己的一点想法，是为序。

2018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