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创伤的文学意义

第一节 创伤理论

创伤理论最初“源于医学领域而拓展至多种经验”^[1]。“创伤”的词源学含义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其在希腊语里意为身体上的“伤口”。到了17世纪中期，“创伤”一词开始出现在医学资料上，其意义仍然主要指身体的伤口，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现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创伤的内涵得以拓展。工厂里机器生产造成的事故和铁路发展带来的交通事故催生了一种新的创伤——铁路事故性脊柱神经损伤（railway spine）。这种创伤不仅导致了身体的伤害，还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的“震惊”。到了现代，创伤被赋予更多的心理关怀，这种使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创伤与工业化所带来的暴力的联系不仅代表着社会对现代性的关注，而且代表着创伤向心理方面转变的开始。”创伤的心理影响除了恐惧与焦虑之外，它还包括“记忆、身份、感觉等的混乱”。对创伤涵义的扩展“贡献”最大的则是战争，“战争的社会意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创伤本质及其作用的看法”。大量的创伤发生于战争和屠杀的背景下，尤其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战争。“纵观整个创伤历史，其概念的关键是暴力事件能引起身体与心理的伤害，同时激发身体机能致力于生存和康复。”^[2]

针对越来越多的暴力受害者，现代创伤理论受到更多心理学家的关注。一般认为现代创伤理论源自弗洛伊德。他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3]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对突发事件的吸收是有限的，该突发事件日后却可以化为强迫的、重复的行为重新返回人的意识。他这样记录了一个受到炮弹惊吓的士兵：“他被迫把那压抑的物质当作一种当下的经验重复，而不是像医生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把它当作属于过去的东西来回忆。”^[4]在《悲悼与抑郁症》中，弗洛伊德分别探讨了两种心理创伤——悲悼与抑郁症。创伤对受创的悲悼主体和受创的抑郁主体影响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前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可以实现部分康复，而后者却长时间地强迫自己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情感中。弗洛伊德在其后著作《超越快乐原则》里把这种强迫的、重复的行为提炼为“死亡冲动”。他认为，现代工业和战争创伤揭示了人超越快乐原则、与生命本能对立的死亡本能。《文明及其不满》见证了弗洛伊德创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个体心理创伤转向文化创伤。该书认为，现代文明进程中充满了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对立冲突。现代人自诩有能力驾驭自然，也掌握了毁灭部分乃至整个人类的技术，这恰恰是我们备感焦虑、不快乐的根源，同时也充分论证了文明固有的死亡冲动和深度创伤。他在《摩西与唯一神教》中从现代文明转向了古代文明：犹太教文明。他认为犹太教历史实为一部创伤史，一方面，犹太教否认摩西的埃及人身份；另一方面，犹太教又沿袭遵守源于古埃及宗教的割礼、唯一神信仰和摩西戒律。犹太教的兴起与摩西所遭遇的杀戮发展成为创伤的独特征兆——遗忘与记忆、抑制和恐惧并存的图景。最终，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伊德尝试着用创伤理论去概括西方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历程。^[5]

虽然在19世纪末人们就已经建构了有关创伤的理论，但是对于创伤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兴起于当代，尤其是在1980年美国心理学会把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一项正式的医学疾病列入学术研究领域。“创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露丝（Cathy Caruth）等理论家进一步阐发，并应用到了文化理论与文学研究上。在当代创伤研究中，学者们首先尝试着界定创伤。卡露丝在其先锋著作《创伤：记忆的探索》（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中总结了创伤的定义：“病理学仅仅存在于它的经验结构或感受中：事件在当时没有被充分吸收或体验，而是被延迟，表现在对某个经历过此事的人的反复侵袭之中。蒙受精神创伤准确地说就是被一种形象或事件控制。”^[6]

由创伤的定义可以看出，创伤影响创伤主体的并不是创伤事件本身，而是主体在遭遇创伤后的反应。不同于身体的伤口：

精神的伤口——头脑经验的时间，自我和世界的破碎——不像身体的伤口是一件简单而且可以被治愈的事件，而是像坦克莱德在决斗中给伪装了的克洛琳达的致命伤一样，^[7]被体验为太过迅速、太过出乎意料，以至于不能被充分理解的事件，因此不会被意识吸收，直到它一再地重复出现在梦魇中或在幸存者的重复行为中。^[8]

由于在发生的瞬间并没有被完全领会，创伤因此不受创伤主体的控制，而是作为一种萦绕不去的魅影在发挥作用。这种魅影式的影响不仅持续地重返侵袭创伤主体，而且只有在延迟的重复中才能被真正经历。在卡露丝看来，创伤代表着一种深刻的个人经验与历史的关系：“如果创伤后应激障碍必须被理解为病理学上的症状，那么与其说它是一种无意识的症状，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症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受创者在自身携带着一种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身成为一种不能被完全控制的历史症状。”^[9]

卡露丝的创伤概念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事后”（Nachträglichkeit），“事后”描述了一种深刻的记忆和创伤的关系，挑战了绝对的线性时间观念。在弗洛伊德看来，创伤在发生后并没有被创伤主体吸收和领会，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某个刺激性事件激化进而成为危机。卡露丝把“事后”一词改编成了“延迟性”（belatedness），认为正是因为创伤的延迟性，记忆或叙述是很难获得的，但也只有通过记忆或叙述创伤主体才能接近事件真相，从而获得拯救。“延迟性”由此牵扯出创伤研究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即创伤对创伤主体侵袭持续的时间问题，即创伤的延迟性在创伤主体或其后代身上维持多久。依据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的界定：“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10]“不同于指涉个体伤口或是情感经验的心理创伤或生理创伤，文化创伤指涉身份或意义的失缺、社会纤维的被撕裂。它影响的是有一定凝聚力的群体。在此意义上，此类创伤可能不会被群体中每个成员所直接体验。”^[11]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话语和研究范式，文化创伤的研究领域被学者们急剧扩大，涵盖创伤情感、创伤心理、文化想象、文化认同、文化生存、文化形式、意识形态、公共空间政治等理论命题。不同于其他阶段的创伤理论，文化创伤理论“高举民主、正义、公正和人道的旗帜，紧贴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现实，正视人类现代历史苦难，与种族、民族、性别、社会边缘（如同性恋、艾滋病、儿童等）等身份认同紧密结合。其学科覆盖宽泛，理论整合与创新意识显著，现代性暴力批判诉求强烈”。

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从心理分析到后结构主义，从文学叙事到大众传媒，经几代学者的阐释，创伤已变成横跨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尤其是对经历了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殖民主义、恐怖主义的现当代人类而言，创伤范式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身体、心灵世界、文化乃至我们栖息的自然生命世界，都与暴力和灾难是如此难分难解。现代性以降的历史和文化布满了创伤裂痕，甚至现代性也露出了创伤的根茎。从妇女、儿童、种族、民族，到被主流文化规范施行了社会死亡手术的边缘群体，在微观的家庭场景中或是宏大的社会舞台上，在弱小卑微的生命旅程上或是动荡不定的民族迁徙中，个体和集体的文化心理中都充满了怨愤、责难、痛苦、焦虑、冷漠或麻木。甚至在心灵的荒漠中，在遗忘与记忆之间的厚墙前，创伤主宰了生命，幽灵扼死了想象。^[12]

面对无处不在的创伤范式，很多人无奈地选择了沉默，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更是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13]。这种沉默也表现为涂尔干式的“迷惘”（anomie）以及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式的“震惊”（shock），创伤的寄主化身为齐美尔（Georg Simmel）的“陌生人”（stranger）和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闲荡者”（flaneur）。当然也不乏学者关切个体受创后康复与救赎的路径。创伤研究学者赫曼（Judith Lewis Herman）认为创伤的复原需要三个阶段：重建安全感、追忆创伤事件以及融入社会。^[14]在研究弗洛伊德后，拉卡普拉在其著作《再现大屠杀》（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中也总结了三种应对创伤的方式：规避（denial）、复现（acting-out）以及克服（working-through）。规避又称推卸（disavowal），指的是“摒弃创伤事件或把创伤事件边缘化，从而建构一种救赎式或拜物式的叙事，并含沙射影地表达一些有可能实现的价值观和愿望”^[15]。复现指受创者“纠缠于过去并倾向于强迫性的重复，好像（创伤）发生在当下”^[16]。而克服的含义较为复杂，它可以是康复，即“（受创）主体可以接受特定的压抑元素，进而从机械重复机制中解脱”，抑或是“有限与超越的互动”，^[17]也可以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18]。对于拉卡普拉来说，他“试图把救赎的概念从狭隘理疗学的角度延伸至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内”^[19]。

对于克服的路径学者们可能存在众多意见，但有一点是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的，即“只有当创伤能够把自己的经验糅合成一个有顺序的、具体的并且置于时间与历史的大背景中的叙述，叙述受害者才能够从创伤记忆中恢复”^[20]。弗洛伊德提出了“话疗”（talking cure）一说，认为“话疗”可以使得歇斯底里患者去重复、认可并克服创伤事件。这一针对创伤的治疗模式甚至后来包括了写作本身，遭受创伤的作家写作过程变成了一种治愈创伤的方式。^[21]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在他的作品里读者似乎总能见到一个艾略特的身影。当然诗人遭受的创伤以及克服并得到救赎的方式极为复杂，这便是本文的研究中心：利用创伤这一研究视角，从分析艾略特的作品入手，结合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梳理和阐释荒原产生的原因以及探讨诗人实现救赎的路径。本书的分析和对作品的选取、划分一方面是为了讨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每部作品叙述的侧重点不同。作品对某一类创伤应对方式的突出表现决定了本书每章对作家作品的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