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在导言部分，笔者提出了本书的经验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教育成就与毕业结果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是为了回应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即社会流动的开放性能否在日益激烈的大学竞争中得以维持与延续？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上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但这些解释之间始终存在争论，要给出准确的回答还要回到具体的经验分析中去。

通过经验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到家庭沿着两条路径最终影响大学生的毕业结果。首先，首要路径通过影响大学生的教育成就间接影响他们的毕业结果，这一路径是嵌入在具体的教育系统中的，正因此，国家对教育系统的形塑可能会改变家庭阶层背景的影响。就中国来说，国家对于教育系统全方位的支配使得教育系统标准化程度较高，进而抑制了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效用，由此可以得到本书的第一个基本预测：中国大学生在教育成就上的阶层差异很小，家庭影响的首要路径被明显削弱。

假设1 在中国大学中，文化再生产机制被大大削弱，因此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文化资本获得的影响被削弱。

其次，与首要路径不同，次要路径是指家庭通过影响子女的毕业选择期望进而影响他们的毕业结果，该路径不完全嵌入在教育系统中，故而家庭的这一影响较少受到国家干预。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对外开放过程中，大学生及其家庭的毕业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那些精英家庭子女为了维持阶层再生产，更可能选择升学尤其是出国留学。随着大量精英家庭子女出国留学而未参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国内工农阶层子女毕业后面临的竞争压力有所缓解，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会有所增加。由此得到本书的第二个基本预测：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在出国留学上有着显著阶层差异，但在国内升学与求职上的阶层差异被削弱。这一预测也建立在两个具体假设上。

假设2.1 在理性选择的引导下，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毕业选择期望有着显著影响；其中精英家庭子女更可能选择出国留学。

假设2.2 随着出国留学规模的扩大，国内大学生的社会流动开放性变得更强。

综合来看，在国家与全球化的共同影响下，进入大学以后，基于家庭阶层背景的高等教育分层得到较好抑制，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在中国大学中即使存在也很微弱，而且不同于西方国家中首要路径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路径（Nash，2003；Jackson et al.，2007），在中国，首要路径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次要路径才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路径。

基于这些问题与假设，本书将沿着大学生入学、求学、毕业的时间顺序，按照两条影响路径对大学中的再生产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具体研究框架可见图2-2。这里不仅要关注精英家庭在此过程中是否顺利实现了再生产，同时还要探究其中的具体路径与机制是怎样的，以及国家与全球化是如何参与形塑这一过程的。

图2-2 本书分析框架

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将作如下安排。第三章将介绍本书主要使用的数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以及本书核心变量操作化过程。随后对调查的大学生基本情况给予一个简单描述。考虑到本书使用的模型较多，具体模型将会在后文各章中具体介绍。

研究方法之后的第四至第六章揭示了大学中社会再生产的具体过程。按照布东所界定的家庭影响路径，第四章主要讨论首要路径中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子女在校文化资本获得的影响，这里的文化资本主要包括学习成绩、学生干部担任以及英语四级成绩。其基本问题是，文化资本获得的机制是什么，是文化再生产机制还是资本转化机制？大学中的标准化设置对于文化再生产机制有何影响？

第五章将主要围绕社会再生产的次要路径展开，也即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毕业选择期望（包括升学意愿和就业意愿）的影响，并检验理性选择理论和阶级文化决定论在此过程中的适用性。在分别讨论完首要路径与次要路径之后，接下来的第六章则要进一步分析两个路径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即大学生的教育成就是否会影响他们毕业时的选择期望，反过来升学意愿与就业意愿的确定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在校表现呢？

正文的最后一章即第七章则从学校内部转向大学生毕业的实际状况。该章首先使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考察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升学或就业结果，重点在于什么因素对他们的毕业结果具有主要影响，是他们在学校中获得的教育成就，还是他们的毕业选择期望？由此观察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子女毕业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首要路径还是通过次要路径。其次则要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讨论大学扩招前后，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初职获得影响的变化，以此来检验出国留学规模的扩大对于国内大学生社会流动的影响。

在结论部分，笔者将根据上面的经验发现，对本书的问题给予回答，随后则对这些经验发现的理论意义给予阐释，并在最后讨论本书的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