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理想的社会制度将永远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到传统的制约。

——Friedrich von Hayek

作为社会制度的核心之一，家庭或直接或间接地投射出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国自古便有“集人成家，集家成国”的说法（吕思勉，2007），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逻辑使家庭在中国不只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是秩序单元、教化单元和福利单元，并负有社会化和保护其成员的责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家庭制度都保持其巨大的内在稳定性，不少理论也都认为家庭不可能迅速发生巨变（Whyte，2005）。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形貌，中国政府更通过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直接参与了家庭活动，形成中国家庭变迁的巨大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快速的人口转变相同步，并深深地内嵌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之中（胡湛、彭希哲，2012a）。不仅如此，由于制度的缺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还赋予家庭重要的福利与保障职责，而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家庭在整个社会政策领域中甚至是一个较少被提及的概念（张秀兰、徐月宾，2003），中国家庭面临诸多发展困境。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2002）曾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便映衬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它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徐勇，2013），更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经历了剧烈变迁之后，中国的家庭及家庭政策如何在超越传统局限性的同时注重传统的延续性，将直接关系到当下中国社会能否顺利完成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而这些都需要对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的特征及逻辑进行相对宏观的把握。

本书以“中国当代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为研究主题，首先对传统中国家庭进行了再认识，厘清了中国家庭的历史变迁及其内在一致性，以此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政策和家庭（户）变动的轨迹进行了梳理，具体描述并分析了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家庭老龄化与居住模式变化、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等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对制度缺失下的家庭发展困境进行了讨论，重点分析了中国当代家庭在制度缺失下的“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现象、“少子化”背景下的家庭“老龄化”，以及现有家庭政策在工具化倾向下所呈现的“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相博弈的矛盾特征。本书最后在尊重中国传统而又超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依据发展型福利模式的思路对重构我国现代家庭政策体系提出了若干建议。

必须说明的是，在家庭小型化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强化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并不是要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应当承担的保障责任转移给家庭，而是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将家庭从“幕后”推向“台前”，帮助并协调其与政府、市场、社区等系统共同发挥作用。从本质上讲，政府、市场等社会福利提供者和家庭对于老年人口的支持本就属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面，它们之间不存在机械的替代关系（Cox & Jakubson，1995）。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具价值的资产，注重家庭是中国的传统。通过家庭政策有效地支持家庭，“找回家庭”并重塑家庭的责任边界与功能权责，使中国绵延千载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与进化，一定会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正如哈耶克所言，“理想的社会制度将永远与传统紧密相联并受到传统的制约”（哈耶克，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