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而且呈现城、乡老龄化差异逐步扩大的特征。对比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2000～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含军人）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74%上升至8.92%，其中，城市老龄人口^[2]比重从6.36%上升至7.68%，增加了1.32个百分点；乡村老龄人口比重则从7.10%升至10.06%，增加了2.96个百分点（图3-1）；乡村现有老龄人口比重比城市高出近三成，十年间乡村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幅更是高出城市1倍多。无论是从老龄化水平还是从老龄化发展速度来看，乡村均远远高于城市，呈现明显的“城乡倒置”的特征。

图3-1 2000年、2010年中国城乡老龄人口占比

一定时期内影响一个封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人口学因素主要包括生育模式、死亡模式和期初人口年龄结构，其中，期初人口年龄结构亦可视为人口惯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被视为开放人口系统的城、乡地区，影响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还有人口的乡-城转移这一重要因素。“六普”资料显示，2000～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2.07亿人，乡村人口减少1.33亿人，人口城镇化率上升了13.5个百分点。由于中国人口仍处于自然增长阶段，减少的乡村人口无疑是新增城镇人口的重要来源。那么，这种持续大规模的人口乡-城转移对于城、乡人口的老龄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种影响与驱动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动的人口学因素，即生育模式、死亡模式和期初年龄结构相比，作用孰大孰小？各自的贡献率如何？变动规律及总体趋势怎样？这正是本章试图回答的问题。

城镇化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其发展过程、特点与成因、现状及趋势等均被论及。曾毅（1991）通过对不同预测方案下城乡人口模拟结果的比较，发现人口城镇化可以使农村老龄人口比例相对较高，而城镇老龄人口比例相对较低。王涤和顾宝昌（2005）从“五普”数据观察到，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比城市快，农村人口先于城市进入老年型人口。童玉芬和武玉（2013）、郭志刚（2014）对“六普”数据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领先于城镇的事实，并指出人口乡-城流动的高度年龄选择模式是造成老龄化城乡倒置的重要原因。王金营和原新（2007）对中国未来乡-城转移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进行预测，认为2000～2020年中国每年的乡-城转移人口为1500万左右，其中将有70%～80%的人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其比重会趋于下降，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和老龄化程度仍将高于城镇。杜鹏和王武林（2010）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发现许多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均发生城乡倒置现象，并认为这只是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必经过程而已；当城市化基本完成，人口因素发生改变时，这种城乡倒置状况将发生转变。

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杜鹏（1992）应用比较人口预测方法，定量评估了生育率、死亡率和期初人口年龄结构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认为，生育率下降是1950～199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死亡率下降的影响作用正日益加大。原新和刘士杰（2009）采用假设模拟回顾预测方法，考察了1982～2007年相关人口学变量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育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以及人口惯性对该阶段人口老龄化水平升高的贡献率分别为27.11%、18.67%和56.06%；在低生育水平下，从1992年起，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

上述关于城镇化对老龄化的影响以及老龄化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两个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也有待进一步拓展。一方面，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人口的乡-城转移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重要成因，但缺少对这一影响因素作用力大小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测度；另一方面，现有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大多将全国视为一个封闭的人口系统，主要考察包括生育率、死亡率变动和人口惯性在内的人口自然变动因素的影响，而对作为开放人口系统的城、乡地区人口老龄化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对人口乡-城转移的影响力的测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章将在前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弥补在城镇化影响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定量研究方面的缺憾，综合考量生育、死亡、期初年龄结构以及人口乡-城转移四个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城市、镇和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和贡献率测算，定量评估城镇化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期丰富对中国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互动发展的科学认知，为探寻科学应对之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