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和科技进步推动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进程是一种客观规律。目前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低于10%，而90%以上的劳动力都从事非农产业。但西方国家不存在我国意义上的“农民工”现象。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1988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0.25亿人。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8652亿人，比2016年增长1.7%。其中，本地农民工人数为1.1467亿人，比2016年增加了2.0%；外出农民工1.7185亿人，比2016年增加了1.5%。

面对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民工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些学者指出农民工给城市带来治安问题等负面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学者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呼吁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促进这个群体的市民化进程和城市融入；有些学者从城市制度改革入手，主张改变束缚农民工自由迁移的户籍制度，完善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和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政府正在努力改变制约农民工自由迁徙和定居的户籍制度以及其他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但受到城市本身的空间容纳力、财政状况、制度惯性、文化独特性和农民工自身的态度等因素的限制，农民工的市民化速度缓慢。根据学者王伶、梅建明的调查和预测分析，“2014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42.02%”^[1]。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虽然很多城镇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加大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支持力度，但遭遇了很多农民工不愿意脱离农村户口、不愿意变成城市居民的现实困境。学者们从“残缺的市场主体、公共产品的边缘人、利益表达的失范”^[2]、“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和土地权益处理机制”^[3]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这些已有研究大多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学界提及的众多因素中，很少有研究从农民工自我城市认同角度结合其市民化意愿来分析这个群体的市民化现状及制约其市民化速度的因素。如果脱离了对农民工主体性的考虑，单纯从城市接纳的角度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就会忽视这个群体真实的城市体验和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其他诸多因素，那么也难以找到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效策略，相应地就会延缓这个群体的市民化进程。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民工脱离了其长期生活的农村进入城市。如果把城市和农村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得知两者无论在经济形态、环境风貌、基础设施还是文化心理、价值导向等方面都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两者在空间景观上的显著差别：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呈现的是高楼大厦、交通便利、市场繁荣、设施完备的现代景观；农村呈现的是小桥流水、独门别院、农业主导、阡陌纵横的传统景观。其次，两者在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联系纽带上的不同：城市中人群异质性强、社会流动频繁、理性算计、独立意识强；而农村是熟人社会，邻里守望相助，以血缘、地缘关系为重，传统乡规民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两者在价值观和开放程度上的区分：城市是一个开放的有机体，人们的价值观大都呈现多元、开放、新奇、包容性特征；而农村却相对封闭，人们的价值观大多呈现单纯、封闭、守旧等特点。

农民工群体就植根于上述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之中。受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个群体的流动就呈现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进行季节性迁移和往返的特征。农民工长期往返于这两种迥异的世界，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农村和城市的？有着怎样的城市认同？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为什么有些农民工不愿意脱离自己的农村户口？农民工在自身的市民化进程有着什么样的市民化意愿呢？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从事非农产业却不能变成市民，导致了他们在城市认同和自我心理认同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阻碍了其市民化意愿的提升，也阻碍了其融入城市社会并转变为市民的进程。因此，我们如果要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和自我心理认同之间的矛盾，增强其市民化意愿，那么就必须从认同概念入手，详细分析农民工城市认同的现状，进一步分析其市民化意愿，为这个群体解决认同危机，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提供服务。

就贵州省来说，2009年全省就确定了城镇化战略目标，城镇化率为29.9%，有7个市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0%以上；2010年，全省的城镇化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形成了以贵阳市为龙头，以安顺、遵义等为骨干，以凯里、毕节、铜仁等中小城市为支干，以众多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城镇居民点的城市发展体系。^[4]

“2015年末，我国城镇人口7.71亿人，城镇化率为56.10%；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7亿人，占总人口的20.2%，占城镇常住人口的36%”^[5]。贵州省2014年城镇人口为1403.57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0.01%，比全国2014年城镇化率（54.77%）低14.76个百分点，全国排名倒数第二，主要原因是全省的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小。“贵州省共有9个市（或者州），在这些市、州中只有贵阳市的市区人口达到200万人以上；只有遵义市的市区人口达到100万～200万人，而六盘水、凯里市、铜仁市和安顺市这四个城市的市区人口达到了50万～100万人，除此以外都是市区人口不到50万人的城市”^[6]。大城市从2011年到2014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55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5月底，全省农村劳动力在外就业864.02万人，与2015年相比增长1.78%。其中跨省外出务工609.38万人，与2015年相比下降0.16%，省内就地就近转移就业254.64万人，同比增长6.74%”^[7]。

贵州省的城镇化离不开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和市民化意愿是其真正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研究贵州省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和市民化意愿对推进该省的城镇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