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形势

1992年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21世纪以来紧抓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FDI和发展加工贸易。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发展的硬性约束，使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和好处，称为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也是中国需要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却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的消耗大国。目前中国是接受西方产业转移和相应的资源消耗的主要国家。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逐步向中国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我国的物质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西方发达国家据此可以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我国则被锁定在卖劳力、拼消耗和污染环境的生产加工环节，其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

第二，中国是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发展中的穷国，在持续为富国进行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投融资。比如，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这一格局为富国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效应主要表现为：（1）通过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大大地降低了进口国的投入成本；（2）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的投资，降低了资本形成率；（3）对富国的低价出口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可以把更多收入投资于金融资产；（4）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多盈利，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虚拟经济活动；（5）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流回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泛滥，处于严重的通胀压力之中；另一方面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的财富处于不断被贬值的危险境地。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与此同时，西方富裕国家却一味认为中国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即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美国同类商品的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降低了相应岗位的工资水平，导致了政府对失业、医疗保障的支出上升（Autor etc.,2011）。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征”。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看：这种进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要素的机会！

第四，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的国际代工，以及无须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一方面使中国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无法生存，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另一方面，又使其逐步地得了两种病，一是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中国制造业只能引进和高代价地利用人家的技术，或称为“心脏移植”；二是神经病，指“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较低，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看，可以预料的是，后经济危机时代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因此中国要像过去那样利用欧美的市场来支持自己经济加速成长的企图，就受到了极大的抑制，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一个处于“不景气状态”的欧美市场。因此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问题，就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实施扩大内需策略就是实现“去产能化”的最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国走依靠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实际经济运行远非这么简单。

第一，从短期来看，稳定外贸增长是保增长的主要方法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主要的需求方的原因。由此导致对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依赖和自我强化，在不断形成和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的同时，加强了增长对出口导向的依赖。当遇到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三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上述简单恶性循环又会出现。由于这“三个比重过低”的问题是在长期的经济结构失衡中形成的，解决它们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奋斗，因此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是防止经济大幅度下行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措施之一。尤其是对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的江苏省来说，稳定外贸对保增长的作用要大大高于其他地区，轻易地就放弃来之不易的国际市场份额，显然不可行也不可取。

第二，简单地提高劳动者收入和需求水平，并不能顺利地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政府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需求方，其实真正的难题是在供给方。实践证明，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国人需求能力的提升，其结果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因此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能力，本土产业就没有国际竞争力，过剩的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第三，走依靠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对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转型升级，并不是像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应该回归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恰恰相反，是要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走开放式创新发展道路。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市场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存在被阻止性。由此很多人主张国家要加大对本土企业的R&D投入和自主品牌的投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其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选择很难收到像过去那种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的实际效果。更多的竞争性的民用产业的发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的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