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当事人享有获得辩护、代理的权利

本次调查中，法官卷A15题、检察官卷A29题、警察卷A21题以及律师卷A6题、A7题和A8题，分别考察律师的权利保障情况和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情况，以此衡量目前我国当事人获得辩护和代理权利的保障现状。

2.4.1 法官卷

A8.您对自己所在地区法官的整体形象如何评分？【单选】/A801

90分以上…………1

50—70分…………3

71—90分…………2

50分以下…………4

A15.在您所在地区，如果被告人犯了可能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罪行，因为经济困难尚未委托辩护人，他获得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1501

对法官卷A15题所获调查数据进行基础频数分析(见表2—58)，可得图2—42：

表2—58被告人得到法律援助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表

图2—42 被告人得到法律援助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图

法官卷中A15题主要是对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可能性进行考察，以此反映当事人享有的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而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的认知与法官的整体形象认知可能存在关联。因此，课题组提出假设：从法官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依法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则法官的整体形象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采用相关性分析和交叉分析的方法，对法官卷A8题与A15题所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为保证数据挖掘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先将A8题与A15题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表2—59：

表2—59法官形象认知和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认知之间相关分析表

*.N为样本数。

** . 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

从表2—59可以看出，A8题与A15题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218，两题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同时双尾显著性为0.000，表示该结果在0.01水平上显著，即表示其判断犯弃真型错误概率小于1%，结果准确。

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法官形象认知与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认知的内在联系，我们剔除A8题与A15题的所有“拒答”问卷，再以法官形象认知为区分条件，分析法官形象认知与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认知的具体分布特征，得到表2—60：

表2—60法官形象认知和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表

以法官形象认知为纵轴，以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的认知为横轴，可得到图2—43：

图2—43 法官形象认知和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图

数据挖掘分析:

1.评分在“90分以上”的受访者中，认为当事人非常可能获得法律援助的百分比为63.6%；

2.评分在“71—90”的受访者中，认为当事人非常可能获得法律援助的百分比为47.5%；

3.评分在“50—70”的受访者中，认为当事人非常可能获得法律援助的百分比为34.2%，占比最低；

4.评分在“50分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当事人非常可能获得法律援助的百分比为100%。

数据表明，法官卷A8题与A15题，即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的认知与法官形象认知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具体来说，对法官评价越高的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法院会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图2—44中评分在“50分以下”者选择“非常可能”的高达100%，这是由于自评分在“50分以下”的问卷数极少，该部分结果极易受个别数据的影响发生偏差。)这意味着，从法官的角度来看，当事人享有的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与法官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因此，各地各级法院若想切实提高自身形象，可以考虑从保障当事人享有的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角度入手。

2.4.2 检察官卷

A1.您对自己所在地区的检察官的整体形象如何评分？【单选】/A101

90分以上…………1

50—70分…………3

71—90分…………2

50分以下…………4

A29.在您所在的地区，律师去检察院阅卷得到有效保障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2901

对检察官卷A29题所获调查数据进行频数分析(见表2—61)，可得到图2—44：

表2—61律师阅卷权得到保障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表

图2—44 律师阅卷权得到保障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析图

律师的阅卷权能否得到保障，是考察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的重要指标。从检察官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有效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则有利于提升检察官形象。因此，课题组提出假设，如果检察官能够有效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则有助于提升其整体形象。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对检察官卷A29题和A1题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交叉分析。

为直观而深入地探寻两题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我们首先对两题进行交叉分析：先将“拒答”的问卷全部剔除，再对剩下的问卷样本以对检察官形象的评分情况作为区分条件，分析对检察官形象评价不同的受访者，在保障律师阅卷权问题上的认知所具有的分布特性，得到表2—62：

表2—62检察官形象认知和律师阅卷权得到保障可能性的认知之间交叉分析表

以检察官形象的认知情况为横轴，以律师阅卷权获得保障可能性的认知情况为纵轴，可得图2—45：

图2—45 检察官形象认知和律师阅卷权得到保障可能性的认知之间交叉分析图

接着，我们再对A1和A29题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表2—63：

表2—63检察官形象认知和律师阅卷权得到保障可能性的认知之间相关分析表

*.N为样本数。

** . 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

从表2—63中可知，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62，表示两题之间具有负相关性；同时双尾显著性为0.080，表示该结果犯弃真型错误率大于5%，结果不准确。我们关于“如果检察官能够有效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则有助于提升其整体形象”的假设未能得到数据的有效支持。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受访者的回答过于集中。在现有的760份问卷中，只有13份在A29题上选择了选项3或选项4，从而导致两者间存在的数据关联性大幅下降。(2)受边际效应影响。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检察机关在保障律师阅卷权方面已经做得较好，则受边际效应影响，在此项工作上作进一步的提升，对检察官整体形象的提升作用有限。

2.4.3 警察卷

A3.您对自己所在地区警察的整体形象如何评分？【单选】/A301

90分以上…………1

50—70分…………3

71—90分…………2

50分以下…………4

A21.在您所在地区，律师要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会见得到有效保障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2101

对警察卷A21题所获调查数据进行频数分析(见表2—64)，可得到图2—46：

表2—64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得到有效保障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表

图2—46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得到有效保障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图

律师的会见权能否得到保障，是考察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的重要指标。从警察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有效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可能有利于提升警察的整体形象。因此，课题组提出假设：如果警察能够有效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则有助于提升其整体形象。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对警察卷A3题和A21题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交叉分析。

首先，通过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考察两组数据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可得到表2—65：

表2—65警察形象和律师会见权得到保障可能性认知之间相关分析表

*.N为样本数。

** . 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

从表2—65中可知，Spearman相关系数为0.103，表示两题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同时双尾显著性为0.005，表示该结果在0.01水平上显著，即表示其判断犯弃真型错误率小于1%，结果准确。

为直观而深入地探寻两题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我们对两题进行交叉分析：首先将“拒答”的问卷全部剔除，再对剩下的问卷样本以对警察形象的评分情况作为区分条件，分析对警察形象评价不同的受访者在对律师会见得到保障可能性这一问题的认知上所具有的分布特性，得到表2—66。

以警察的整体评分情况为横轴，以律师会见权得到有效保障可能性的认知情况为纵轴，可得到图2—47。

表2—66警察形象和律师会见权得到保障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表

图2—47 警察形象和律师会见权得到保障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图

数据挖掘分析：

1.评分在“90分以上”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权非常可能得到保障的百分比为52.2%，占比最高；

2.评分在“71—9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权非常可能得到保障的百分比为46.2%；

3.评分在“50—7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权非常可能得到保障的百分比为33.1%，占比最低；

4.评分在“50分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权非常可能得到保障的百分比为50%。

数据表明，警察卷A3题和A21题之间，即警察整体形象认知与律师的会见权得到保障可能性的认知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具体来说，对警察形象评分越高的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律师的会见权非常可能得到保障。这意味着，从警察的角度来看，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与警察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需要注意的是，在数据分布中，对警察形象给出“50分以下”低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权，“非常可能”及“有可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各占50%，即没有受访者认为律师的会见权会受到干预。很明显，该组数据分布情况显著偏离其他组，这与其样本数量过少有直接关系。

2.4.4 律师卷

2.4.4.1 警察形象认知与律师权利保障情况认知的内在联系

A46.您对自己所在地区的警察整体形象如何评分？【单选】/A4601

90分以上…………1

50—70分…………3

71—90分…………2

50分以下…………4

A6.在您所在地区，律师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否会遇到不合法或无理的障碍？【单选】/A601

对律师卷A6题所获数据进行频数分析(见表2—67)，可得图2—48：

表2—67律师对警察干预会见情况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表

图2—48 律师对警察干预会见情况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图

律师会见中是否会遇到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障碍，是考察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的重要指标。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如果律师在会见过程中不会遇到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障碍，其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和实现，可能有利于提升警察的整体形象。因此，课题组提出假设；如果律师在会见过程中不会遇到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障碍，则有助于提升律师视野中的警察整体形象。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对律师卷A46题和A6题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交叉分析。

首先，通过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考察两组数据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可得到表2—68：

表2—68警察形象认知和律师会见时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相关分析表

*.N为样本数。

** . 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

从表2—68中可知，Spearman相关系数为-0.148，表示两题之间具有负相关性；同时双尾显著性为0.005，表示该结果在0.01水平上显著，即表示其判断犯弃真型错误率小于1%，结果准确。

为直观而深入地探寻两题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我们对两题进行交叉分析：首先将“拒答”的问卷全部剔除，再对剩下的问卷样本以对警察形象的评分情况作为区分条件，分析对警察形象评价不同的受访者在律师会见中遇到障碍可能性这一问题的认知上具有的分布特性，得到表2—69：

表2— 69警察形象认知和律师会见时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表

以律师会见当事人遇到障碍的可能性认知情况为纵轴，以律师对警察的整体评分情况为横轴，可得到图2—49：

图2—49 警察形象认知和律师会见时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图

数据挖掘分析：

1.评分在“90分以上”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当事人会(包括有时出现、司空见惯)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的百分比为42.9%，占比最低；

2.评分在“71—9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当事人会(包括有时出现、司空见惯)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的百分比为60.5%；

3.评分在“50—7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当事人会(包括有时出现、司空见惯)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的百分比为65.4%；

4.评分在“50分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会见当事人会(包括有时出现、司空见惯)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的百分比为75.2%，占比最高。

数据表明，律师卷A6题和A46题之间，即警察整体形象认知与律师会见当事人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可能性的认知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具体来说，对警察评价越低的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律师会见当事人可能遇到不合法或无理的障碍。这意味着，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当事人享有的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与警察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为进一步加强警察群体的形象建设，公安系统可以从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角度入手，对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权利予以保障。

2.4.4.2 检察官形象认知与律师权利保障情况认知的内在联系

A44.您对自己所在地区检察官整体形象如何评分？【单选】/A4401

90分以上…………1

50—70分…………3

71—90分…………2

50分以下…………4

A8.在您所在地区，律师去检察院阅卷是否会遇到不合法或无理的障碍？【单选】/A801

对律师卷A8题所获数据进行频数分析(见表2—70)，可得到图2—50：

表2—70律师对阅卷权受到干扰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表

图2— 50 律师对阅卷权受到干扰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图

律师到检察院阅卷是否会遇到不合法或者无理的障碍，是考察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的重要指标。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如果律师在阅卷过程中不会遇到不合法或者无理的障碍，其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和实现，可能有利于提升检察官的整体形象。因此，课题组提出假设：如果律师在阅卷过程中不会遇到不合法或者无理的障碍，则有助于提升律师视野中的检察官整体形象。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对律师卷A8题和A44题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交叉分析。

首先，通过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考察两组数据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可得到表2—71：

表2—71检察官的形象和律师阅卷时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相关分析表

*.N为样本数。

** . 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

从表2—71可知，Spearman相关系数为-0.405，表示两题之间具有负相关性；同时双尾显著性为0.000，表示该结果在0.01水平上显著，即表示其判断犯弃真型错误率小于1%，结果准确。

为直观而深入地探寻两题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我们对两题进行交叉分析：首先将“拒答”的问卷全部剔除，再对剩下的问卷样本以对检察官形象的评分情况作为区分条件，分析对检察官形象评价不同的受访者在律师阅卷时遇到障碍可能性这一问题的认知上具有的分布特性，得到表2—72：

表2—72检察官的形象和律师阅卷时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表

以律师阅卷时遇到障碍可能性的认知情况为纵轴，以律师对检察官整体形象的评分情况为横轴，可得到图2—51：

图2—51 检察官的形象和律师阅卷时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图

数据挖掘分析：

1.评分在“90分以上”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阅卷时会(包括有时会、经常会)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的百分比为19.4%，占比最低；

2.评分在“71—9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阅卷时会(包括有时会、经常会)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的百分比为40.8%；

3.评分在“50—7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阅卷时会(包括有时会、经常会)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的百分比为71.9%；

4.评分在“50分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律师阅卷时会(包括有时会、经常会)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的百分比为88.5%，占比最高。

数据表明，律师卷A8题和A44题之间，即检察官整体形象认知与律师阅卷时遇到不合法或无理障碍可能性的认知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具体来说，对检察官评价越低的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律师阅卷时可能会遇到不合法或无理的障碍。这意味着，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与检察官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为进一步加强检察官群体的形象建设，检察系统可以从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入手，对当事人获得辩护、代理的权利予以保障。

2.4.4.3 法律援助问题

● 法官卷A15. 在您所在地区，如果被告人犯了可能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罪行，因为经济困难尚未委托辩护人，他获得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1501

● 律师卷A7.在您所在地区，如果一名犯罪嫌疑人犯了一项可能被判十年左右的罪行，他获得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701

律师卷A7题、法官卷A15题都被用于考察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现状，从而体现当事人享有的获得辩护、代理权利的实现情况。

通过对比律师、法官的答题情况，我们得到表2—73和图2—52：

表2—73律师、法官对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的认知差异表

图2—52 律师、法官对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可能性的认知差异图

通过图2—52可以发现，对于可能被判处10年左右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其获得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律师与法官的认知大体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