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文列举九证，一一说明卦爻辞绝非单纯之占筮记录。我并不是说《周易》和占筮绝对无关。事实上，如饶宗颐考论，《周易》自有其有别于《归藏》的占法。（注：饶宗颐据《易纬·乾凿度》及《乾凿度》郑玄《注》、《周易·系辞传》等文献所记关于“阳”、“九”主变之论，说：“郑说十分清楚，他指出夏、殷之易占彖，周易占变。彖是爻之不变动者，阳数进而阴数退，故七进而为九，八退而为六，这是表示气的长和消。占彖、占变之分，正是夏、殷易与周易占法上的区别。”（《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载《文史》，第20辑，8页）按此占法的区分，与《归藏》以《坤》为首，尚阴、尚地，《周易》以《乾》为首，尚阳、尚天有关。）但一部经典可作某方面之施用，并不表示该部经典之本质完全可以归结为某方面之施用。此二者之间，相去悬绝，犹如斫断树木，加以修治，可成家具；但吾人断不能说，树木之生是专供人类制成家具而长成。同样，《易》可施用于占筮，逻辑上亦不表示《易》卦爻辞即为占筮记录。唯如上文所分析，20世纪初学者囿于科学主义思潮，而欲推倒中国封建迷信文化传统，故对《周易》经文之价值尽力摧毁，不遗余力。近年《易》数字卦文献及相关出土《易》文献渐多，学者又复根据此等文献与《易》卦相联系，坐实二者均为本于占筮的文献，遂多一意从占筮讨论出土《易》材料，不再细心阅读卦爻辞，而对于卦爻辞所载之历史、政治、伦理、修德、自然观、身体观、语言方法等内容，几皆视而不见。今天研究者若能悟及《易经》自有其政治、历史、义理相纠缠的背景，而审视其内容，则当可明了《易传》义理精义，多承继自《易经》，经传关系，有如父母子女，“经”之基因为“传”所承继，“传”之血缘则传承自“经”。研究者固不应视经传为一体，但亦不宜认经传为绝无关系之两种文献。

（作者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