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则可
萧则可，字名诚。祖籍江西。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四川南溪，父亲萧运文从事药材生意。萧则可幼年就读于宜宾翠屏书院，后因无力继续支付学费而辍学。十四岁入宜宾万兴鸿锅厂当学徒，出师后从事跑街业务。
1920年9月，萧则可与族兄萧雨笙及表兄熊郁村、熊荫村等五人集资三百五十两银子，利用当时四川军阀各自为政、实行“防区制”、各地价格相差较大的特点，做“跑江边”生意。萧则可、萧雨笙、熊郁村等人携款在泸州、江安一带以较低价格购进土铁、洋钉、铁锅等，沿江而上贩往宜宾，沿途走村串乡销售。由于萧则可等人勤跑快销，勤俭节约，业务不断发展，到1923年，资金已积累到两千多银两。
20年代初期的四川，军阀混战频繁，川南宜宾作为军阀刘文辉的大本营，相对四川其他地区而言，较少受到战祸影响，商业也较为繁荣。萧则可等人为扩大经营范围，求得进一步发展，于1924年在宜宾下北街林家巷设立一个推销门市，以萧任经理。在修理门面平整地基时，挖得“宝元通宝”古币一枚，遂定店名“宝元通”，含“财源涌进，川流不息”之意。
萧则可最初经营宝元通阶段，一切因陋就简，仅收学徒一名。经营范围则从铁锅扩大到五金（元钉、铅丝、锯皮）、匹头以及煤油。萧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便利顾客为前提”招徕各界，接待顾客热情，说话和气，生意颇为兴旺。
1925年，萧则可去上海采办百货和进口物资，与上海批发商建立起稳定的邮购业务联系。1927年，萧则可又买下了宝元通对门的铺面，开设“宝元通百货商店”，任总经理。由于宝元通是从摆摊设点起家，因而萧则可非常重视门市经营和商业信誉，严格规定售货员对顾客必须态度和气，百拿不厌，百问不烦；加之商店货物齐全，售出商品允许换、退，这样经过不长时间，宜宾百货几乎都被宝元通垄断，同业中歇业和改业的有三分之二以上。萧则可并且先后在南溪、江安、万县、嘉定（乐山）、成都、重庆等县市设立分支机构，由川南一隅逐步向全川发展。至1929年，已拥有资金三十万银两。
萧则可在经营宝元通的几年中，深感单纯经营商业难以巩固和发展其事业。因此，在宝元通取得成就的同时，他开始将目光转到工业生产，提出“以经营百货为过渡，以从事生产为目的”的口号。1930年，萧则可偕同熊荫村、黄凉尘等人专程赴成都参观工业，经实地考察后，认定“发展中国经济，应从事工业生产”。之后，萧在泸州开办联一铁厂，生产铁具、五金、机械等产品，任董事长。不久又陆续在成都开办袜厂、布厂，在云南开办茶厂。1935年，萧则可决定宝元通加入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并分别投资天津东亚毛纺厂、青岛冀鲁针厂、上海五和针织内衣厂、章华毛纺厂、鸿兴染织厂、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等。他与上述厂家建立产销联合的密切关系，得到在四川独家经营的权利，名牌产品一律印上“宝元通经销”字样，因而在四川商界的地位迅速提高。
1935年，刘湘在蒋介石支持下出任四川省主席，结束了四川军阀长达二十多年的混战历史。萧则可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决定将宝元通总管理处由宜宾迁往重庆，并在上海、昆明等地设立“宝元申”、“宝元昆”分支机构。鉴于宝元通货物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民生公司川江轮运，萧则可与熊郁村等人又发起组织“四川合众轮船公司”，以期自行运输。萧则可还与川东、川南一带锅商、铁矿等组成“联一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产运销结合”。至1937年底，宝元通已拥有资金一百二十万两银元，成为全国商界异军突起的从事生产事业与经营百货贸易相结合的大型企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工厂纷纷内迁，省外货源日趋减少。国民政府也内迁重庆，官僚资本大肆排挤、压抑民族工商业，宝元通面临严重威胁。萧则可不愿勾结官僚买办，制订了“独立经营”的方针，在宜宾开办宝星一厂，在重庆开办宝星二厂、三厂，在成都设宝星四厂，还相继开办了泸州皮鞋厂、宜宾食品作坊、昆明下关茶厂等，生产毛巾、皮鞋、糕点、沱茶、砖茶以及漂染棉布、印染丝绸等，以增加货源，供应后方市场需要。萧还投资合办了心生机制牙刷厂，又先后向中国毛纺厂、中国铅笔厂、义大玻璃厂、川康毛纺厂、美亚织绸厂等几十个厂家投资，建立起产销联合关系。由于抗战初期帝国主义在华外厂倾销商品的压力减弱，沿海民族工业产品入川销售几乎中断，沦陷区人口大量移入四川，为宝元通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至1943年4月，宝元通拥有资金近三百万银元，其中自办生产事业占百分之十三点四，对外投资占百分之九。商业贸易占百分之六十六，房地产占百分之十一点六。
1943年10月，萧则可在重庆主持召开宝元通总管理处主干会议，针对美军已在太平洋战争中全面反攻、日军节节败退的国际形势，决定紧缩国内门市业务，抽调资金法币七千万元，成立国外贸易机构，开拓缅甸、印度经营业务。12月，萧则可提出今后宝元通应由省际贸易扩展为国际贸易，达到国内外贸易结合。他择印度加尔各答为中心，于1944年9月设立宝元通加尔各答办事处，任命樊陶斋为经理。萧确定了“布在战时，用在战后”的国际贸易计划，就地雇用一部分华裔人员，以适应经营需要。1945年3月，萧则可将加尔各答办事处更名为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直属宝元通总管理处领导，有资金一百万卢比。萧则可规定印度公司的经营方针是：加强与英、美厂商联络，担任经销代理业务：组织生丝、麝香等出口，购买英印棉布等货进口；探询南洋商业状况，筹办仰光、新加坡办事处。其门市部进行批发销售业务，国内产品占百分之六十，英、美及其他外国产品占百分之四十。这一年，印度公司经营进出口额达四十万卢比，初步建立起了国外贸易基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国际贸易呈现出繁荣景象。萧则可抓住这一时机，于1946年6月在重庆北温泉召开扩大主干会议，将宝元通改组成立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向长江下游沿岸各大城市积极寻求发展，在国外以香港为中心，成立宝元通香港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改印度贸易公司为加尔各答分公司，资金全部转移香港，登记资金为港币一百万元。从1946年到1949年，宝元通国内贸易不仅恢复了战前在各地原有的机构，并将势力扩展到南京、广州等地；海外贸易机构从香港、加尔各答发展到卡拉奇、九龙、仰光、新加坡等地，资金由一百万港元扩大到五百零三万港元，在国外贸易上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
萧则可在经营宝元通的三十年中，建立了两个重要的制度：一是“九等三十六级制”，将所有职工分为九等，每一等分为四级，凭业绩提升等级；其二是“三三二二”分配制，每年赚得红利，以三分给资方，三分给劳方，二分提作公益金，二分提作公积金。萧还鼓励职工入股，力图消弭劳资对立。萧经营宝元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信誉较高，还在于他有一套有效的经营管理之道：第一，职责分明，经营灵活，各分店经营管理自主；第二，注重研究顾客心理，讲究接待技术；第三，注重信息，掌握行情；第四，重视对职工的业务知识教育和爱店爱国教育，也比较关注职工的福利；第五，敢于大胆提拔、使用人才。
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加紧对人民的掠夺，造成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心惶惶，宝元通部分股东纷纷要求退股，宝元通经济实体受到动摇，萧则可原想在战后使宝元通获得大发展的愿望落空。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萧则可等在重庆永垭口召集公司主干会议，讨论“将来共产党胜利后我们的经营方向将如何转变”，一致认为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当上海解放之后，萧即派黄凉尘、樊陶斋赴北平，提出将宝元通日后转向国营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则可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重视，先后任川南商业厅厅长、四川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被选为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等职，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贡献。
1968年12月17日，萧则可病逝于成都。
主要参考资料
萧则可、黄凉尘：《企图走资本主义合作道路的宝元通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等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0年印本。
黄凉生、樊陶斋、李清法：《宝元通的组织管理及其转向国营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17辑，1983年版。
熊同元：《“宝元通”简史》，《重庆地方志通讯》1986年创刊号。
四川省商业厅：《宝元通公司贸易和生产事业的经营管理》，《四川商业志通讯》1986年第1期。
宜宾市民建、市工商联：《“宝元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宜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宜宾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版。
宜宾市政协：《萧则可与宝元通》，藏宜宾市政协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