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哲学（二十六年）

我们常说，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等，却很少说，德国化学、英国化学等。假令有人说德国化学、英国化学等，他的意思，大概亦是说德国的化学、英国的化学，而不必是德国底化学、英国底化学。因为化学只有一个，我们不能于其上加上德国底，或英国底等形容词。

但我们说，德国哲学或英国哲学时，我们的意思有时是说，德国底哲学，英国底哲学。我们说德国文学、英国文学等，我们的意思，亦是说德国底文学，英国底文学。对于哲学或文学，德国底或英国底等形容词，是可以加上底。此即是说，哲学或文学可以有民族的分别，而科学则不可以有。有民族哲学或文学，但没有民族科学。如有人说，有民族科学，其意义亦只是如说有民族工业等。我们可以说英国有民族工业，但此不过是说英国民族有工业。此说并不包含英国的工业，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之处。

何以有民族文学，这是很容易了解底。文学总是用某言语写出底。某言语有其特殊底文法，所以用某言语写底文学作品，有其特殊底技巧。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学，总是用它的言语写底。用它的言语写底文学作品，有其特殊底技巧，因之其作品，亦有其特殊底趣味，特殊底妙处。此即此民族的民族文学之所以特异于别底民族的民族文学之处。至于科学的义理，虽亦必以某言语写出。但某言语的特殊文法对于科学的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科学的义理是公共底，是普遍的。所以科学亦是公共底，普遍底。因此不能说有民族科学，如我们说有民族文学然。

有人以为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亦随其言语的特殊文法而有其特点。照这一派的说法，哲学底思想是受言语支配底。言语必是某民族的言语。某民族的哲学，必受某民族的言语的支配。例如照张东荪先生的说法，西洋人的思想脱不了亚里士多德的名学的支配。亚氏的名学的基础，是建筑在所谓主语与谓语式底句辞上。亚氏所谓“本体”，就是由主语与动词引申出来底。在主谓式底句辞上，主语绝对不可缺少。如果缺少了，便不能成为句辞。从在名学上主语的不可缺少，遂一转而变为在思想上“底层”亦是不可缺少底了。在中国言语中，主语不是必要底，主语常在省略之列。因此中国思想不把“本体”当作一个问题。这便是言语左右思想，言语引导思想的一个实例。（张东荪《言语思想与文化》，《社会学界》第十卷）照这种说法，某民族的思想，受某民族的言语的特殊底文法的支配。各民族的言语的文法不同，所以其哲学自然亦不同了。

我们亦以为某民族的哲学之所以为某民族底是与其言语有关，但其有关不是如上文所说者。上文所说底主张，似乎不能说明有些事实。例如在西洋哲学史中，亦有极端反对本体说者，如休谟是其一例。这些人是不懂中文底。如果用主谓式的句辞底言语所支配底思想，必需主张本体说，而西洋言语，又都是用主谓式底句辞底言语（至少英文是如此言语，如张东荪先生所说），何以休谟等亦能反对本体说？如说用此种言语底人亦能反对本体说，则言语支配思想的主张，恐怕即不能成立了。

不过于本文范围内，我们不能详细讨论此主张的是非。即令此主张是不错底，此主张亦不过是说，在事实上哲学是受言语的支配。即令事实是如此，但哲学的目的仍是在于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我们批评哲学思想必以此为标准。若离开此标准，则各民族的哲学，将如各民族的言语，皆无对不对之可言。若离开此标准，我们不能说亚里士多德讲“本体”有什么不对，正如我们不能说，用主谓式底句辞底言语有什么不对。我们可以喜欢它或不喜欢它，但不能说它对或不对。如果如此，则哲学的作品，亦将如文学底作品，只有好与不好可说，不能有对与不对可言。

但没有人以为哲学是如此底。哲学中有普遍底公共底义理，至少其目的是在于求如此底义理。这些义理，固亦须用某民族的言语说之。但某民族的言语，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在这一点，哲学与科学是一样底，至少应该是如此。

因此，我们以为言语未必能支配思想，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未必是由于言语支配思想的缘故。即令其是如此，但如此底民族哲学，是哲学的进步的阻碍，正是哲学所要超过底。如果在事实上哲学是受言语的支配，在理想上哲学是要解除如此底支配。

有些人以为哲学中常有派别。而某民族的哲学在派别上常与别底民族的哲学不同。例如有许多人说，英国的哲学，常是经验派，而德国的哲学，则常是理性派。科学中虽亦有派别，但其分别不如此显著。所以只有民族哲学，而无民族科学。

又有些人说，某民族的哲学，在派别上常与别底民族的不同，这亦不是偶然底。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在理论上底表现。如英国人注重实际，所以其哲学亦注重经验。德国人喜欢高远，所以其哲学亦注重理想。至于美国的工业文化，结晶为实用主义，更可为明证。

这些人的这种主张的是非，我们于本文范围内，亦不能详加讨论。这种主张的性质，恐怕亦不容许有详细底讨论。说某民族的哲学，常是某派别底哲学，不过是一种笼统底说法。事实上无论哪一个民族的哲学，都不只限于一个派别。所谓民族性者，其意义亦是很笼统底。照我们的看法，所谓民族性者，实不过是某民族于某一时所有底习。（关于此点底详细讨论，见拙著《新事论》《判性情》篇中。）不过此诸点，我们现在俱不讨论。即令民族哲学之所以是民族底，果是由于这些情形，哲学的目的亦是要超过这些情形。如果某民族的哲学，在事实上是某派别底哲学，但并不因此，某民族的哲学家，都应该是某派别底哲学家。我们不能说，如果以前英国哲学是经验派底哲学，则以后英国的哲学家，都应该只讲经验派底哲学；如果以前德国哲学是理性派底哲学，以后德国的哲学家，都应该只讲理性派底哲学。主张有所谓民族性者，必以为，照英国民族的民族性，英国的哲学家，因其是英国人，所以只能讲经验派底哲学。照德国民族的民族性，德国的哲学家，因其是德国人，所以只能讲理性派底哲学。即令此说是不错底，但这亦不过是事实如此。照哲学的目的说，哲学家并不应该如此。如果事实上哲学家受所谓民族性的拘囿，哲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如果有所谓民族性，哲学家于讲哲学的时候，正要超过之。

我们以为，未必有所谓民族性，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未必是由于有民族性的缘故。即令其是如此，如此底民族哲学亦是哲学的进步的阻碍，亦正是哲学所要超过底。

我们以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乎其表面。我们以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某民族的哲学之所以不仅是某民族的，而且是某民族底，其显然底理由是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我们可以说，这些分别是表面底，在外底。不过所谓表面底，在外底者，是就哲学说。就民族说，这些分别，就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有很大底贡献。这些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的精神生活的里面。就哲学说，这些分别是表面底，是在外底，是不重要底。但就民族说，这些分别又不是表面底，是在内底，是很重要底。事实上，民族哲学是如此分别底。如此分别底民族哲学，对于哲学的进步，至少是没有妨碍底，因为这些分别，对于哲学，不过是表面底，在外底。但如此分别底民族哲学，对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却是有大贡献底。因为这些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的精神生活的里面。

哲学总是接着哲学史讲底。我们于《新理学》中说，哲学已经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哲学及各派哲学的大体轮廓，及其中底主要道理，均已“布在方策”。此后哲学家之所见，可更完备周密，但不易完全出前人的轮廓。因此以后恐怕不能有全新底哲学，但每一时代皆可有较新底哲学，全新底哲学家。（关于此点底详细讨论，见《新理学》绪论。）因为没有全新底哲学，所以我们讲哲学，不能离开哲学史。我们讲科学，可以离开科学史，我们讲一种科学，可以离开一种科学史。但讲哲学则必需从哲学史讲起，学哲学亦必需从哲学史学起。讲哲学都是“接着”哲学史讲底。专就历史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讲任何一种学问，都是“接着”它的历史讲底，即科学亦不能是例外。不过这是专就历史方面说。就某种学问的内容说，则有此学问，我们若专注意于其内容，而不注意于其发展的历史，则可不必从其历史讲起。科学大概都是如此底学问。例如讲物理学者，不必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讲起。讲天文学者，不必从毕达哥拉斯的天文学讲起。但讲西洋哲学者，则必需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讲起。所以就哲学的内容说，讲哲学是“接着”哲学史讲底。

就理方面说，哲学虽只有一个，但就实际方面说，哲学史可有许多。例如有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史等。西洋哲学史中，又有英国哲学史、德国哲学史等。说讲哲学是“接着”哲学史讲底，不过是一种泛说。事实上讲哲学不但是“接着”哲学史讲底，而且还是“接着”某一个哲学史讲底。某一个民族的民族哲学是“接着”某一个民族的哲学史讲底。例如德国哲学是“接着”德国哲学史讲底。英国哲学是“接着”英国哲学史讲底。有了许多哲学史以后，所谓某国哲学者，并不必是某国人讲底，而是接着某国人所有底哲学史讲底。例如玄奘虽是中国人，但他所讲底哲学却是印度哲学。此固不俟论，即禅宗中人，虽是中国人，所讲哲学虽亦有他们所独创者，但其中一部分仍是接着印度哲学史讲底。所以他们的哲学，只能有一部分算是中国哲学。宋儒虽亦受禅宗的影响，但他们的哲学，却是接着中国哲学史讲底，亦是用中国言语说底，所以他们所讲底，虽不必与孔孟同，但是中国哲学。

“接着”哲学史讲哲学，并不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照着哲学史讲哲学，所讲只是哲学史而不是哲学。即令有一个哲学家，完全不赞同以前底哲学，即令他所讲底哲学，完全与以前底哲学不同，但他亦不能离开哲学史而讲哲学。他的哲学对于以前底哲学必有批评，必有反对。就他的哲学的发展说，这些批评反对即是他的哲学的开端。就哲学史的继续说，这些批评反对即是他的哲学“接着”哲学史的地方。照上文说，他的哲学不能只接着空泛的哲学史，而必需接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他的哲学如接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他的哲学即可以是某一民族的民族哲学。

我们说，“可以是”，因为以上所说，只是，是某一民族的民族哲学的一个条件，此外还有一个条件。某一民族的民族哲学，不但是接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讲底，而且还是用某一民族的言语说底。虽是用某一民族的言语说底，但却不是受某一民族的言语支配底。我们于上文说，我们亦以为某一民族的民族哲学，与某一民族的言语有关。其有关正是如此所说。

用某言语说底，与用某言语翻译底不同，例如中文底佛经，不通梵文，只通中文底人，固然亦可看懂，但这是用中文翻译底，不是用中文说底。不通梵文只通中文底人，固然亦可看佛经，但其所得到者，比能看原文底人所得到者，总要少一点。何以要少一点，究竟少些什么，我们可以翻译底文学作品为例，以说明之。

某一民族的文学必是用某一民族的言语写底，其好处不能完全用别底言语翻译出来。翻译底文学作品，总不及原来作品，其原因固是由于各言语的文法不同，如我们于上文所说者，但此外尚有另一原因。

概念是共同底，如果在各民族的言语中，每一概念皆用一字以指之，则只就这一方面说，完全底翻译是可能底。但这种情形是事实上所没有底。因为如果如此，则每一言语中底字，皆必需非常底多，非人的有限底聪明所能使用，至少是在应用上必是极不方便。因此，事实上，各言语中的字多不仅指一概念，而其所兼指底概念，在各言语中不必相同。此即是说，一言语中的一个字，可以有许多义。此一言语中底某一字，与彼一言语中底某一字，某一义可以相同，而其余义则可以不必相同。一个字有许多义，从逻辑学方面看，是一件很不幸底事，但从文学方面看，却又未始不是一种幸事。文学家用字，虽亦只用其一义，但其余义可以与人以许多情感方面底联想，这些联想能使一文学作品的内容丰富，趣味增加。我们如翻译一文学作品，则在大多数底情形下，每一字只能翻译其一义，而不能及其余义。如不及其余义，则即不能使读者有这些联想。读翻译作品底人，比读原作品底人，所少得者，正是这些余义及联想。所以翻译的工作，无论如何成功，但翻译的文学作品，与原作品比较起来，总不免有点味同嚼蜡。昔人说翻译如嚼饭喂人，正谓此也。

哲学中底概念，亦是公共底，至少大部分是如此，如其不然，则即没有“哲学”。不过各哲学家所用以指这些概念的字或名词，在其所用底言语中，亦有许多余义，这些余义亦能引起人的许多情感上底联想。就哲学说，这些联想，虽不能使一哲学作品的内容加丰，但就用这个言语底人说，这些联想却可予人以一种情感上底满足。所以此一言语中底哲学名词，与彼一言语中底哲学名词，有许多是不易翻译底。例如中国言语中底哲学名词。如“道”、“太极”、“仁”等皆不易译为西洋文，译者只可以音译了之。前人翻译佛经，有许多重要底名词，亦不能翻译，亦只可以音译了之。一个翻译底哲学作品，其中充满了Tao（道）、Tai—chi（太极）、“三藐三菩提”等字，无论如何，总不免使一般读者有隔靴搔痒之感。

或可说，这些情形乃由于哲学尚未进步到完全底程度所致。哲学亦应该如其他科学然，将所用名词的意义完全确定。所有底哲学家用某名词时，皆只用其一义。名词之能引起人的情感上底联想者，哲学家必须避免使用。如此则哲学始可成为纯理智的产物，而渐进于完全底程度。

于此，我们说：这个哲学家所用底名词，与那个哲学家所用者，其意义虽常有不同，但一个哲学家所用的名词，在其本系统之内，其意义则是确定底。它亦可说是只有一义。我们于上文只是说哲学家所用底有些名词，其余义可引起人的情感上底联想，并不是说一个哲学家所用底名词，在其本系统之内，一时是此一义，一时是彼一义。如其如此，则此系统即不成其为系统，此哲学即不成其为哲学，哲学本是纯理智的产物，不过其中名词亦可能引起人的情感上底联想。至于这一类底名词，哲学家是否必需避免应用，则是一可讨论底问题。

于此我们必须分别，我们的讨论是就哲学说？抑是就哲学对于一般人底影响说？就哲学说，哲学是讲普遍底、公共底义理，至少是求如此底义理。这些义理固须用某言语说之，但某言语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不过就哲学对于一般人底影响说，用某言语说这些义理，对于这些义理，虽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但对于用某言语底某民族底人，则是很有关系底。因为用某言语底某民族底人，对于某言语中底有些哲学名词，可以有些情感上底联想，由这些联想可以得到许多情感上底满足。所以就哲学说，名词之可以引起人的情感上底联想者，可以不用，或不可以用，但就哲学对于一般人底影响说，这一类底名词，又是可以用，而且又似乎是不能不用底。

说到此，我们即说到哲学对于人生底用处，或其用处之一。对于人生，哲学与科学，都有其用处。科学或一种科学，对于人生的局部有用。哲学则对于人生的全体有用。科学对于人底关系是非人底，而哲学对于人底关系则是人底，至少有时或在有些情形下是如此。哲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理智底了解，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情感上底满足。哲学中所用底名词，有些能使人有情感上底联想者，在哲学底用处方面，是有其用处底。

有些哲学上底名词，虽亦能使人有情感上联想，但其联想，不但不能使人得到情感上底满足，而且能使人得到情感上底不满足。例如物质论一名词，有许多人见之，即觉讨厌。近人译物质论为唯物论，尤使有些人见之即觉头痛。它予有些人以印象，以为唯物论以为只有物，除物之外，都无所有，或虽有亦是假底。这并不是物质论所主张者，但物质论一名词可予人以如此底误解，至少予人以如此底情感上底联想。

在哲学史中，纯粹底物质论没有很大底势力。斯宾诺莎的哲学，亦可以说是物质论，但他用上了“上帝”一名词，使人，至少使西洋人，对之有些情感上底联想。这些联想可以予人，至少予西洋人，情感上底满足。所以有些人不但不称之为物质论，而且称之为泛神论。

共产主义底哲学家，又何以极力主张物质论？物质史观是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根据所必需底，但物质论底形上学，却不是物质史观所必需底。共产主义者主张物质论，其原因不是逻辑底，而是历史底。不是理智底，而是情感底。

西洋文化一部分是耶教文化。在中世纪，西洋人底生活的各方面都受耶教支配，正如现在底蒙古人西藏人的生活的各方面，都受佛教的支配。耶教底教义，是一时西洋人的社会制度的理论底靠山。近世纪以来，西洋经过了许多革命。经过一次革命，耶教的势力即减少了许多。虽减少了许多，但其教义，在许多方面，仍是西洋现行社会制度的理论上底支持者。西洋哲学中底观念论大都是赞成耶教者，至少这些观念论者沿用“上帝”一名词，至少可予人以许多关于耶教教义底情感上底联想。西洋现行社会制度的理论上底支持者，于观念论中无形中得到支持。共产主义以彻底推翻西洋现行制度为目的，所以对于支持耶教或似乎支持耶教底哲学，亦必需加以打击，物质论是反对观念论及耶教者，所以共产主义在哲学上与物质论成立了联合战线。物质论与共产主义成了友军。物质论一名词，可以使共产主义者有许多情感上底联想，这些联想能予他们以一种情感上底满足。

阶级哲学能予其阶级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满足。民族哲学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满足。无论在民族方面或阶级方面，公同底情感上底满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团结。哲学所以能予人以这些满足，大部分，至少一部分，是由于哲学中所用底名词，能使人起一种情感上底联想。这些名词在哲学家的系统中，自有其确定底意义，了解此系统底人，并不致有误解，但又可使一般人对之起一种情感上联想，得一种情感上底满足。由此方面说，这些名词，不但不是不可用，而且又似乎是不能不用底。

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哲学，亦能予某民族以情感上底联想及情感上底满足。因为所谓接着某民族底哲学史讲哲学者，事实上即是接着某民族的以前底大哲学家的哲学讲哲学。某民族的大哲学家，往往是某民族的精神方面底领导者。某民族的人，见了这些领导者的名字，接触了他们的思想，自然有许多情感上底联想，因之而有情感上底满足及精神上底团结。一个哲学家，接着以前底大哲学家的哲学讲哲学，其工作是旧日所谓“上继往圣，下开来学”。这两句话，就哲学说，其意义完全是理智底，但就民族哲学说，其意义不仅是理智底，而且是情感底。

哲学总是要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总是要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对于哲学是偶然底，是表面底，但对于某民族的人的情感上底满足，及精神上底团结，却是有大关系底。所以某民族底哲学家，就其是哲学家说，他接着任何哲学史讲，用什么言语说，是没有关系底。但就其是某民族的哲学家说，他必须接着他的民族的哲学史，讲他的哲学，以他的民族的言语，说他的哲学。

某民族的哲学家如此讲底、如此说底哲学，不论其内容是哪个派别底哲学，它是此民族的民族哲学。

但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之成为民族哲学，却又不是随便抓一个道理，而将其硬接在其民族的哲学史上，如随便摘一枝花插在花瓶上，亦不是随便抓来些哲学名词，硬套在他的哲学上，如将一套衣服套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哲学虽可与某民族的哲学史中底哲学完全不合，它所用底名词的意义，虽可与以前底人所予此名词者不尽相同，但其不合及不同之间，却须有一种自然底演变。这些地方对于哲学说，亦是表面底，但对于这个哲学家的哲学之成为民族哲学说，却又不是表面底。由此方面，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新民族哲学，是从他的旧民族哲学“生”出来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