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无科层结构：南宋宫廷画师官称职衔之结构紊乱
作为实体的北宋翰林图画院，有监领行政的勾当官，有动笔绘画的技术官，有采办杂役的低阶工匠。三层级中的技术官设待诏、艺学、祗候等职官。根据六则北宋诏令，可知984年后北宋画院之技术官层级固定编制“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为额，（工匠）六人”[231]等员额。1104—1110年间徽宗朝除画院外另设“画学”，并参照国子监太学教官制度编列博士、画学正、画学谕等教育性学官，品第次序节级分明。[232]
作为机构的南宋御书院亦呈现鲜明的科层化结构（表1.7）。南宋1146年的御书院诏令显示，该院编列督察官（3人）、技术官（24人以上）、工匠祗应（34人）、下层杂役（1018人）等四种级别。其中技术官执掌书法创作，籍定员额为“书写待诏三人、书艺学七人、书学祗候十四人、书学生不限数”[233]，位阶越高配额愈少，属官人数多于领导，此正三角形金字塔之阶官层级极为清晰（表1.7）。
南宋御书院的最高层为督察官，以“幹办官”[234]“押宿官”[235]分掌该院行政调度、住宿排办等事务；“守门”及近一千名“杂役士兵”显示，御书院驻扎了大批杂役士兵；属官有监管仓库的“库子”、申购文房用具的“专知官”、排办餐点茶酒的“翰林司”，以采办吏员所需的各式物品；此外，尚有传递诏敕、收发文件的“投送文字亲事官”。此一系统分明的层级次秩，说明御书院作为实体机构，具有独立运作的能力。
1150年“御书院入院选试条例”，标明该院依待诏、艺学、祗候、书学生等不同级别，分别考课不同试题：“翰林院选试，书学生以五体书（下小字注：王、虞、钟、真小字批答），书学祗候以六体书（勾勒书），艺学试七体书（玉箸篆），待诏以七体书”[236]，此指实了南宋御书院承袭了北宋翰林“书艺局”“图画院”[237]“画学”公开甄选的考试制度，入试考选史有明证[238]。同时，也证明南宋御书院的技术官均系铨选入试、正规编制的正任官。正任一词与“添差”相对，指朝廷正式编制，具有固定员额体例之职官。
相较于北宋画学、北宋图画院、北宋书艺局、南宋御书院等机构入试制度的公开透明，南宋画师如何被征召录用则毫无条法律令申明。李唐因太尉邵宏渊推荐入宫，萧照（ca.1130—1160）随师傅李唐入宫[239]，胡彦龙（ca.1228—1232）受苗安抚荐入朝[240]，崔友谅（ca.1241—1252）受马光祖推荐入朝[241]，刘松年进画称旨受赏。此外，还有众多画师，因父子、师徒私相传授，而累世披宫廷职官（参阅本书第五章）。宫廷画师们或徇私受荐、或进画称旨、或师徒庇荫、或子孙荫补，却无人循正当的考试选拔入宫，此与北宋画院公开召试的拣试机制迥异[242]，却反而接近师徒私授的作坊体制[243]。元代画史甚至称李迪、李瑛、李璋“家传画院祗候”[244]，如果不是机构的消弭，为什么荐举、荫补、进画、授徒等个别途径均可入宫，唯独不见公开考试的捡汰机制？而“待诏”“祗候”等职官，又如何靠家传即能获取？
此扇入宫之门虽无严格的把关者，却也不是无限开敞。若干职业画师进画补官，授赐的官衔不仅与绘画无关，反而授予武官职称。魏燮（ca.1127—1162）“长于水墨杂画，高宗见之，喜动天颜，遂除浙西参议”[245]，于青年“宁宗朝（r.1194—1224）以荷花障进，特旨授承节郎（按：武阶）”[246]“浙西安抚使（武阶）”，朱怀瑾（ca.1253—1264）授“福王府使臣”[247]，执焕任“殿前使臣”[248]，戚仲（ca.1225—1227）授“殿司军士”[249]。此批职业画师并非习武出身，既无科举功名亦无荫补背景，然为什么进画称旨，却被除授武职官衔，而非招揽为绘画类职衔？
除去对入试、授官的诸般质疑，无从辩驳的另一道难题，是南渡后画师职衔的紊乱与滥授。南宋画师仅见技术类通称，上无固定的行政监督官，下无胥吏杂役等属官，缺乏人事管理与行政监督官，差拨调度呈无政府状态。技术类惯见待诏、祗候两种称谓，但此称谓并非正式官称。至于《图绘宝鉴》所称李迪为副使、刘松年为学生等记载，均有误（见本书第三、五章）。[250]
1298年《画继补遗》卷下所载62位职业画师中，除去“随朝画手”等不明称谓外，其余职衔一律唤“祗候”，却无一人授“待诏”职称。如刘松年、马远、戚仲、贾师古、苏汉臣、李嵩、阎仲、鲁宗贵、韩祐、朱锐、李迪、李瑛、李璋、李安忠、夏珪等画师，均被《画继补遗》称为祗候。[251]依据宋制，待诏位阶高于祗候，编制员额亦相对减少，然而《画继补遗》所载的南宋待诏人数却为零，如果一个团体无人领导，辄谁来调度宫廷画师？此—倒金字塔，权力义务应如何分配？
又，许多被《画继补遗》称为祗候的画师，在《图绘宝鉴》中却改称待诏。夏珪在宁宗朝为待诏，在理宗朝降级为祗候：
如果《画继补遗》或《图绘宝鉴》记载无误，则祗候、待诏应是权称，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大批画师在理宗朝被降级。而如果两书记载有误，那为什么认定“元人所记南宋画院可信”的论者，却无视于这类错误，不多加思辨两书所载的“画院”一词，究竟是误载还是权称？
后世画史所载方椿年“理宗朝待诏，绍定年待诏，景定升祗候”[254]的讯息，以惊鸿一瞥的笔触，揭露出自相抵牾的矛盾。绍定（1228—1233）在景定（1260—1264）之前，祗候的层级却低于待诏，稽滞三十年的画艺绩劳，反而换来级别的降低，补阙晋级不合逻辑，此一吊诡的反常机制，不得不令人怀疑所谓待诏、祗候层级递迁的合法性，暨位阶尊卑的真实性。除非机构制度松弛，除非待诏、祗候不具正任的位阶意义，而是象征宫廷画师等待宣唤（wait for calls）的差遣名。
宋制“官”“职”“差遣”分离，此外另有附加性官衔。“官”为阶官、寄禄官（指本官，系官吏品秩、俸禄、章服、叙迁的依据），“职”为贴职，“差遣”则指实际职务（亦称职事官）。[255]南渡后绘画待诏、祗候即差遣名，而非固定编制的正任技术官。既然并非正任官，画师可权挂待诏、祗候、供奉等差遣名称行走宫廷。《画继补遗》一律概称“祗候”而不称“待诏”，如同职制松散的西蜀宫廷，画师悉数授“翰林待诏”，唯独徐德昌一人授“翰林祗候”[256]；《辽史》称辽代陈升（ca.1018）“翰林画待诏”[257]；明人有时称林良（ca.1416—1480）、吕纪（ca.1439—1505）、边景昭（ca.1354—1428）、夏昶（1388—1470）为“待诏”[258]，有时亦为“承制”[259]。
除去画师待诏、祗候等滥授的差遣，南渡后部分宫廷画师的称谓含糊不明。如粟起、吴泽、朱森供职地无法确定。[260]李从训被称“绍兴随朝画手”[261]，陈善被称“绍兴间画手”[262]，刘思义、马兴祖同样被称“绍兴间随朝画手”[263]，这些画师任职地点不明，含糊的不稳定称谓，在南渡之后大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