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作为对历史学学科性质进行理论反思的史学理论，必须高度关注和尊重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安克斯密特一直将自己的理论视作是历史主义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内中的主要缘由就在于，“史学理论往往太急于从别的地方挪借东西……历史主义实际上是历史学家自己为着阐明历史写作而提出的唯一一种史学理论”。[153]但是，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之所以说历史学是经验性的学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从更不足道的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得与过去遗留给我们的素材打交道，这些素材可以在经验上加以证实或者证伪。然而，在可以将其视为旨在表现对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这一意义上而言，历史学也是一门经验性学科”。[154]
在埃娃·多曼斯卡看来，“史学理论中一直就有一种努力，想要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扮演这一角色的是解释模型。在语言哲学的主导下，发挥这一功能的是叙事、话语和隐喻。如今，在‘历史学人类学化’之时，经验范畴以及其他与之相伴的范畴——诸如崇高、记忆、意识——可能会决定性地更新历史哲学”。[155]然而，历史经验真能成为取代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新的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吗？史学理论家们对此有着不同的反应。
一方面，诚如迈克尔·罗斯所说，“即便是在泛文本主义（pantextualism）如日中天的时候，许多人也意识到，在语言的樊篱之外，还有着崇高”。[156]比如，戈斯曼（Lionel Gossman）在对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所可能具有的“精英主义的蕴涵”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充分肯定，对于某种未经中介的经验的寻求，“对于既定的范畴而言，似乎是一种有价值的并且甚而不可或缺的校正和批判。它提醒我们意识到，我们当作‘知识’的东西的局限性”。[157]与安克斯密特的新探索同步，近十余年来，对于和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概念有着密切关联的崇高、创伤、历史记忆的探讨，已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热点。[158]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并不见得就意味着对于历史经验成为史学理论核心范畴的赞同。（比如，吕森高度重视危机、创伤与历史意识形成机制的关联，但在他看来，“对于历史思维而言，经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范畴，因为它缺少具体的时间性，而那是历史思维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159]）然而，先于语言而为语言所无法驯化的历史经验，毕竟已经越来越成为史学理论关注的对象，这无疑显现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领域的一些新的变化。另一方面，不少人对于历史经验的可能性本身还心存疑虑，而要让历史经验成其为史学理论新的核心范畴，更是许多人所无法接受的。迈克尔·罗斯的态度就很典型，在他看来，“语言的大潮消退之后，会留下很多东西，然而，我看不到其中会有经由我们灵魂中深层而本真的某些东西而达成的、纯正且直接的与过去的关联。当下性的东西无从复原，而创伤也并非史学理论的根基所在”。[160]而在我看来，不同于高度个人化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终归是要以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概念工具来进行交流和传达的一个学术领域。一种多少带有神秘意味而充满了个人化、私密性色彩的历史经验，将会给人们对此种范畴的交流、传达和推论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让理论反思触及自身的有限性，让语言运用意识到自身的界限，这当然都是理论思维中极其可贵的品质，然而，对于在这样的有限性和界限之外人们还有可能触及的东西，总还是需要尽可能地以概念思维的方式来表现和揭示，而这正是安克斯密特付出的努力还显得太有欠缺而令人不能餍足的地方。就此而论，历史经验能否成为历史哲学新的核心范畴，难免让人心生疑虑。
与史学实践和历史写作相关的问题就是，历史写作如何能够展示历史经验？至少，采用日常语言而进行的叙事，就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微观史、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诸多著作——如《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和《奶酪与虫子》——之所以广受公众的欢迎，就在于它们以娓娓道来的讲故事的方式，让人们真切地了解到，过往的人们是如何经验（体验）他们那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的。近年来，西蒙·夏玛的《死亡的确定性》等著作[161]，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以自传形式写成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162]以及他的一系列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著作，都受到了西方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这些著作，虽然在史料征引上都严守着历史学的家法，然而，单从文字风格上却难于将它们与文学作品、小说分辨开来。日常语言构成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告诉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这一功能。
安克斯密特自陈是受到微观史史学实践的触动而开始思考历史经验问题的，然而，正如我们所已经表明了的，他的历史经验概念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其内涵也极为含混。要以语言来表达他更重视的那种超出语言之外的“崇高”与“创伤”的历史经验，恐怕就是日常语言所力不能及的了。安克斯密特曾经以赫伊津哈、荷尔德林、卢梭等人为例，来表明语言超出其常规限度的可能性。比如，他就颇为细致地解析了赫伊津哈在其名作《中世纪的衰落》前言中的一段话：“在写作本书时，就仿佛我的双眼凝视着夜空的深处——然而，那是一片满是血红色的天空，又带上了震慑人心的铅灰色，散发着虚幻的黄铜色的光芒。”[163]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正是这种遍及赫伊津哈全书的诗性的语言，以及他创造出来的很多新词，使得他得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其历史经验。
海登·怀特在其进入史学理论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历史学的重负》[164]中，就曾批评当时历史学的尴尬状况：历史学在面对科学家的压力时，辩称自己是艺术；而在面对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攻击时，却又辩称自己是科学。然而，它所采用的科学和艺术的样板，却都是早已过时了的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文学的观念。德国史学理论家吕森就提出：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启迪：诗的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和写作方式，完全可以超越以19世纪小说为样板的叙事方式，成为历史写作力图把握历史经验的一个工具。在这方面成功的努力虽然尚不多见，却无疑是历史写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166]
吕森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影响和效应，持有谨慎的保留和批判态度。然而，他也区分了历史研究中较好的和较坏的两种后现代主义。较坏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完全无视历史学家法和历史学家技艺，将人们与过去之间的关联视作武断而任意的，真理和合理性也不复存在。而较好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则“意味着根本上对于各种视角的强调。于是，后现代主义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历史这样的东西；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仅只有真确可靠的见解。此种批评开辟了多重视角的前景。它将更多的话语元素引入了历史学家的整个营生之中。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具活力。就此而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是件好事”。[167]安克斯密特（当然还有怀特）没有像一些极端人物那样走到否认历史学学术规范的地步，而是依然保留了对于历史学家法的认可和尊重；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下，过去因为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来编排组织的，也变得是不确定的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完全的自由来任意地支配过去，而是要受到各种限制（比如说史料的限制、史学规范的限制，等等）；在他们的理论观照下，历史学传统的真理和合理性概念受到动摇和重新界定，然而并未就此被抛弃不顾；无疑，他们的理论给史学研究中多种视角的进入提供了基础。可以说，尽管安克斯密特的诸多立场观点中并非没有缺陷和内在冲突，却无疑是我们在企图给历史研究注入更多活力、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时，值得认真借鉴和思考的理论资源。
叙事的历史哲学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我们暂时还无法下结论的事情。但是，一方面，即便安克斯密特本人以“历史经验”为核心范畴的史学理论新思路，也还是由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发展出来的；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崇高、创伤、记忆等概念在史学理论中日渐彰显其重要性，却无疑表明了这一领域中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史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史学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也给越来越注意理论取向的史学实践造成了影响。由叙事实体到历史表现再到历史经验，安克斯密特的理论嬗变和发展，从一个侧面给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乃至史学实践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