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与摩尔“常识分析”的分道扬镳

与罗素的贵族出身不一样，摩尔（G.E.Moore，1873—1958）是杜尔维奇一个平民医生的儿子，他的兄弟T.S.摩尔是一位著名诗人，被人们称为美男子摩尔，永远带着迷人而优雅的微笑和敏感而羞涩的表情，并温和得几乎像一个孩子。1892年秋天，上三年级的罗素在“使徒”朋友引介下认识的摩尔。这次相遇被人们称为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个里程碑，也正是从那时起，这两位年轻人成为终生的朋友。罗素注意到，摩尔具有一种“美妙的纯真”。在听了摩尔一次宣读论文开头第一句话“起初是物质，物质产生了妖魔，而妖魔产生了上帝……”，罗素判定这个年轻人就是一个天才。他后来说道：“我很快被他思维的清晰与热情以及火焰般的真诚所吸引，这些都是我深深赞美的。”同其他人一样，罗素被摩尔理智上的无畏所震撼，也正是他推荐后者进入了那个秘密团体“使徒”。摩尔参加这个组织第一次讨论会的题目就是“剑桥应该给予什么？”他起身发言却一反常态而毫不怯场，以致罗素这样评论道：他“就像牛顿与撒旦混为一体，每一个都出现在他生命的尖峰时刻”。在会上，罗素提出，剑桥所灌输的怀疑主义并没有使它的毕业生付诸实践。这时，摩尔收住了笑容，并提议：我们的职责就是推广怀疑主义，“直到至少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无法绝对认识任何事物”。对此，罗素写道：“我们都触电一样为他所动，就像在这之前大家都在沉睡，而从未意识到无畏理智的纯真性的真正意味。……我毫不怀疑他在某种程度上将表现为一位惊人的天才。”1894年5月的某日，在考场外等候考试的罗素与摩尔一起散步，途中碰到一个人非要同他们讨论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传奇小说。罗素真与那人谈了起来。在与那人分手后，摩尔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大声说道：这是一个自己遇到过的最讨厌的人之一。这件事对他们的友谊有点影响，罗素甚至认为要让这个朋友清醒一下。[167]但不管如何，罗素还是珍惜与摩尔的关系，他在给阿莉丝的信中写道：“我与摩尔间或会有争论，但总是友好的。”

摩尔比罗素小一岁，而且晚两年到剑桥，但在三一学院的地位却比后者要稳固，这恐怕与其性格分不开。罗素称他纯真得就像水晶一般透明。在上大学之前，摩尔是一个热情、虔诚甚至极端的福音派教徒，但一到剑桥后就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与罗素一样，也对1890年代的剑桥充满兴奋的心态：“在来剑桥以前，从未想到生活会是如此快乐。”与罗素多领域和全球性的影响不一样，摩尔的影响主要在校园和学术界。1898年至1904年，摩尔担任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这一期间，摩尔出版了《判断的本质》（1899）、《伦理学原理》、《驳斥唯心主义》（1903）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论文。1925年至1939年，摩尔担任三一学院哲学教授，并于1921年至1947年担任主导哲学界的杂志《心灵》的编辑。最初是罗素引导摩尔对哲学发生兴趣的，但不久，摩尔却带领罗素反叛并清除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开辟了通向新哲学的途径。罗素在《数学原理》中提到，自己很多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从摩尔那里来的，而摩尔则说自己比学习任何其他哲学家更多地学习罗素。然而，这两位大哲的思想之间有着许多分歧和内在冲突，其中包括由魏斯曼所区分的两种理智态度之间的冲突。美国哲学家怀特将摩尔赞誉为“哲学家的哲学家”，而罗素不仅同样享有这个称号，并且还是“知识家”（intellectual），这种人物在欧洲大陆比在英美普遍。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这样评价：“摩尔心灵上不加修饰的美，他有纯真、热情、强烈的想象力，而且决不空谈浮夸。摩尔曾有一次梦见自己不能将命题与桌子分开。但甚至醒着的时候，他也不能将爱、美与真与家具分开。它们都有相同的外形规定，以及相同的稳固、坚硬、客观性质以及常识的实在。”[168]的确，摩尔的作品表面上显得技术性很强，但却有内里发出的人文情操，就像苏格拉底那样，简明平实，并散着淡淡的甜蜜。摩尔及其《伦理学原理》对当时的年轻人有相当大的感染力。同样都具有巨大的魅力，但与摩尔相比，罗素似乎显得张扬了一点，也过于超前了一点。罗素追求确定的真理性知识，这从其早期对逻辑与数学的探讨以及后期对休谟有关归纳的怀疑论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如同笛卡尔，罗素先在数学中发现确定知识的范例，但它证明则从公理出发，而这点会受到质疑，于是，他便转向了逻辑。摩尔似乎比他乐观，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确定的知识。《为常识辩护》一文中，摩尔举出大量自认确定的东西，如他是一个人，他有身体，他从未到过月球，在他出生前世界已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等等；这些真理的知识都是含有重要哲学结论的“常识”；从而可以证明外部世界独立于人们的意识而存在。1939年，在不列颠科学院的讲演中，摩尔举起自己双手，而让听众确信它们表示外部世界的两个事物。对此，维特根斯坦指出，只有像摩尔这样具有严格和理智素养的哲学家才能向一个学术团体作如此这般的“证明”，而又不会显得荒诞滑稽。

出自剑桥的分析哲学变种有双重来源：一是罗素；另一是摩尔。罗素和摩尔都主张各自哲学中的“分析”特征。可以说罗素是首位将逻辑分析当成一种“方法”的人。不过在冯·赖特看来，罗素并未过多地考察新方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对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什么贡献；而在《什么是分析？》与《分析的辨明》两篇文章中，摩尔则更多地关注了这个问题；他以“兄弟是男性同胞”为例来阐述了分析，即将一个概念分解为其各个构成要素。冯·赖特对此批评说，这完全没有哲学意义。在使罗素和摩尔所代表的新哲学方式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方面，罗素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出了更多的贡献。维也纳运动中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即石里克与卡尔纳普，前者接近摩尔，而后者更主要追随罗素。冯·赖特这样回忆：二次大战前，他曾短暂地访问过牛津大学，那里的唯心主义传统当时还很强大。他第一次见到了不为人们熟知的艾耶尔，维特根斯坦几乎是神秘人物；而罗素与摩尔的影响也有限。但八年后，他再访那个地方时，情况完全改观，人人言必称维特根斯坦；但并非作为《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而是作为蓝皮书和棕皮书的作者，并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教师。甚至连一些特殊地位的人也赶到剑桥聆听他的讲演。主要促成这种转变的是牛津哲学家赖尔。如“日常语言哲学”这个名称所揭示的，分析方法的新变种并非过多地表现为逻辑或科学哲学。在这一点上，它与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一样，而更接近剑桥分析学派的第二创始人摩尔。同摩尔一样，牛津分析家们关注语言表达式在其日常用法中的表层结构，而并非使用逻辑工具把数学与科学思维的深层结构“形式化”。罗素一类的人就对此加以批判，指责这种做法是对哲学的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