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这一概念，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来源是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的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以及同时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

《解放日报》描述称：“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并且，文章首次概括了著名的温州精神(后来也成为浙商精神)——“四千精神”：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

一直研究“苏南模式”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听说了温州这个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非常感兴趣。1986年，抓住政协召开全国会议前的一段时间，他去浙南考察了颇为闻名的“温州模式”。

同是人多地少，也同样是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的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较大的分歧呢？“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带着这些问题，那年已经76岁高龄的费孝通开始了自己的“温州行”。

在温州，费孝通看到了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市场”。他在《瞭望》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个市场不仅包括在各乡镇街巷里看得见的数以万计的店面或摊子，而且还包括撒在全国各地十多万个每天在火车、轮船上运转，甚至深入偏僻边区活动的商贩大军；各家各户的生产者就是靠他们同千千万万零售商店和摊子，甚至同无数消费者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生动活泼而又似乎无形的流通网络。”老人家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这一网络在温州经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且这个力量已冲出省界，走向全国，甚至已越出“国境”，在国营商业渠道触及不到的领域里发挥着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

费孝通从中领悟到“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间不同特色的关键之所在。苏南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因此在此基础上苏南发展起来的是社队工业和后来兴起的乡镇工业。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石刻、竹编、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可谓“八仙过海”。在这种根基之上，在温州这块地方冒出来的自然是家庭工业和加工专业市场，是从商贩业出工业，以工扩商。

1986年2月27日，费孝通一行从杭州出发，途经东阳、丽水、青田来到温州。3月7日，取道台州、绍兴回到杭州，历时9天，行程1518公里。在温州，他们走访了4县5镇，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道厂。

调查结束以后，费孝通写了一篇《温州行》的大文章，在《瞭望》周刊上连续(1986年第20—22期)刊出。文章刊出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对一直忐忑不安的温州创业者们来说，也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之前一些雇主大多心神不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能不雇工，可是雇多了又怕挨整。费孝通认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

自此以后，“小商品，大市场”也逐渐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温州模式”开始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一道成为中国三大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

随后，第一轮“温州热”席卷全国，到温州去参观的人数累计超过60万。其中，1986年更是被人们称为“温州年”，那一年仅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就多达93人次。

自古以来，在温州这块土壤上滋生出来的永嘉学派，提倡功利之学，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虽然这一主张对传统的“重农抑商”冲击有限，但是在当地还是留下了比较鲜明的烙印。在温州，人们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而且不觉得赚大钱、发大财是一件羞耻的事。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与当时国家的计划经济发展战略和有关政策措施相悖，但是温州的农村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发的民营化、市场化倾向，当地的农民家庭工业、劳务输出和包产到户等现象总是屡禁不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原来一直在“地下”游走并受到严重压抑的个体商贩、手艺人有了合法身份，也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作为体制外改革的典型，“温州模式”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由基层民众自发、组织和实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这种变革的主体是农民、居民和私营企业等市场的力量，他们因为发现潜在的获利机会，就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对制度的变革需求，直至影响决策者，以做出更好的制度安排。

“温州模式”的兴起与发展，也与当时地方政府“无为而治”的理念息息相关。也许是吸取了之前发生的“八大王事件”的教训，1984年以后，在温州很少有人会去纠缠姓“社”和姓“资”的问题。政府的这种“放任自流”客观上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发展大环境。

“‘温州模式’以商带工这个特点，形成了大量的家庭工业和个体经济，在一开始处于自发、小型、分散的状态。这有好的有利的一面，即容易起步，经营灵活，群众自发有积极性，不靠国家投资而创造财富。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有些盲目性，规模小，技术低，质量不高。”1994年11月，84岁的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温州考察，后来在发表的文章《家底实、创新业》中，他道出了上述的感悟。

也正是因为这种市场的无序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温州在全国的形象和声誉一度很差，温州商品甚至还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受到一些地方的抵制和打击。针对这种情况，温州政府部门提出了“质量立市”的口号，以期逐步恢复并提高温州产品在全国的形象和声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