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君子兰泡沫事件

说起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长春君子兰泡沫事件，可称得上是经济史上的奇闻；它与17世纪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事件齐名，常常出现在经济学和商学的中外著作中。

这两个泡沫事件确有类似之处：投资的对象都是观赏植物；大量非专业人士涌入市场参与交易；价格在短期内高速攀升，然后戏剧性地跌落。

因此，这两个事件也常常被反市场人士作为论证“市场失灵”“人性疯狂”的案例。“郁金香泡沫事件”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和梳理，原貌大体清晰，许多歪曲夸张的描述已经被澄清。而人们对“长春君子兰泡沫事件”的研究还不充分，许多资料未被收集整理，其经济学解释值得探究。

君子兰原产南非，石蒜科君子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寿命长达几十年，花期长达30天以上，且株型挺拔，属于赏花赏叶俱佳的优秀观赏植物。君子兰的栽培需要一定技术，但是并不特别困难，可以形成较大的种植规模，而且还可以通过杂交、变异获得新的园艺品种。

君子兰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很短，却颇有传奇色彩。君子兰最初从日本被引进，“君子兰”这一优雅的别名也是日本植物学家赋予的。1932年，君子兰被赠送给“伪满”宫廷，成为“皇室”珍品，平民百姓难得一见。“伪满”覆灭后，君子兰流入民间，在长春市形成了爱好者群体。据说君子兰著名的基础园艺品种“大胜利”就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由“伪满”皇宫的花匠张师傅命名的。

君子兰和郁金香一样，都有成为投资品的潜力。郁金香原产中国天山，经土耳其帝国传入欧洲。两者作为盆栽植物都具有以下近似的特征：较高的观赏性，有一定珍稀度，但又不妨碍商品化的规模种植，可期待的变异性。因此，君子兰得以在300年后续写郁金香的传奇。

君子兰自从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后就在长春扎下了根，种植的风气一直没有断过，但是其种植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

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狂热退却，君子兰的种植和小规模交易迅速恢复，从零散的、不正规的市场到逐步形成规模。1980年前后，君子兰价格已经开始走高，一盆好花的价格可以是长春人工资的几倍到十几倍。

1982年，君子兰交易正式进入官方视野。该年春节期间，民间君子兰爱好者在官方支持下，举办了“抢救国宝大熊猫君子兰义展”，参观人数达到了2万余人，义展门票收入1.7万余元，组织者把这笔钱送到了北京，还受到了农业部副部长的接见。这一事件对后来事态发展影响很大。

同年，长春市出台君子兰“限价令”，规定一盆君子兰售价不得超过200元。这一举措耐人寻味，价格管制在当时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是正常之举，纳入价格管制体系即表示了对君子兰交易合法性的认可。200元的政府限价等于默许了君子兰的正常市场价格。

很快，政府的态度又从许可升级到鼓励。1983年，长春市领导提出了“窗台经济”，号召市民家家户户养三到五盆君子兰，启动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运动式推进。

高潮出现在1984年。该年10月11日，长春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四次常务委员会在听取了市长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案，决定将君子兰命名为长春市市花，并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宣传，积极指导，普及君子兰的养植知识。

紧接着，中央高层的支持不期而至。11月1日，中国花卉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时任国务委员的陈慕华同志任名誉会长，就在一个月后的12月4日，《长春君子兰周报》创刊发行，头版头条就引用陈慕华的一句话：大力发展花卉事业。

高层信息明确，地方政府的热情更为高涨。12月20日，长春市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有关君子兰交易的新的法令，明确地提出要放开价格，取消限价的规定，无论成龄君子兰或小苗，一律实行买卖双方自行议价。

就这样，政府对君子兰交易的态度完成了“许可—鼓励—大力提倡”的三级跳。上至中央下至百姓，长春君子兰成为经济界的闪亮新星，不仅是长春市乃至吉林省的经济希望，甚至被提高到出口创汇的高度。

这是因为日本访问学者对长春君子兰的品种丰富、品质优良高度赞扬，引起了日本业界的兴趣，提出了参加下届君子兰花展的要求。当时，出口创汇是国家最为重视、高度鼓励的经济事业。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君子兰热潮势不可挡。

长春市的君子兰区域经济急速升温，开启全民参与模式。

地方企业纷纷把君子兰产业作为正式的副业发展。长春机械厂号召职工走君子兰致富道路，全厂1700多名职工家家开养；长春洗衣机厂投资数十万元，在办公楼顶上盖了600平方米空中温室。新兴企业在政府扶植下迅速出现，短短几十天，长春出现十大公司和40家花木商店。

政府机关也不甘落后，不仅在办公场所大量种植，鼓励甚至要求工作人员在家种植，还有机关投入百万巨资建温室。连见惯风雨、老成持重的离休干部也把全部离休金当作本钱，再向亲家借贷，投进了君子兰市场。

市民的热情更为高涨，长春工商部门当时统计，每天走进长春各君子兰市场的人高达40万人次，占全市人口的1/5，这还不包括走街串巷无证经营的人。至今还有老年市民回忆当时在商店直接用君子兰换商品的奇异景观。

整个社会都因君子兰而沸腾。而由此引发的治安问题也令人瞩目，所谓“君子兰四大血案”触目惊心，其中有一桩弟弟为抢劫兄长家的两盆兰杀害嫂子的惨剧尤其让人感叹。

长春的区域经济热点迅速扩散到东三省乃至全国，1985年之前君子兰最高的成交单价是由哈尔滨客户创造的，其以14万元的高价收购了长春王姓种花大户的一盆君子兰，这一事件轰动一时。当时，全市几千几万元的交易价格俯拾皆是。交易市场里，南腔北调的客户络绎不绝，连不远万里的广东、上海客人都屡见不鲜。有走进来的，也有走出去的。最高潮时长春市有5000多人去全国各地搞君子兰展，来回都坐飞机，风光无限。

更壮观的是，君子兰热远远超出了花卉种植的领域，几乎渗透进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台节目片头用了君子兰；香烟、肥皂、服装、家具等商品，都打上君子兰的图案或字眼。连文娱、艺术这样不沾边的领域也没错过君子兰热潮。用今天流行的“风口上的猪”“现象级事件”，都远远不能描述当时的狂热景观。

1985年的君子兰市场满载了长春人的梦想。至今市场交易的亲历者还能回忆起“东头买苗西头卖”的易赚钱、赚快钱的好时光，还有什么比政府高度鼓励、全社会支持的君子兰事业更有希望的呢？但是，戏剧性的转折不期而至。

1985年6月1日、7日、13日，吉林某省级报纸头版刊发《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再谈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不能靠挖国家墙脚来哄抬君子兰花价》三篇社评，进行高密度且精准的打击。1985年6月10日，更高级别的《人民日报》也传出“不祥之音”，在二版显要位置刊发《“君子兰”为什么风靡长春？》，文中将“君子兰交易”称为“虚业”，并提出“四化建设要我们多干实事”。

宣传打压的同时，政府态度也急转直下。1985年6月1日，长春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商场管理的弥补规定》，这个弥补规定尽管依然提出发展君子兰产业，却禁止了君子兰的公款买卖，也禁止了公务员、党员等“公家人”参与交易，并且重新征收君子兰交易税——其后一度加重到交易额的60%。如此强势弹压，市场交易直接跌入冰点。再后就是全面查处，甚至有人为此坐了牢。除了极少数人此前抽身而退，收获第一桶金外，绝大多数人的君子兰之路都是黄粱一梦，归于泡影。而长春的君子兰产业也随之沉寂多年。

回顾君子兰泡沫事件，至今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释。

将这一事件归咎于市场机制，显然是失之偏颇的。这一事件虽然名义上发生在市场中，真正的推动力却是市场之外的政府。以1982年政府限价200元为界，此前的君子兰价格上涨属于市场自发行为，这种价格快速攀升源于“文革”干扰引发的供给不足，价格达到奢侈品水平并不奇怪。1983年至1984年官方迅速加码的高层次、高密度推动，才大幅提高了市场对君子兰的投资回报预期，迅速形成了热点。

所谓“窗口经济”就意味着百万级的需求，更不用说想象空间几近无限的出口需求预期，源于官方的需求信息在今天的市场中也很少受到质疑，何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由此产生的价格泡沫化就成了应有之义，虚假的供需关系总是导致错误的价格，表面上的疯狂有着合理的驱动。

而形成这一事件的深层次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由政府大规模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和所有大规模的经济事件一样，君子兰泡沫事件背后必有货币因素发挥作用。

从宏观角度分析，1979年至1980年我国两年财政赤字都达170亿元以上，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130亿元来弥补国库亏损。1980年年底，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78年增长63.3%，大大超过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的幅度。而东三省当时的GDP占比全国15%，是仅次于三大直辖市的经济重镇，重工业发达。而且，东北地区城市化率将近50%，远超全国20%出头的平均水平，中心城市的经济比重奇高。比如1984年吉林GDP174亿元，其中78亿元出于长春。综合上述因素，在大通胀背景下，可以得出结论，东三省是当时中国的货币集中地区之一，而东三省的货币又高度集中于长春这样的中心城市。通胀引发的剧烈价格波动引发事件在此时此地发生，并非偶然。

从微观角度看也能印证这一推测，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双轨制下的资源配置机制还是大量基建上马的实际需求，东三省的重工业产品都是热门紧俏的。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工厂企业都很容易得到计划外资金，形成后来所谓的“小金库”。而个人也能从这种状态下分润，形成额外收入——当时流行的“切口”如“研究研究(谐音烟酒)”“积压不积压(谐音鸡鸭)”等或始于东北，或在东北流行。这两部分构成了难以统计的“热钱”，很可能在君子兰泡沫事件中成为货币支撑——显然，长春机械厂等企业迅速投入君子兰产业的巨额资金不可能是计划内资金。而且，亲历者的回忆都指出当时市场交易是以现金为主，并没有像“郁金香泡沫事件”中以区区几个盾的小钱换取成百上千倍期货“白条”的虚价现象，可见君子兰交易者的现金储备之充沛。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和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长春在1980年开始形成的君子兰价格快速上涨是合乎情理的货币现象。

而1984年到1985年上半年君子兰泡沫快速形成期，恰恰是这轮通胀对居民收入与储蓄影响最显著的阶段。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指出，1984年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214.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6.1%。而且，该年度各项工资收入相关数据的增幅均在百分之十几到二十，意味着通胀仍在加剧。因此，临近1985年下半年，政府的政策导向“变脸”，迅速从鼓励投资、消费转向严厉的限制和收缩，是必然选择。“君子兰王国”的覆灭，也就无足为奇了。

而这一事件的最大谜团是：君子兰泡沫事件的交易规模到底有多大？官方统计为每年1700万元，但这个根据缴税总额统计的数字，显然远低于实际，连参考价值都不大。按照1984年长春工商部门统计，每天走进长春各君子兰市场的人高达40万人次推算，交易涉及的资金规模肯定达到亿元量级。至于场外交易以及个人、企业投入君子兰生产的巨额投资更无从统计，只能说“长春君子兰泡沫事件”的体量巨大到难以想象。

而1985年长春市政府对君子兰交易各方的后续查处、追补、罚没等措施涉及的金额与事件涉及的交易规模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没有完整统计的公开信息。这些措施实质是把事件中挤出来的“灰色”资金回收到政府财政，回笼资金以缓解通胀压力，这对事件参与者而言也是莫大的讽刺吧。

纵观整个君子兰泡沫事件的历程可知，其与郁金香泡沫事件形同实异：郁金香事件源于荷兰底层自发的投资空想，以期货虚价推高了郁金香的名义价格，但其并没有真正的货币支撑，实际交易量微乎其微。官方从未推进事件的发展，甚至没有参与善后。而君子兰泡沫事件的急起急落与官方政策息息相关，大量资金进场运作，远比郁金香泡沫事件惊心动魄。

那么，长春君子兰泡沫事件是否和郁金香事件一样，迅速平复后波澜不惊呢？表面上看确是如此，东三省的经济形势并未受到事件影响，其辉煌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下岗大潮，从此经济转衰、大量人口出走。值得欣慰的是，长春的君子兰产业也只是短暂地进入休眠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复苏。2014年长春市的君子兰产业规模达到了30亿元，种植量4亿株，从业人员超过20万。君子兰展、君子兰节依旧红火。

“立似美人扇，散如凤开屏”，美丽的君子兰，正绽放在属于它的市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