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市“八大王事件”

198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四个年头，但经济形势却是乍暖还寒，要知道，“打击投机倒把”可是此前一年全国上下最重要的经济运动。

在1982年的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措辞异常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绝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有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当时，一份向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报送的材料反映，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诸多问题。因此，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时，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一被作为重点，自然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一被作为重点，也自然就把柳市划为重点了。

1982年，浙江温州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家，约占全国一成，30万经销员在全国各地奔波。基于低廉的成本，他们锲而不舍、不择手段的营销让一些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称其为“蝗虫大军”，而其大本营就在柳市镇。

早在1969年，为了解决支边青年就业问题，温州下辖的乐清市柳市镇负责人石锦宽，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电器厂由32个门市部(车间)组成，但事实上，门市部与电器厂之间只是挂靠关系，各门市部经营独立，每个月只需向电器厂缴纳30元管理费即可，而通用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

柳市通用电器厂发展非常迅速，建厂10年以后，产值已经达到了1个亿。通用电器厂每年都会评出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其负责人则按照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五金大王”胡金林。胡金林是柳市镇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远近闻名，他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都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在1981年其工厂营业额已有120万元。但是，1982年年初，中央下发了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文件以后，胡金林就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了”。当年1月，“乐清县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进驻到柳市镇后，第一个就去找胡金林谈话。去见工作组时，胡金林带去6万元现金，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以为这样就可以过关。

1982年7月中旬的一天，惶恐不安的胡金林收到警察抓捕他的风声，于是带上事先准备好的500公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相关证件(五套工作证以及相应的介绍信，上面照片都是他的，但名字是假的)，仓皇地逃出了柳市镇。逃跑之前，胡金林已经跟家里人交代好，有什么事情，就写信给上海、山东、天津几个地址固定的联系人，如果通缉令出来了，就写“医生说你病重需要住院”。

两个月后，胡金林果然遭到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他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一躲就是两年多。2018年7月27日，在接受《温州商报》采访时，谈起当年逃跑的事儿，胡金林称“这就是我26岁时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

1985年1月15日，看到风声没那么紧，胡金林抱着侥幸的心理潜回家中，结果这个“八大王”之首当夜就被警方抓获归案。被抓后，胡金林一直被关在重刑犯单间里，此时他已做好了被判重刑乃至枪毙的准备。不过，1985年3月22日，也就是在被关押了66天后，胡金林还是走出了牢房。因为此前一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1982年，与胡金林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一批柳市工商户，他们分别是：“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除了胡金林和刘大源外，“八大王”中的另外6人都没有跑掉，这些当时柳市镇最有代表性的个体经营专业户，均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或送进学习班，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其实，“八大王事件”只是1982年全国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对柳市“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更是让温州的个体经营户安分守己多了。人们发现，大家平时口口声声称的“大王”，其命运仍是脆弱的。

1980年，温州的工业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3年也一直徘徊不前。1984年，原来主张严惩“八大王”的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意识到：“‘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趁着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八大王”案件进行复查，结论是：除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如今，昔日轰轰烈烈的“八大王”只剩下七位，其中“旧货大王”王迈仟已于1995年因肝癌病故。

十多年前，“五金大王”胡金林和大儿子一起到柬埔寨闯荡。2013年《人民日报》称他是“中国民营经济走出去的代表人物”。现在胡金林的身份是柬埔寨温州同乡会会长、三林国际电器(柬埔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平反后，“电器大王”郑元忠于1986年办起了乐清精益开关厂；1992年，又创办庄吉服装公司，并脱产进入温州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书；2015年9月，庄吉集团破产，坊间传言涉及债务近百亿元，一时舆论哗然，郑元忠则近乎悲壮地对外界说：“虽然欠了债，但我绝不跑路，欠钱慢慢还。”

“八大王事件”之后，“合同大王”李方平移民加拿大，1996年再回国发展，2005年创立了一家研发人工耳蜗的公司。如今他把公司设在了杭州城西，毗邻阿里巴巴总部。

无罪释放后，“线圈大王”郑祥青得到1.7万元的赔偿，但他没再从事铜线圈的生产，而是办了一家电风扇配件厂，不过不是很成功，再后来又开了家打字复印店，现赋闲在家，每天早起锻炼身体，写写字，研究电脑知识。

至于其他几位，“矿灯大王”程步青，1986年转到上海发展；“螺丝大王”刘大源是唯一未坐牢的“大王”，平反后回到柳市镇继续经营螺丝至今；“目录大王”叶建华出来后，开了家“笑笑照相馆”，曾随孩子在国外生活了数年，后又回乐清本地生活。

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在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符号，后来人要研究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史也都绕不开这一历史事件。

“八大王”的命运，其实就是民营经济进行突破性制度创新改革的一个缩影。这种对已有制度的突破都是建立在“违法”的基础上的，探索的先行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与智慧，因为“罪犯”与“英雄”的转变全在一瞬间，下狱的风险随时存在，我们常说的“提着脑袋搞改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