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与蛇口工业区

2016年1月31日，被誉为“改革急先锋”“改革开放的重要探索者”的袁庚逝世，享年99岁。这一天，凑巧正是蛇口工业区成立37周年。

虽然袁庚已经淡出公众视线多年，但这一消息传出后，许多人涌向网上表达敬意和哀思。与袁庚有过工作交集的企业家，也纷纷撰文或接受采访回忆袁老的点点滴滴，包括平安保险的马明哲、招商银行的马蔚华、万科的王石等人。

马明哲、马蔚华特别感慨，正是在袁庚的开拓与“蛇口精神”的感召下，平安保险从一家13人的单一财产保险公司，发展成为资产规模6.49万亿元、全球排名第一的保险集团；招商银行从一家小小的财务公司，发展成为资产规模6.29万亿元的超级银行。

这两家都是世界500强企业，而在福布斯2018年6月公布的世界2000强企业名单中，平安保险名列第10位，招商银行名列第32位。

截至2017年，深圳有6家世界500强企业，从作为企业创始人的袁庚手中就诞生了两家世界500强，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做到了。

蛇口工业区及其改革实践，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先行先试作用。在袁庚南下负责筹建蛇口工业区前后，改革开放已是势不可挡，但因为有了蛇口工业区，方向和路径变得越发清晰。

这段历史要从1975年说起。

1975年10月，在秦城坐了五年半牢房的袁庚，到交通部外事局任职。这一年年初，他的老上级叶飞出任交通部部长；他在东江纵队(后改为两广纵队)的老领导曾生差不多和他同时，也到了交通部担任副部长。就这样，三个在烽火岁月里出生入死的老人又走到一起，为新的事业奋斗。

1977年5月，叶飞率团出访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北欧四国，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所震动，他与同行的已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讨论，如何才能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于是，就有了充分利用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的初步设想。

1978年6月，叶飞出席国务院会议，向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陈慕华、方毅、谷牧等汇报工作，第一次向中央正式提出了通过香港招商局充分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优势来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问题。李先念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赞同，当即表态：对香港“我的意思是放手利用”。

会后，交通部党组决定派曾任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的袁庚前往香港考察招商局经营情况。

袁庚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现为深圳龙岗区大鹏街道)，加入东江纵队后，于1945年9月担任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香港既是袁庚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的伤心之地——任职驻港办主任次月，他的父亲、二弟、妻子还有8岁的儿子在奔赴香港途中因船只爆炸遇难。而这次来香港，他则肩负着新的使命。

两个月后，袁庚考察完毕回交通部报告。1978年8月30日，交通部党组再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这次会议除了讨论通过袁庚等起草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给国务院的请示》初稿，还宣布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人事任命：由交通部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驻香港主持日常工作。

以往许多报道和资料记载中，涉及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这段历史，都只提袁庚而不提或很少提及叶飞和曾生等人。其实，没有叶飞利用招商局的设想，没有他们派袁庚到香港考察，很难说会有蛇口工业区的诞生。而没有担任招商局董事长、继叶飞之后担任交通部部长的曾生的直接支持，袁庚在蛇口的改革步伐能走多远也是不确定的。

作为东江纵队和两广纵队司令员、开国少将的曾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袁庚的上级。1944年，东江纵队设立对外联络处，袁庚任联络处处长；1947年两广纵队成立后，袁庚先后担任过侦查科长、作战科长和炮兵团长；“文革”爆发后，袁庚又是受“曾生专案”牵连，与老上级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此外，曾生和袁庚也是老乡，曾生出生于宝安县坪山镇(今深圳坪山区)的华侨家庭，与袁庚的家乡大鹏镇相去不远。叶飞当初把招商局这副担子落在他们二人肩上，是经过充分和慎重的考虑的。他后来提及，当时派人到香港工作，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熟悉香港；会说广东话；懂得市场，会做生意。曾生和袁庚明显是他的理想人选。

1978年10月9日，交通部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给国务院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由叶飞签发后上报中央，就对外开放提出建议。这份报告上报三天后就得到了中央批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先念批示：

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根据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

实际上，袁庚在9月份就一个人到香港招商局上任了。很多人可能会有困惑，不是让袁庚利用香港招商局吸引资金和技术吗？为什么变成在蛇口创立工业区了？

原来，就在李先念批示当天，还不知报告已经批示下来的叶飞，在上海再次主持会议讨论利用招商局的细节问题，明确提出要办两个拆船厂：香港一个，内地一个。发展拆船业的设想，在《请示》中也有提及，设想是收购超龄轮船，拆了后把废钢重新炼成各种钢材。但袁庚到香港后发现，香港地皮太贵了，这样做很不现实。

所以，在这次会上，袁庚向叶飞提出可以在靠近香港的广东大鹏湾附近搞一个，这个建议得到了叶飞首肯，并表示可以搞大一点，由广东出地皮和劳动力，资金、技术和设备用香港的，利益均沾。这样事情就牵涉到与广东协商的问题。

1978年11月22日，袁庚等人就到广州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就建工业区一事进行交流，取得了刘田夫的赞成和支持。

刘田夫和袁庚也是老相识。他是四川广安人，从1939年起就在广东组织抗日武装斗争，1946年与东江纵队主力一起北撤山东烟台，两广纵队成立后担任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后长期在广东任职，官至广东省省长。刘田夫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蛇口工业区的筹建，以后多次前往考察，为工业区解决了不少问题和困难，是蛇口工业区发展的重要支持者和见证人。

袁庚拜访刘田夫后，12月18日，叶飞、曾生等人又亲赴广州，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事宜。

稍早前，叶飞到欧洲考察结束后专门在香港停留，听取袁庚和招商局总经理金石等人的工作汇报。所以到广州后，广东省革委会和招商局马上进行实质性磋商。工业区地址的选择，也是由广东省和招商局的人一同前往蛇口、沙头角、盐田等地实地考察后，最终确定选址在蛇口。

细心的人能够看出，叶飞、曾生、袁庚等人与刘田夫、王全国(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在广东省委招待所会面的这一天，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之日。在这之前则是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王全国是刚参加完中央工作会议赶回广东的。正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第一书记，杨尚昆出任第二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蛇口工业区汇入了这股历史大潮。

1979年1月初，广东省和招商局共同起草了致国务院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在很多资料中，袁庚是这份文件的起草人。根据《叶飞上将》一书作者吴殿卿披露，这份报告经过了在广州的曾生审阅修改，同时经过刘田夫等广东方面领导审阅签批，然后由招商局派专人送往北京，由叶飞签发后呈报中央。

接下来就是见证蛇口工业区正式获批的历史时刻。

1979年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后来继曾生担任交通部部长)与袁庚一起到中南海向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汇报成立蛇口工业区事宜。袁庚拿出地图，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拿过袁庚递过来的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准备把整个南头半岛划给招商局。这反倒把袁庚吓了一跳，这地方足足有30多平方公里。即便袁庚有大干一场的雄心，这块工业区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他心里也是没底的。最终，袁庚只从中央拿走了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

这就是蛇口工业区最早的家底。这一天，也就成了蛇口工业区成立的纪念日。舞台已经搭好，接下来就是袁庚的时间了。在这之后袁庚在蛇口工业区的拼搏奋斗历程，则为更多人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