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羡季
今天，顾随先生的生前友好和他的家属在这里聚会，纪念他逝世三十周年。我不能参加，却有一些话想用书面向大家谈一谈。顾随字羡季，请允许我，下边的话我都直称羡季。羡季教学兼写作的生涯是从本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他那时交往的朋友如今多已不在人间，我不自量，我或许可以说是他老朋友中的一个仅存者。今天参加这个会的同志们可能都是30—50年代与羡季结交或受过他的教益的友人和学生，了解羡季会比我更多，但羡季早期的生活和创作，或许知道较少。我想在这方面略作介绍，也涉及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羡季于1920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曾有一小段时间在山东青州某中学教书，后来去济南省立女子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将及四年之久。我不清楚是在青州还是在济南，羡季与卢伯屏先生同事。二人很快就成为好友，结下深厚的友谊。羡季写过不少诗词赠送给伯屏，尊伯屏为兄长。例如诗集里有“只君待我弟兄亲”、“预期来世为兄弟”等句。抗日战争时期，伯屏约于1940年在四川逝世，羡季在北平闻讯后，一再填词哀悼，又提到“便教来世为兄弟，话到今生已惘然”，尤其是六首《定风波》，作者心潮起伏，好像永远不得安宁，感叹“廿载交游今已矣，来世，来生飘渺更难期”。伯屏不常写诗，但他出于真情至性，在他们结交不久时，写过一首五言绝句给羡季：“百日交非浅，一别情更深。知君具慧眼，识我有良心。”这完全是肺腑之言。这首诗我四十年前偶然在伯屏的案头读到，至今不曾忘却。
卢伯屏是我的涿县同乡、北大同学卢季韶的长兄。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忠厚长者，他爱护他的弟弟，情如父子，远远超过一般的兄弟关系，他看待他兄弟的朋友也好像自己的朋友。他介绍我和季韶于1922年起始跟羡季通信。饮水思源，若没有伯屏的热心介绍，我当时，也许甚至永远不知道羡季其人。所以我不惜笔墨，在谈我和羡季的友情之前，先提到伯屏，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大都不求人知，但对于知心好友，则唯恐彼此知之不尽，尽量把心里想的、眼前看的、读书得获的告诉对方，对方也以此相报。我和羡季由于对伯屏的信赖，很快就开始了频繁的书信交往。我们写的信如泉水喷涌，又如细水长流，延续了六七年之久，我们信里写的，往往有纵使晤面也未必能说得清楚的内容。我收到羡季的信，不据为己有，常给北京的个别少数朋友传阅。我写的信，羡季也不仅自己读，还在教室里读给他的学生们听。《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载有阎德纯写的《沉樱及其创作和翻译》一文，其中有一段提到与之有关的情况：“一个人的道路、爱好和成就，往往同别人的影响有关。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沉樱遇到了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英文系’之误）影响她一生的国文老师顾献（‘羡’之误）季。这位老师文才出众，不仅给学生讲解诗词歌赋，尤其拥护新文学，一有机会就给学生讲解五四运动后涌现的新作家及其作品，给大家朗读他的朋友——诗人冯至给他的书信及其诗作，还给学生讲解英文小说。”羡季是国文教员，由于他熟悉英语，又喜读鲁迅小说和周作人当时的散文，所以在课堂上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很能开拓学生的眼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因此也受到某些教师（尤其是英文教师）的嫉妒。
在通过书信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羡季有时在暑假寒假回家探亲之前，绕道北京和我与卢氏兄弟会晤，如夏日冒雨出游，冬夜围炉絮话，都写入他的诗词，其中一片深情仿佛还延续着两千五百年前《诗经·小雅》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歌唱。
1924年夏，羡季辞去济南女一中的教职，接受青岛新成立的胶澳中学的聘请。他邀我先到济南然后一起去青岛度夏。我约在6月22日到了济南。那时济南还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老残游记》里描绘的风貌还没有多大改变。我和羡季几次大明湖上泛舟，历下亭前赏雨，品尝鲜嫩的蒲笋和某饭馆（吉元楼？）院内活水养育的鲜鱼，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于7月初到青岛。我们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燕南赵北人第一次看见海，非常兴奋。无论是海，是山，是花木园林以及一些建筑，无处不是新鲜的。胶澳中学是欧战前德国兵营旧址，坐落在如今的湛江大路，到海滨浴场要越过一座林木郁郁葱葱的小山。晴日我们去海滨游泳，雨时在室内读书谈天。羡季从前写诗，这时致力填词，也读西方的小说诗歌；我则写诗，写散文，写不像戏剧的戏剧，杂乱无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时也沾染旧文人的习气，我们出游到太平山顶，在石壁上题诗，致使一年后羡季在一首《蝶恋花》前半阕里写：“一自故人从此去，诗酒登临，都觉无情趣。怕见太平山上路，苍苔蚀遍题诗处。”我题的是什么诗，早已忘记，但我后来每逢想到羡季的这首词，便暗自称幸，幸亏一年后苍苔便把它埋没了，以免在青天碧海之间继续丢丑。
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重重，许多青年人感到前途茫茫的时代。我们一方面沉浸于祖国诗词里优美而又忧伤的名句，一方面又像鲁迅所说的“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诚然，那时羡季阅读的西方作家，也正是鲁迅这句话后边列举的那几个名字：王尔德、波特莱尔、安特列夫。一些互相矛盾的思想交错在头脑里，难以排解，更加上个人生活上遇到的闲是闲非，也增添烦恼。眼前暗淡无光，有时也鼓起勇气，说几句豪迈的壮语，既鼓励朋友，也聊以自慰。羡季早期词里有不少处反映着这种心态。
我是8月中旬离开青岛的。我们朝夕相处，过了四十多天，我对于羡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在众人中间，从来不表露自己，显示才能，正如他后来在一首词里所说的，“处处追求寂寞，时时厌恶聪明”。但是对朋友，对他得意的学生，则敞开胸怀，无话不谈。我表示一点意见，写出一点东西，他若认为可取，就热情称赞，他若不同意，就不置一词，这沉默，我最初不大理解，经过几次，我觉得这沉默比批评还有分量。谈到鲁迅的小说，他都仔细阅读，认真分析其中的每个段落，甚至一句话也不轻易放过。可是有一次我提到某诗人的诗集，说我写新诗受过他的影响，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立即明白那诗人在他心目中占的是什么地位。
我回到北京后，我们继续书信来往，他的信里常附有赠给我的词。一首《定风波》有这样一句，“那里友人情绪好，常道，风中乞丐雨中花”。读者或许会觉得乞丐与花并列，似乎不伦不类。这是我在1925年或1926年寄给羡季一首绝句（前两句我想不起来了），后两句是“春去与谁堪共语，风中乞丐雨中花”。那时在北京街头我最受感动的是狂风里缺衣少食的乞丐和霪雨中的落花。
羡季这时也写小说，在《浅草》季刊、《沉钟》半月刊上发表，有时署名“葛茅”。后来这两个刊物相继停刊，他的小说创作也停止了。可是二十年后，他于1947年忽然以惊人之笔写出长达三万余言的《乡村传奇·晚清时代牛店子的故事》，语言泼辣，情节离奇，辛亥革命前北方一个农村里的众生相好像跟鲁迅笔下未庄里的人物遥相呼应。
羡季于1926年9月来天津，在女子师范学院教书。那时天津是一个军阀统治下酒肉争逐、民不聊生的城市。羡季年已三十，更多地看见社会的阴暗，体会人世的艰辛，回想大明湖的春色，海上的风光，都不可再得，只是在一首词里说，“错把夕阳蝙蝠，当他燕子归来”。他的词风发生一定的变化。我们读到《鹧鸪天》：“向晓阴阴向晚晴，又来此地过清明。黄云都带金银气，白雨还浮酒肉腥。词不就，句难成。诗人莫怪少诗情。紫泥涨入桃花水，流过红桥不作声。”又如《御街行》的下半阕：“楼台车马知何似？似穷塞，非人世。明驼迤逦渡平沙，衰草寒烟无际。黑山列帐，黄昏吹角，夕照苍茫里。”前词形容混浊，后词比喻荒凉，正如后来他在《驼庵诗话》里所说的“一个文人要能用别人不敢用的字句”。此后他的词更多地摆脱前人的窠臼，形成自己的风格，开辟了新境界，表达出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1927年初夏，我们商量印行词集。羡季在天津编出上、中、下三卷，命名“无病”。他把词稿寄给我，我交给北京大学红楼地下室的印刷所排印，我尽我当时审美的水平，设计装帧，宣纸线装，书页上下两端留有较多的空白。羡季从词集里摘取两句能概括全书内容的作为题词，朱印在扉页上，这做法在过去的旧体诗集词集是不曾有过的。他后来印行的诗集词集都采用这种装帧形式，只是北平沦陷时期他印的词曲集，限于条件，就因陋就简了。书成后，他叫我给词集题签。羡季长于书法，朋友们公认他写的字苍劲有力，挺拔出众，我只在学童时临摹过欧体，此后毫无长进，而他自己不写，却教我写，我也毫不推辞，提笔写了“无病词”三个字。这中间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由于彼此间真挚的友情。不料将及六十年后，他的女儿和学生合编《顾随文集》，又找我题签。我久不用毛笔写字，比当年更为荒疏，羡季晚年的友好中间颇不乏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字能使封面更为生色。编者不找别人，却找到我，我十分感动，我仍然未敢推辞，就此用这四字题签来纪念我结交四十寒暑的老友。羡季著作中，最早的一部词集和迄今为止最后的一部文集都由我题签，我感到一种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欣慰。
关于20年代以后的事，我本来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想到纪念会的时间有限，为了不耽搁大家的时间，就此结束。结束前，我再补充几句话，并连带谈一个故事。羡季多才多艺，写诗、填词、作曲，都创有新的境界；小说、信札，也独具风格；教学、研究、书法，无一不取得优越的成就；只是他有一时期说禅论道，我与此无缘，不敢妄置一词。但除此以外，他偶尔也写点幽默文字、调侃词章，既讽世，也自嘲。记得在20年代，他有一次生病，病重时他曾自拟挽联，上联是“昔为书生，今为书死”；下联是“人恨才少，我恨才多”。他把这挽联写给朋友们看，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人们也觉得羡季自命不凡，有点“狂气”。如今平心而论，用这副自拟挽联概括羡季一生的才智，也未为不可。只是我认为，无论“才多”或“才少”，都不必“恨”。这个“恨”字写在这里，显得太重了一些。我真希望能有一次“故人入我梦”，我在梦里跟他商量商量，能否把这个“恨”字改换成另一个字？
1990年8月18日写，为9月2日用。
【京按】1990年，为筹备父亲忌辰三十周年纪念，我与三姐之惠同去冯老伯寓所拜见老人家。冯老伯听说准备开一次纪念会，很是欣慰，很高兴地答应写一篇纪念老友的文章，要我一周后去取。夏末，我一个人来到冯老伯寓所，老伯谦和地说，自己写得不好，冯伯母姚可崑教授在一旁帮腔：“我就说他写得没感情！”面对两位长辈，我这个后生晚辈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凡读过这篇文章的人，看了拙笔如上这几句话，一定会深深地感动于冯老伯的自谦、姚伯母的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