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学精神的沿革

大学精神演变的历史，实际上是大学与社会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导性力量，如宗教、政治和经济等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大学，从而使大学表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在宗教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之后，神学信仰与自治是大学和宗教发生作用的集中表现。当政治成为社会的主要干预力量时，大学面临着如何统一国家本位与学术本位的矛盾。当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筹码时，大学极端地膨胀了社会服务功能，充当着服务站的社会角色。不同的力量占主导地位时，大学精神也随之有所改变。

一、大学的由来

中国在夏、商时期便产生了“大学”，但近现代大学不是由中国古代的大学演变过来的，更多层面是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概念。根据西方史学的分期方法，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至公元15世纪、16世纪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1000年左右的时间被称为“中世纪”或“中古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古代希腊、罗马是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古典文化复兴时期，而处在二者之间的则是文化普遍衰落的野蛮时代，即所谓的“中世纪”。从18世纪起，“中世纪”的概念开始被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下来。我国史学界亦沿用了“中世纪”一词，一般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欧洲中世纪之时段。大学是中世纪对近代欧洲乃至对世界发展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大学（University），拉丁文为universitas，原是罗马语ommunaute——社团、组织、共同体、协会。近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教师和学生行会。因“黑暗时代”结束后的思想觉醒，城市的兴起，资本主义贸易的发展以及罗马教皇的影响，一个泛欧世界逐渐形成。在某些城市，某些著名学者周围，逐渐汇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学者和学生，进行讲学和相互交流学习。他们大多来自异地，与当地居民和教会间常有许多冲突，师生间也有矛盾，师生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各自组成自己的团体。“按‘大学’一词的原意，是为了互助和保护，仿照手艺人行会（guide）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或协会）。”最早出现的近代大学是12世纪的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最初是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旨在探索学问、追求真理的社团。在这个社团中，学生受教于教师，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可以充任教师。通过建立社团，学者们可以设置行业标准，保护自身利益，共同切磋学问。通过社团这种形式，大学从一开始就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同时又给栖身其中的学者以学术自由。“学者的社团”使大学与社会的喧闹之间保持了一个冷静思考的距离，使大学成为一个独立思考和研究学问的场所。

中世纪大学在产生之初并没有使用“大学”一词，而是使用“通学院”称谓，意指探索普遍学问的机构。起初一所学校要称为大学，必须设立文科和医科、法科、神科三个高级学科的一种。不久，大学的学科设置就包括了上述四种学科。这四个学科包括了当时可以称得上是高深学问的所有学科，因此，大学探索的学问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学问探索的普遍性是大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学术机构之所在。直到15世纪，大学和通学院这两个词才有了完全相同的意义。

在大学产生之前，关于高深学问的研究都是个人的努力，以及老师与弟子之间的传承。如苏格拉底与其弟子柏拉图，柏拉图与其弟子亚里士多德。这个时期的弟子相对而言，并不是太多。当渴望求知的学生集中于某些杰出的学者周围时，具有学术功能的大学便开始孕育。经过中世纪的前半期的发展，城市越来越繁荣，修道院学校学生人数日益增加，逐渐形成了他们的团体组织——大学的前身。可以说，最初的大学并非是有计划地建设起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大学与基督教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大学被看作教会大学，因为经教皇批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中世纪的民众也普遍认为，只有基督教的教皇才是真正拥有创办一所完整的学校资格的人，虽然世俗的皇帝也自行宣称可以创办大学，但是其原因也是他认为自己才是基督教世界的世俗首领。基督教教会对大学的批准源于自己的自身利益，因为教会想将对大学的管辖权从世俗君主手中夺回到自己手里，但基督教教会的介入使中世纪大学快速走上发展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中世纪大学也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庸。

中世纪的欧洲也只有教会才能担当起大学的长久同盟者的重任，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具有世界性，统治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导人只有一个，就是罗马教廷，这样的领导体制使得教会比世俗政权批准或者参与创办大学活动有着更为有利的条件，因为世俗君主以国界为管辖范围，对大学的支持政策和活动也往往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而且各世俗君主们常常将大学视为自己王国的私有财产，对大学的控制也相对严格。在对待批准或者创建大学这一问题上，基督教教皇谋划更为深远，他看得到大学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价值，因为无论批准或者创立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学都可以将之放在基督教的宏观控制之下。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的垄断性宗教地位的存在，教皇往往认为大学就是为教会服务的，“大学应当保留为教会机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教会的基本职能之一”。于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积极地参与到大学的创建及其教学活动中，对大学的教学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学的创建和新兴宗教教会的形成，同样构成了中世纪教廷为基督教文明的智慧组织所做的意义深远的设计，并成为历史上规模恢宏的文化规则的最杰出例证之一，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之后，大学逐步摆脱这种地位，成为学者自治和自足的学术机构，从事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授的活动。所以，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播和交流也就成为大学的基本功能。

虽然大学是中世纪新兴的一种教育形式和机构，但由于它诞生在强大的基督教的社会背景之下，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总之，中世纪的大学是一种学者们的团体，它致力于普遍性知识的传播，包括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学生。这个团体在教会或国家之外享受着一定的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团体的每个成员都享受学术的自由权，并被鼓励参加一切有利于学识长进的讨论，不存在任何禁区。通过知识的积累和在这基础上的社会批评职能，它为社会提供一种间接服务。

现代意义的大学，正如眭依凡教授所言，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组织。

二、大学精神的形成

大学不仅是一个组织实体，更是一种精神存在。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组织特性的标志，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大学精神对于维护并促进大学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人格与行为的塑造，以及对于社会的进步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精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大学精神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刘亚敏认为，大学精神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人的努力，长时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苗素莲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权威的角色定位、价值中立、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规范体系的大学固守其传统、不随波逐流、引领社会文明不断进化的独特精神贵族气质”。李延保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的一种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科学的大学精神是建立在对教育的本质、办学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杨鲜兰认为，具体到某所大学，“大学精神是反映大学历史传统、特征面貌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是师生员工在长期的教与学、工作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为广大师生所认同的一种群体意识”。

（一）中世纪大学精神

1．大学自治精神

中世纪大学是在封建教权、王权和城市等诸多力量的夹缝中自发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首要特征就是自治性。这种自治性与现代大学强调的学术独立不同，它来源于不同群体（主要是教师和学生）对维护自身权利和捍卫自身利益的需要。大学自治是指大学机构本身不受外来干涉而具有的自我管理的权限。这种自治性是大学在产生之初通过不断地与封建城市、教会、君主等的斗争中逐渐获得的。自治权力具体表现在：大学可以自己设置学术讲座，控制人员编制，有权审查、发放各种证书和学位。此外，大学享有司法权，对违背法律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处理，不受所在地司法当局的干涉，当教师或学生与外人发生诉讼时，也由大学教授审理案件。大学还有迁徙的权利，如果大学受到本地当局、其他行会或市民的勒索或迫害，大学有权停止讲课，甚至可以迁移到其他城市。

这里主要选取中世纪大学自治权力中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权力进行诠释。第一，独立的司法权。这种“独立”的司法权是大学内部自治的权利，即学生需要服从的是大学的法规，而不是当地政府的法律。中世纪大学的学生来自欧洲各地，在与当地人士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让大学法庭审理自己的案件，而不希望在城市的法庭接受审判。为了谋求较为公正的审判，大学生获得了由教授或主教审判的特权。例如，1158年腓特烈一世发布旨谕，维护博洛尼亚大学学生的利益，其中规定：大学人员可以自由通行，不受阻碍。大学教授拥有裁判权，凡外人与大学生发生诉讼时，均由大学审理。第二，罢课权。罢课的权力是大学在与市民的冲突中逐渐获得的。例如，1231年的罗马教皇训令授予了巴黎大学学者以罢课权。这样，巴黎大学一下子享有的这种权利成为其他大学效仿的模板。“如果，万一房价提高使你受到损失，或缺乏了其他东西，或受到令人难忍的伤害，例如死亡或肢体残废，诸如此类的情节使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人遭受损失，除非通过警告在15天内得到满意的答复，你们可以中止讲课直到获得满意的解决的时候。”

大学的特权常常是短暂的，教会和世俗统治者担心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大学在其主管教区或管辖区域内的挑战，常常对大学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以求控制大学。但大学的自治性传统一经形成便成为它始终不渝的目标和理想，这一传统对于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和理念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2．学术自由精神

学术自由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精髓，学术自由精神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大学自治精神对于大学就如同自主性对于人一样重要，有了自主性才可能谈人的自由，同样有了自治才可能谈大学的自由。大学的自由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它意味着作为行为主体的大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从事它所需要或喜欢的事情，其本质是一种消极的自由；第二，它意味着作为行为主体的大学有规定自身如何行为的自由，其本质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西方大学精神传统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精神是这两者的结合。西方大学，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都有很大程度的学术自由。因为一个国家，无论民主与否，都需要学术自由：对民主国家来说，学术自由意味着人们享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自由权利，学术本身就是目的；对专制国家来说，学术自由同样是必需的，因为国家通过基于学术自由的科学研究可以得到实用价值。历史上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具有实用价值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往往源于无功利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一项针对有限的个体的自由，但这些个体和个体之外的每个人都能由此获益。科学技术和社会民主的进步所带给人们的方便和自由、自主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学术自由不仅仅对大学教师重要，对任何人、任何国家都重要。在大学，追寻真理是每一个大学公民——教师的权利，他们有追求和宣讲他们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的自由。他们拥有一般人不能企及的某学科的高深知识，而且他们一直在常人不能到达的学术前沿探索和检验他们的观点，因此，学术自由又是大学教师的一项特权。拥有了这项特权，大学教师就能利用研究的方法，凭借自己的专长和良心，发现真理并将真理公布于众。

学术自由的本质体现的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追求不是为了拥有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势，而是为了追求真理本身。学术自由被誉为是西方大学精神传统的核心，其意义在于推动大学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它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合理性所在。但是，切忌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而去干有目的的勾当。

虽然学术自由一直为西方大学所推崇，但它也同样不是绝对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绝对的自由必然导致混乱，而使保护更多人自由的条件消失。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不讲学术道德和良心，它强调的是大学对进行研究的教师的权利的保障。学术自由是属于专业人员的特权，而且只局限于本人所属的专业领域。

（二）现代大学精神

现代大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制度。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大学制度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宏观层面的大学制度，包括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二是微观层面的大学内部运行机制，即大学的运行方式和管理制度。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各国所面临的经济基础、历史境遇、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都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时空性和内涵上并不尽一致。尽管如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都不约而同地以大学精神的形成为标志，而现代大学精神一般认为包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人文精神和服务精神等四种精神。

1．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真精神，其内容主要包括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严谨态度，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批判精神，崇尚真理和探索未知的理性精神等。“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所有的研究机会都要为真理服务，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因此，它给大学带来勃勃生机，是大学进步的条件。”

大学精神中的科学精神，更多地表现为探求真理的执着与牺牲、坚持真理的超越与创新。因此，现代大学必须坚定科学理性的精神气质，弘扬探索精神、实证精神、独立精神和牺牲精神。科学理性精神的要素之一，也是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

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追求真理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就是要勇于为真理献身。科学文化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加凸显出科学文化的地位。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是为了科学文化的传承，更是为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勇于探索自然科学中人类的未知世界，勇于追求人文社会科学的至真、至善、至美，不只是大学人的神圣职责，更是大学人的精神品质。

2．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包含了批判精神，是对任何理论、结论、学说敢于质疑、敢于挑战的勇气，并善于通过思想和实验，实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因而能开拓进取，不封闭自守，不因循守旧。这就需要培养和引导大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和挖掘大学生的兴趣，使他们在不断探索感性知识的过程中提升科学理性，逐步树立不断创新的大学精神。

大学教师一方面是知识的传递者，另一方面又是知识的创造者和知识创造的推动者。所以，创新和推进创新就构成了大学教师的应有之意。离开了创新，大学教师的个体发展就会缺乏原动力。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教学与研究的，在知识的传承和研究中创新知识，探索和发现真理，大学精神的本质是“创新”。现代大学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历史，其自身充满了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可以说，大学应是在社会发展中最具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团体或机构。大学通过编写教材，整理人类文化等行为去影响人们的教育观念，拓展人类的思维方式，实现人类文化的再生。大学通过选择文化成果训练大学生的头脑，培养有独立思想、有独立意识的人。

美国杰出教育家赫斯伯格神父曾经这样说过：“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不断变革的大学揭示出的正是大学不断创新的精神实质。“在现代工业文明里，大学是三个东西的源泉：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新型专业人才的源泉。”大学要完成传承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服务引导社会的使命，需要创新精神作为其发展的不竭动力。大学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占领知识前沿的高地，才能获得进化发展的动力，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3．人文精神

大学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人文关怀。大学是学习普遍知识的场所，培养人是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大学最根本的职能，大学的功能是自由教育、理智培育、绅士教育，大学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大学生的不同特点发展他们的智力。大学精神的真正高扬就是大学在培养人时要关注人，尊重人的尊严和个性，尊重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根据大学生的不同特点促进其和谐发展是大学的使命，大学应当把培养自由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作为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重视对大学生心智的训练，尊重大学生个性，主张给大学生提供自由宽松而丰富多彩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大学精神的人文视界是把大学视为探索高深学问、普遍真理的场所，这种对纯粹的知识和学问的探索是不计功利得失的。

大学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产物，其创建目的正在于完善心智，修炼人性，提升精神境界。大学所培养的人也应是道德高尚、人格完善、胸怀天下的“完人”。大学不仅要以提高个体的素质为目的，也要追求提升和延续人类文明，体现出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人文关怀不仅能使大学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更能使其注重形成一种有利于个性与人格完善的文化氛围，以利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促使受教育者在人格方面得到最充分的完善。

4．服务精神

大学通过人才培养间接地服务于社会，这种服务是间接的。大学也可以通过参与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直接服务于社会。大学服务精神是大学精神的一种重要体现。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灵活性，以及解决问题、创新和领导的能力。

实际上，大学正是通过对学生的培养积极地服务于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大学通过参与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方式直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公共教育、健康关怀、社会服务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做出自己的贡献。大学的基础研究促进了科学知识、技术的发展，而这正是经济增长、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基础，大学主要是以它的这种基础研究来服务于社会的。

大学通过直接为社会服务而得到社会承认。大学通过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不断增加科技成果转化来显示其社会服务能力。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科学园、德国的海德堡技术园区等的产生，使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在欧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近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使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得到了认可，并进一步拓展。大学科技园为社会贡献了一批高素质的上市公司，成为当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大学科技园正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

大学也可以通过以身作则，通过组织大学生到基层锻炼等多种形式，使学生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好的社会公民，以此使学生间接地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大学服务社会的最具价值之处在于，大学能够在所在社区和城市创造并引领一种充满生机的创新文化，这种创新文化对于社区和城市的贡献将远远超出校园到产业的简单线性道路的价值。

三、中国近现代大学精神

中国近现代大学不是由中国古代的大学演变过来的，而是对西方近现代大学进行模仿和学习，或“西学东渐”的结果。纵向考察我国的古代教育会发现，虽然古代中国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之形，但确实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之实。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清朝末期，一方面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危机深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我国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教育方面，则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新教育代替了传统的封建而腐朽的教育。这一转轨时期，西式学校和科举、西学和中学、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冲突和交融，是其教育转变的主色调。北京京师同文馆（1862）、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1895）和上海南洋公学（1896）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三所大学，而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公立大学。京师大学堂里虽然开设了“西艺”“西文”等课程，但清廷仍然顽固维护其封建教育的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方针，所以其教育价值导向在本质上没有改变。

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洋务教育，是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出发和主要由政府推动的，具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20世纪30年代又面临抗战救亡的紧迫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

（一）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的中国多灾多难，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是中国近代主要的任务，也是无数爱国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大学作为社会精英的集聚之地，更是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怀的社会价值取向。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不是发源自大学。近代中国的大学人热爱祖国，为国家、为民族敢于奉献一切。这种爱国主义情怀不仅是体现在一两个人身上，而且是体现在一个共同的群体身上，不论是大学校长、教授，还是年轻的学子，对于国家的热忱之心无溢于言表。

自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之日起，大学里的年轻学子们就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学生的爱国运动蕴含着巨大的社会能量。近代中国一系列改变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无不留下了当时大学人的足迹，活跃着大学人的身影。外争国家主权、内除封建糟粕、传播先进思想、开启大众心智，正是有了不屈不挠的大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才得以不断加快。

爱国精神的培育离不开大学校长的努力，当时的校长们更是爱国的模范践行者。近代著名大学校长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勇敢地肩负起振兴民族精神的责任，他们一方面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精神，将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培养树为办学的重要宗旨，同时以自己的亲力亲为、一言一行体现着、践行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们生长于乱世，大多留学于发达的英、美、日、德等国，但他们不留恋即将或已经获得的安逸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归还是多灾多难的祖国，以所学来报效国家、报效生养他们的父老乡亲。”20世纪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成立的中国大学在当时社会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无不彰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有这一切都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二）科学与民主精神

科学与民主的概念都是中国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新观念。因此，中国大学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也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而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清末“西学东渐”以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开始进入我国。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介绍、宣传过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作为系统介绍西方思想的第一人，在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过程中的成绩最为显著，他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两面旗帜，对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很大程度的超越：区分了真民主与伪民主，扩大了民主的范围，认清了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了实行民主的诸多主张；对科学，新文化运动更是强调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

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不但对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蔡元培先生一直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把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英都网罗于北大，就连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也随陈独秀从上海迁移至北大，这些做法离开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在办学过程中，蔡元培先生所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本身就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充分体现。可以说，北京大学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和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下逐步形成的。其他大学在这种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增强了科学意识，形成了科学精神。科学与民主精神对于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与现实意义，如上所述，科学与民主精神也是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的体现。

（三）兼容并包精神

大学的自由主要是指学术自由，大学的兼容是指大学能使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立场、观点并存，自由精神与兼容精神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精神。

这种自由和兼容精神在近代北京大学的改革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蔡元培先生博采众长、融合中西方的思想体系为建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早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饱读经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感情。他在西方留学期间，既受到了法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政治思想、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费希特、裴斯泰洛齐、洪堡等人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他曾经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前述强调了兼容，后述强调了自由。在北大的改革中，这种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体现在对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聘用教师的标准是：学旨为主，唯才是用；另外还有“六个不论”的说法，即对教师的聘任不论派别、不论年龄、不论学历、不论资力、不论国籍、不论政见。其次，体现在学术上，就是主张学术自由和学习自由。由此，北大各学派学者各抒己见，学术观点层出不穷，学术自由讨论之风极盛，学术研究空前繁荣。学生可以广泛地接触到教员中不同派别的观点，并拥有选择教师和选择学科的学习自由，广泛开展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再次，体现在知识内容和课程设置上。蔡元培先生主张大学的知识内容要广采博取古今中外的一切学术思想和文化成果，反对专己守残、孤陋空疏的教育内容，提倡中西兼容，择善而从。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改革的成功，使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和传统精神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北京大学也成为中国大学的一面旗帜和楷模。自此，自由和兼容的大学精神在中国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四、大学都应具有一样的大学精神吗

大学精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大学精神即一般的大学精神，是指各类大学所普遍存在的优良校风、相对稳定的群体心理优势和精神状态，如求真务实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狭义的大学精神即个别的大学精神，是指一所大学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指导下，经过大学人的努力，在长期办学实践中不断积淀，并随时代发展不断充实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它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之所在，是对大学的生存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导向。譬如“北大之创新，清华之严谨，南开之笃实，浙大之坚韧”，便是人们对于这些国内著名学府所特有精神的概括。

大学精神是由对大学的定位决定的，定位不同就会具有不同的大学精神。因此，研究大学精神首先要做的是明确我国对大学的定位。从学科和人才培养的不同角度可分别对大学进行分类，从学科结构的维度，可划分为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专科性大学、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等类型。从人才培养规格角度看，一般可划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大学类型对大学定位具有归类、识别和强化的作用。

特色是大学的立足之本，是大学个性的突出展现，是一所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立足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是未来大学精神培育的重要生长点。发展特色学科专业，可以为培育大学精神提供生长力。学科专业是大学发展的龙头，是汇聚人才、开展研究、办出特色的基础创新平台，一定程度上更是大学特色的最直接和最具体的折射。因为，人们了解一所大学，往往是从其所具有的学科专业开始的，比如，学生考大学报志愿时首先考虑的是该大学有什么特色学科专业，其师资、设备、教学、科研等实力如何，有什么特色和优势等。因此，要根据学校实际发展现状去寻求特色之道：综合性大学在强调学科专业齐全的同时，更要去注重遴选重点发展学科点，凝练特色科研方向，培植教学或科研团队并给予政策资金等倾扶，进行重点建设；非综合性大学要发挥自身优势，寻找并建立符合自己的特色学科专业体系；行业性或地方性较强的院校，要努力争取行业或区域支持。

一般来说，一所大学的精神同这所大学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这就注定大学精神具有很强的个性。比如中山大学作为广东省大学的主将以及岭南文化的先锋，其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理所当然成为中山大学的大学精神构筑的首要内容。虽然各个大学因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等原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但是在这些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背后，也蕴含着共同的精神内涵，如学术自由精神、科学民主精神、批判创新精神等等。这些共同的大学精神内涵也通过各个大学不同的精神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精神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

高校的大学精神，既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共性，即普适性，是指高校普遍认可和遵循的价值追求、行为准则；个性，即特殊性，是一所大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特色。

（一）大学精神的共性

大学教育对人的发展影响深远，大学育人的最终目标大同小异，因此大学精神有共性。大学精神的共性主要表现在高校的定位及高校的目标两个方面。

大学人，包括教师和学生，是大学精神直接培养与塑造的个体。大学精神的共性主要指大学人优良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

大学教师是一所大学的核心资源，高校应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教学和开展学术研究。但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应是教书育人而非一味追求学术上的成就，这是大学教师与研究机构的研究者的本质不同。对于学生的本职工作，蔡元培曾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课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经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应是具有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必要的写作能力、独立的思维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的优秀的人。

现代大学与大学人的社会责任，即“在其位，尽其职”，培养社会服务意识。梅贻琦曾提出：“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责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之责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大学精神的“新民”，即大学要培育大学人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进而升华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凝聚力。

（二）大学精神的个性

不同的高校，因其历史发展与所处地域环境的不同，逐渐形成每一所高校所独有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特色。作为个性大学精神，其核心是表达一所学校在其办学历程中所积淀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色精神特征。高校个性的大学精神，可以从该所高校的校训有所体现。

校训是学校根据学校的教育理念结合社会的需求凝练而成用于指导学校办学实践的一种表征形式。中国的部分高校，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精髓，倾向于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家名篇中概括出大学校训。但校训并不等同于大学精神，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管理者秉承校训理念，在大学长期的发展与积淀中，内化为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讲，高校的校训能体现个性的大学精神。如北大之创新：爱国、进步、科学、民主；清华之严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之笃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