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环境

从国际环境看，一方面，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美国对中国崛起开始围阻，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大幅度提高。国际经济发展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竞争更加激烈，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平衡的因素增多。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以绿色、智能为特征的新技术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世界各国力图抢占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生物产业、健康产业、海洋经济、环保产业等新产业制高点。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之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多国之间自由贸易区协定纷纷达成，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格局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等存在较大差异，共建“一带一路”既面临较多的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的不利因素和现实挑战。

一、世界经济复苏力度仍然较弱

世界经济处于低速增长的调整阶段，增长动力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已明显减弱。发达经济体房地产市场远未恢复繁荣景象，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缺乏新热点，特别是政府债务进一步上升，财政政策空间受到极大限制，需求疲软问题趋于长期化。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欧元区通货紧缩压力增大，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面临阻碍。新兴经济体结构性矛盾突出，有的国家产业结构单一，过于依赖能源资源出口，受国际市场能源资源价格下滑影响严重；有的国家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问题突出，抵御资本外流冲击能力较弱，整固财政、调整经济结构短期内难免影响经济增速。从全球范围看，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劳动生产率增长出现放缓之势，拉低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

在连续3年低速增长后，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缓慢、投资低迷、债务高企、金融动荡，经济复苏仍处于低速轨道，改善幅度有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内需不振、能源资源出口收入缩水、资本外流，经济增速连续第5年放慢。

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产生广泛影响

随着美国经济走上稳步复苏轨道，劳动力市场接近金融危机前正常水平，美联储已彻底终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向常态回归，有利于防范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积聚，是适应经济复苏的必然举措，但其外溢效应将吸引短期资金流向美国，推高全球金融市场利率。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尚需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宽松政策效果，抑制经济增长。一些外汇储备较少、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的新兴经济体则面临资本外流冲击，可能形成新一轮金融动荡，冲击其经济稳定。

三、贸易保护主义尚未得到有效抑制

尽管世界经济增长有所起色，但不少国家失业率较高，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扶持本国产业，对市场开放态度保守，全球贸易摩擦依然高发，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新挫折。据世贸组织统计，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成员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中，约80%仍在实施，影响全球4%左右的进口。尽管2013年年底世贸组织达成《巴厘岛一揽子协定》，但由于一些成员态度消极，协议迟迟得不到落实，多哈回合再度陷入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主要经济体之间掀起商签自贸协定潮流，自贸区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深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推动力。但一些自贸协定可能导致世贸组织不同成员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经贸集团，对协定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产生挤出效应等不利影响。

四、“一带一路”战略面临地缘政治挑战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敏感，是大国长期博弈和较量的重点区域。从“一带一路”战略走向看，美国2011年7月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旨在将阿富汗打造为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通过推动南亚、中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区域贸易，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战略计划，同时也意在排斥中国并为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提供战略支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旨在强化其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势力。欧盟和日本也都视中亚地区为其战略利益的重点区域，对该地区有着自己的意图和战略利益诉求。印度不仅重视自身在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对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印度提出的所谓“季节计划”，也旨在进一步扩大其在印度洋的势力范围。东南亚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与我国存在领域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在承认我国崛起影响力的同时，不断穿梭于主要大国之间搞平衡，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受美、俄、印等国战略博弈加强和区域内势力干扰增多的影响，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可能会面临相当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生态。

其次，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给深化相互投资及产业合作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一些沿线国家政局不稳、社会持续动荡，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如，缅甸、泰国民主转型带来的政治风险，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存在的政治不稳定，突尼斯、利比亚、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等西亚北非国家出现的社会震荡和政治冲突，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和宗教问题所引发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都会对共建“一带一路”构成现实的威胁。另一方面，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加上我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又以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回本缓慢，盈利空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将会制约投资和产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