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分析结果

在本研究的10151个样本中，有44.3％的人将自己归属为农民阶层，39.5％的人将自己归属为工人阶层，6.0％的人将自己归属为中产阶层，而归属为企业家阶层的人仅为0.6％，另有9.6％的人没有为自己归类，若一定要他们进行归类，仍有4.9％的人无法为自己归类。这种对自身阶层归属的不确定性反映了一部分人在阶层身份认同中的迷茫，在本研究中，拟将这9.6％的样本定义为缺省，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对自己的阶层归属有明确认同的人。

经过分析，当前中国人在社会心态上的阶层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价值观、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的阶层差异。

（一）社会价值观的阶层差异性

1.社会价值观的基本状况

在本研究中，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事业成功的影响因素的选择或判断，这既和每个人有关，又能反映人们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在“在您看来，以下各因素对一个人获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性如何”这一问题中，共列出了14个因素，其赋值情况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赋值为5分，“非常重要”赋值为4分，“比较重要”赋值为3分，“不太重要”赋值为2分，“一点都不重要”赋值为1分，“说不清”定义为缺省。其基本状况如表2—1所示。

从表2—1可以看出，在事业成功的各种影响因素中，“有进取心/事业心”和“努力工作”得分最高，居于重要性的第一梯队，其均值都超过了4分（分别为4.06分和4.02分），对于“有进取心/事业心”一项，有30.9％的被访者认为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46.5％的人认为它非常重要，还有19.1％的人认为它比较重要，这三者比例之和高达96.5％。对于“努力工作”一项，有28.7％的被访者认为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47.9％的人认为它非常重要，还有19.2％的人认为它比较重要，这三者比例之和也高达95.8％。在重要性程度第一梯队里，都是成功的自致因素，因此，可以判断，转型期的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

在重要性程度中居于第二梯队的因素有个人的聪明才智（均值为3.93）、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均值为3.82）、社会关系多（均值为3.74）、认识有权的人（均值为3.61）和家境富裕（均值为3.54）。可以看出，在第二梯队里，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都有，同时还有一些中国所特有的因素，如社会关系多、认识有权的人，这两个因素既积淀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很多特征，在现代社会里也同样存在，区别在于其运作的逻辑和方式。

在成功的影响因素中居于第三梯队的有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均值为3.36）、出生在好地方（均值为3.12）和政治表现（均值为3.02）。第三梯队的因素全面体现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和出生在好地方体现了传统先赋因素的没落，而政治表现对成功的影响力减弱，反映了中国由前几十年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

居于第四梯队的主要是均值低于3分的因素，它包括性别、年龄、天资和容貌、命运。其中性别的影响最低，其均值仅为2.5分，其他各因素的均值分别为2.90分、2.74分和2.93分，这些基本上都是先赋因素。

2.社会价值观的阶层差异性

为了比较社会价值观在不同阶层的差异性，笔者进行了交互分类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事业成功的各个指标都有显著的阶层差异性。限于篇幅，本节仅列出方差分析所得到的均值比较的结果，具体如表2—2所示。

从影响事业成功的各个指标中分别提取得分最高和得分最低的阶层，笔者似乎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农民是最不注重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阶层，他们在自己受过良好教育、年龄、天资和容貌、性别、社会关系、认识有权的人、政治表现、命运等指标中都是得分最低的，并且他们在各项指标中，都没有得分最高的指标。这表明，较之其他群体，农民阶层是一个没有太多进取心和企图心的阶层，这可能和他们处于社会分层体系的传统定位或自我定位有关。

工人这个阶层在个人教育、出生地、聪明才智、进取心、努力工作、社会关系、认识有权的人等指标中都是得分最高的，其得分分别为3.9分、3.19分、4.01分、4.14分、4.09分、3.85分和3.78分，这表明工人阶层是最富于激情和理想的阶层，在他们的价值取向中，仍然有无限的可能性。

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对理性的阶层，他们在性别指标上的得分最高（2.66），这或许和他们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或隐或显的性别歧视有关，但在家庭背景中，他们在家庭经济背景和出生地上的得分最低（得分分别为3.44和3.04），但是在父母教育程度高这个指标上的得分最高（3.44），这同样可能和其自身的发展经历有关。

企业家阶层的选择具有非常明显的价值倾向性，他们在家庭富裕、年龄、天资和容貌、政治表现、命运等指标上的得分最高，而在出生地、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进取心、努力工作、社会关系等指标上的得分最低，这似乎表明这个阶层特别看重先赋因素，而轻视自致因素对事业成功的影响。

从各个阶层对社会价值观的选择来看，中产阶级似乎是轻先赋因素的，而企业家阶层恰恰是重先赋因素的，但自致因素的重要性在这两个阶层中似乎都没有明显的表现，它集中表现在工人这个阶层中。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工人阶层是最看重自致因素的。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轻先赋因素、重自致因素恰恰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而重先赋因素、轻自致因素是传统社会的特征。因此，各阶层对社会价值观的选择恰恰反映了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之中，如果用各个阶层作为社会发展程度的代表的话，从传统到现代的代表依次是农民、企业家、中产阶级、工人。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工人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但他们仍然是先进思想的保持者，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价值观似乎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太相符，如何对他们的社会价值观进行引导可能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没有真正具备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如何塑造和强化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社会情绪的阶层差异性

1.社会情绪的基本状况

社会情绪主要是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情感性评价或反应，在本节中，对社会情绪的测量是：在一些关乎民生的问题上，当各种渠道的信息不一致的时候，人们对各种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如何。这些信息渠道包括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在具体赋值上，5分表示“最信任”，4分表示“较信任”，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信任”，1分表示“最不信任”。其总体状况如表2—3所示。

从表2—3可以看出，在各种问题或话题上，民众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都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在对各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情感性反应中，人们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程度都是最高的。具体表现为：在房价涨跌上的信任得分为3.96，在股市走势上的信任得分为3.83；在国内腐败问题上的信任得分为3.85分；在贫富差距问题上的信任得分为3.81分；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问题上的信任得分是3.85分；在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上的信任得分是3.86分；甚至在矿难这种屡次受到公众批评和诟病的报道中，人们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得分仍然高达3.83分，其得分并不低于对其他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信任程度；关于地震问题，由于中国最近几年各地屡有造成重大损失和破坏的地震发生，由此引发的恐慌和谣言也屡禁不绝，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某地方近期将有大地震这样的消息，人们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得分高达4.05分，不仅远高于其他信息渠道，也高于对其他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信任程度。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央级媒体几十年来在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上报导的权威性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虽不时有关于中央级媒体的负面新闻出现，但仍无法撼动中央级媒体的权威地位，并且由于中央级媒体的覆盖范围前所未有地广泛，是普通民众接触最普遍的媒体，这也使中央级媒体在民众心目中的信任程度最高。

对其他信息渠道信任程度的高低依次为政府机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民间传闻。这显示了在转型期的中国，并没有因为各种个别案例或事件而出现对政府、媒体乃至专家的不信任，中国人的社会情绪仍处于常态，应该说，这种状态是让人比较放心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民众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程度不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仍没有建立，我们距离法治社会尚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2.社会情绪的阶层差异性

（1）对政府机构信任的基层差异性

虽然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很高，但一元方差分析表明，除了在地震等灾疫性信息发布方面各阶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外（p=0.056），各个阶层在其他问题上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仍有显著性差异，具体如表2—4所示。

从表2—4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最高，他们在房价的涨落、股市的走势、国内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甚至地震传闻等问题上，都是得分最高的群体，其信任得分分别为4.13分、3.83分、3.77分、3.77分、4.01分。这也间接验证了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他们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中最为稳定的群体。

对政府机构信任度处于第二位的是农民，他们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某次矿难伤亡的数字和某地方近期将有大地震问题上的得分都是最高的群体，其信任得分分别为3.86分、3.85分、3.67分和4.02分。

而工人和企业家阶层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则不相上下，这两个群体在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上，都没有得分最高的。

（2）对中央级媒体信任的阶层差异性

民众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度居于各种信息渠道之首，但各个阶层对媒体的信任度在各种话题上都有显著的差异性，具体如表2—5所示。

从表2—5可以看到，农民是对媒体最为信任的阶层，他们在房价的涨跌、国内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某地方近期将有大地震的传闻问题上，都是得分最高的群体，其得分分别为4分、3.93分、3.9分、3.95分、3.93分、4.09分，而在仅剩的两个不是得分最高的社会问题上，他们的得分也是排名第二，其信任得分分别为3.89分和3.92分。由此可见，民众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似乎是由农民这个群体作为支撑基础的。

企业家群体和中产阶级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程度不相伯仲，都分别在两个项目上得分最高或排名第二，其中，企业家群体在房价的涨落、某次矿难伤亡的数字上的得分最高，分别为4分和4.04分，而中产阶级在股市的走势问题上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其得分为3.91分，他们在国内腐败问题上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程度也很高，得分为3.92分，仅仅比农民这个群体少0.01分。

工人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程度最低，他们除了在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这个问题上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排名第三（得分为3.81分）外，在其他各个项目上，他们都是得分最低的群体，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工人认为自己是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群体，无论在经济利益还是职业声望，抑或是在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他们都有很大的损伤。然而，正是这些利益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工人的流动，其一部分转化为其他新兴社会群体。

（3）对专家学者信任的阶层差异性

民众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仅次于中央级媒体和政府机构，而他们除了对地震来源的信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外，在其他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阶层差异性，具体如表2—6所示。

在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方面，中产阶级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在8个问题中，中产阶级居然在6个问题上都对专家学者打了最高分，其信任得分分别为：在房价的涨跌问题上，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得分为3.77分；在股市的走势问题上，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得分为3.84分；在国内腐败问题上，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得分为3.68分；在贫富差距问题上，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得分为3.73分；在某地方近期将有大地震这个问题上，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得分为3.86分。这可能由于中产阶级相对来说，是拥有知识最多的一个群体，因此，他们对拥有公共或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更为了解，也更有认同感，因此，他们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最高。

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居于第二位的群体是农民，他们在大学生就业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上，给专家学者打了最高分，其得分分别为3.74分和3.67分。而工人和企业家则普遍对专家学者持不信任态度，他们在每个项目上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得分都比较低。

（4）对法律机构人员信任的阶层差异性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各个阶层在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矿难问题和地震问题上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而在其他4个问题上却表现出了显著的阶层差异性，具体如表2—7所示。

很有意思的是，在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上，企业家阶层的信任程度最高，这个群体在房价的涨跌、股市的走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这四个问题上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其信任得分分别为3.34分、3.25分、3.41分和3.66分。

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程度居于第二位的是中产阶级，在4项有显著阶层差异性的项目中，中产阶级在4个项目上的得分都仅次于企业家阶层，这或许是因为这些阶层与法律法规运用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民众的中上层已逐渐具备了建构法治社会的心理基础。但也应该看到，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程度普遍较低。因此，要建立法治社会，仍需要做很多扎扎实实的工作，逐步赢得这个社会两个最大的群体——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信任，从而确立起稳定的法治意识。唯有如此，法制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也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5）对民间传闻信任的阶层差异性

民众对民间传闻的信任度是最低的，并且在面对股市的涨落问题、大学生的就业形势、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矿难、地震等重大问题时，各个阶层对民间传闻的信任度没有显著性差异，都表现为普遍的不信任，具体如表2—8所示。

如表2—8所示，民众仅仅在房价的涨跌问题、国内腐败问题和国内贫富差距这三个问题上表现出显著的阶层差异性，具体表现为：

在房价问题上，工人和中产阶级对民间传闻的信任度最高，其信任得分分别为2.37分和2.36分，而企业家群体和农民对民间传闻的信任程度非常低，其得分分别为2.27分和2.26分。

在国内腐败问题上，企业家阶层对民间传闻的信任度最高，其信任得分为2.93分，而农民似乎是对民间传闻最不信任的群体。

在贫富差距问题上，企业家阶层对民间传闻的信任度同样最高，其信任得分为2.7分。

非常有意思的是，农民似乎是对民间传闻最不信任的一个群体，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这个群体日常所接触的人和事较少，其民间信息渠道较少，能接触到可靠传闻的机会更少。因此，他们对民间传闻这个信息传播渠道可能会因为不了解而不信任，与此相反，企业家作为最为理性的群体，反而是对民间传闻最为信任的阶层，其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家比其他阶层更有可能接触可靠的民间传闻，这导致他们对民间传闻的信任程度增加。

（三）社会认知的阶层差异性

社会认知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现象或社会生活重要方面的认识、了解程度，在本研究中，对社会认知的测量主要是民众对不同群体之间冲突程度的认知情况。在冲突程度上，4分表示“非常严重”，3分表示“比较严重”，2分表示“不太严重”，1分表示“没有冲突”，其具体状况如表2—9所示。

从表2—9可以看出，人们认为最严重的冲突是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其均值达到2.65分。在所有被访者中，有16.1％的人认为，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冲突非常严重，另有41.3％的人认为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比较严重，这两者之和高达57.4％，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中，居然有将近6成的人认为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的冲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薪阶层的境遇。

冲突程度居于第二位的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其均值为2.64分。在所有被访者中，有18.2％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冲突，有39.8％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冲突，二者之和为58％，甚至略高于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存在严重性冲突的比例。这充分说明，在某个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是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心理基础的。

冲突程度排名第三位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冲突，其均值为2.6分。在所有受访者中，有15％的人认为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冲突是非常严重的，有38.8％的人认为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冲突是比较严重的，这两者之和为53.8％，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因为这表明，整个社会的管理基础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

其他群体按冲突程度的大小分别为：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的冲突（均值为2.5）、管理人员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均值为2.41）、工人阶级与白领阶层之间的冲突（均值为2.28）。

因此，表2—9的结果表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分别为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冲突，而如何化解这些冲突，可能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才能达成。

为了分析人们的社会认知在不同阶层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同样对其进行了一元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各阶层除了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上具有共识（没有显著性差异）外，在其他问题上都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性，具体如表2—10所示。

从表2—10可以看出，农民是对群体冲突最没有清晰认知的阶层，他们在工人阶级与白领阶层之间的冲突、管理人员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间的冲突等方面的得分都是最低的，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民阶层离上述群体比较远，对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清晰的感知和认识；但是，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上，农民阶层的得分并不低，其得分为2.58分，这说明，在农村，人们感知最深的就是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要治理农村，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普遍存在于农村的干群矛盾。

工人则是对群体冲突认知最强烈的阶层，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管理人员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工厂老板与工人间的冲突”这三个方面，工人阶层的得分都是最高的，其得分均值分别为2.64分、2.48分和2.73分，应该说，这三对群体之间的冲突都和工人阶级有关，是工人阶级身处其中、亲身体验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工人阶级对这些群体之间的矛盾认知应该是最准确的，也是可信程度最高的。

企业家阶层则是在“工人阶级与白领阶层之间的冲突”和“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的冲突”这两个问题上得分最高，其得分均值分别为2.36分和2.60分。

总体上，如果从对群体冲突的认知强度来看，工人阶层的认知强度最高，其次是企业家阶层，再次是中产阶级，最后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