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成果概要

（一）研究对象

本书研究总课题组以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式进行综合调查，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共投放问卷2566份，收回2471份，有效收回率为96.3％，剔除无效问卷62份，有效问卷共计2399份。

其中，“社会心态与道德建设”组在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共发放问卷1309，收回1249份，回收率为95.04％，剔除无效问卷43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206份；问卷发放时考虑到了群体特征，最后六大群体的有效问卷分别是：工人群体141份，农民工群体311份，军人群体151份，教师群体263份，科技人员群体107份，公务员群体241份。

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组在东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山东交通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发放问卷800份，收回问卷765份，有效问卷736份。

大学生与新兴群体比较组共发放问卷457份，收回问卷457份，收回率为100％；其中在苏州市进行了新兴群体调研，回收问卷225份；在南京以大学生群体为对照组，收回232份问卷。

（二）研究工具

1.研究问卷

本书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所采用的问卷是在广泛访谈和多次论证的基础上完成的。总共涉及三套问卷及一个数据库。

（1）“社会心态和道德建设调查”自编问卷。该问卷共有68题，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问卷，共8题。第二部分是关于当前被试社会心态的调查，共40题。第三部分是关于当前社会的道德现状、影响社会心态和道德的因素以及社会心态与道德建设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查，该部分共20题，主要采用多选题形式。具体施测于教师，公务员、军人、科技人员、工人、农民工六大群体。

（2）“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自编问卷。该问卷包括三个分问卷：政治问卷；文化问卷；道德问卷。其中政治问卷包括四个因子，文化问卷包括三个因子，道德问卷包括五个因子。统计分析表明，三个分问卷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6，0.819，0.823，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问卷施测于大学生群体。

（3）“当前我国思想、道德状况调查”问卷。该问卷共有51个问题，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问卷，共10题。第二部分是关于现代中国社会伦理关系的调查问卷，共15题。第三部分是关于现代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问卷，共11题。第四部分是关于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素质的调查问卷，共15题。该问卷用于大学生群体和新兴群体之比较研究。

（4）“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之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库。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和边燕杰教授。用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社会心态的分析。

（5）“新阶层人士思想状况和政治诉求调查”问卷分三个部分，主要了解新阶层人士思想状况和政治诉求。

2.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7.0软件包。

（三）研究成果与主要结论

本课题结项成果由9篇研究报告组成。

第一篇是当代中国社会心态与道德生活状况调查总报告，该报告是基于“社会心态与道德建设”问卷进行对教师、公务员、军人、科技人员、工人、农民工六大群体数据分析的一份总研究。

第二篇是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之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库进行的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各阶层社会心态的分析。

第三—七篇是基于“社会心态与道德建设调查”问卷对知识分子、公务员、军人、工人、农民工五大群体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所作的分析。

第八篇是基于“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问卷对高校学生社会心态所作的分析。

第九篇是基于“当前我国思想、道德状况调查”问卷的新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伦理道德心理进行的研究分析。

第十篇基于“新阶层人士思想状况和政治诉求调查”问卷，探讨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状况及其政治诉求。

本书运用SPSS软件包，科学、详细地分析了2566份问卷材料，分析了当代中国人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的新特点：

其一，方差分析表明，男女两性、出生年代、收入在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上没有显著差异。

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总体水平、地位相当，女性话语权在现今社会中得到逐步上升，两性差异越来越小。但是在社会行为倾向方面，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根深蒂固，女性更多地处于比较被动、从属的地位，这一特征在工人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50后”经历了传统教育，在行为倾向上更愿意遵循社会的愿望，服从社会规范。“60后”更为理性客观地看待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影响，认可价值所呈现的多元化表现形式。“80后”、“90后”对社会的认知最积极，更愿意以乐观的心态看待社会与未来，但是陷于善恶混淆、信仰缺失与危机中。

方差分析表明，收入较低者的社会心态状况要好于收入较高者，但是收入水平在社会心态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收入状况不是影响社会心态的主要因素。但是在对公务员群体的分析中却发现，收入水平不同的人，其社会心态明显不一样，差异显著。公务员群体因所处部门、行业、地区等的不同形成了内部差异与分歧。

其二，教育程度、职业在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教育程度的差异表现在高学历的人在认知方面对社会心态、道德状况的评价比低学历的人要低，而低学历的人在社会情绪方面比高学历的人更倾向于消极表现。这两方面的数据揭示出低学历者的内心冲突比高学历者要强烈得多，情绪易被激发。军人群体的总体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较好，知识分子群体对现实有理性的认识与接纳，公务员群体的认识与满意度比较一致。教师、军人、科技人员是幸福满意度最高的三个群体，公务员、工人、农民工的幸福满意度均低于总体平均水平。成为道德上最不令人满意群体的公务员在国家时政要闻关注上位居倒数第二，仅仅高于农民工群体。

其三，认知与情绪表达不一致。

所有群体在社会心态的认知与情绪上充满了不一致倾向，内心冲突明显，工人群体、农民工群体在认知层面上可以理性地接受与认可目前的状况，可在情绪上却是不满的。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很容易被一些突发事件激发与左右，这也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工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要原因。

其四，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不一致，自我本位凸显。

人们对社会心态、道德状况的总体评价呈消极、困惑趋势，而对自我的评价却显示出积极肯定、满意的倾向。叛逆性的自我本位，重视与自身的关系及其伦理本质，既是“主体性道德意识”的一种后现代觉醒，也表现了自我的分离或异化状态，也就是人与自我、人与他者（包括实体）之间的分离，而前者被认为是“最坏的也是最后的异化形式”。

其五，现状与未来评价不一致。

人们对现状的评价相对消极，对未来的评价比较肯定。而且越是拥有不满意的社会心态和道德状况的群体，对未来可能越是充满信心。这表明人们用不满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和国家的高度期待与关切。

其六，秉持传统家庭观念，夫妻关系成为核心。

家庭关系仍然是人伦关系的基础与核心，但是家庭中的纽带从纵向的亲子关系转为横向的夫妻关系，标志着夫妻关系的质量对家庭伦理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这意味着在家庭结构上从传统的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其次，这意味着父权的失落和女性地位的上升。最后，男女两性在性格特征上的差距逐步缩小，更趋向于中性化。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学统计中得出的男女两性在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论。

科技人员、教师是对家庭成员关系最为满意的两大群体，公务员与农民工两大群体对家庭的满意度最底，差异显著。相应地，科技人员、教师是不认可婚外恋人数最多的群体，农民工与公务员是认可婚外恋人数最多的群体。

其七，人们高度认同社会心态、道德状况以及幸福指数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其八，对策与路径。

本书认为，对社会心态的道德哲学研究及其调适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精神性建构工程，它关系着“个体生命”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原则”，不仅可以提升精神境界，增进社会适应能力，合理化精神结构，而且可以达致个体与实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的精神，促进与“他者”之间的和谐，实现社会心态与意义建构、社会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神性统一。通过一定的情感价值和行为倾向而达致的个体自我的道德意识及其与伦理实体的同一性状态以及社会制度结构的伦理精神与生命存在样态和心理预期的契合一致性是社会心态和谐的根基。本书研究指出，道德人格是和谐社会心态塑造的德性根基；主体自由是德性品质的建构；公正的诉求可以促进实体伦理精神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