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对象介绍

一　如何选取个案

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与转型过程，无疑具有多样的选择视角，反过来，选择怎样的理论视角将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社区实践。我们对个案的选取是建立在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市场转型理论之上的，因此，研究对象的选取不是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而是根据研究者的设计，有意识地选取社区进行研究，三个社区个案构成了转型序列上的历时考察。同时，由于城市社区又是空间研究的重点，三个社区在我们探寻中国城市空间秩序的共时性研究上又具有一定的意义。故此，我们虽然着眼于微观的社区观察，但是观察的视角却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关照之上，而且追溯于传统社会科学中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我们试图超出原有的基于单位制、分层的制度化研究，而将研究的理路纵深到日常生活的研究之中，这样研究选取三种不同的社区将有助于我们从类型比较同时也是跨时段比较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城市社区转型的大意象。

北京作为首都，社区建设的软硬件都相对较好，社区组织的发育也较为健全，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观察社区中各种组织发展的情况，而且北京的社区建设实践由于首都的特殊地位又在国家的社区建设实践中发挥着某种标志或者榜样的意义，可以为我们更为广阔地理解中国城市社区生活的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经过先后两次调整社区规模，北京市共划定社区2514个，全市社区居委会主任2514名，副主任2827名，委员15741名，社区规模一般为1000—3000户，其中2万平方米以上的规模小区（不含军队家属大院） 843个，总建筑面积794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6743万平方米。全市已资审合格并领取证书的物业管理企业共有943个，其中涉外物业管理企业77家。自1997年开始组建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试点工作，目前已经在市小区登记备案的管委会共181个，其中普通居住小区151个，高档物业（包括别墅、公寓、商住综合类大厦等）管委会30个。物业管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开发建设单位自己管理，占47％；二是委任其他机构进行管理，占36％；三是单位房管部门直接管理，占17％。在北京市已经培育发展社区民间组织9318个，其中文体活动类组织5350个，专业服务类组织1163个，社区维权类组织648个，义工志愿者组织1427个，其他594个，经常参与活动的会员人数达42.6万人。

为了便于进行比较研究，在选取调查社区的过程中，对所选社区的大小、成立时间、类型、人口构成、经济水平、所处方位等社区的基本属性做了一定控制后，[1]本书最终选取了东城区H街道HZH社区、西城区广外街道LQY社区、海淀区YZX社区三个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相比较来看，在三个社区中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中分别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这将有助于我们考察在不同的社区生态中，社区组织网络的差异将如何产生并影响社区的公共生活，并最终对社区的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不同的组织及其网络在不同社区中的存在实际上也相当确切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图景，不同的组织网络结构可以看作是转型谱系上的连续点。从更为现实的角度来看，社区组织网络对于中国城市社会未来的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比较不同社区类型的治理过程将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地方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书所选取的个案并不是因为它们可以代表社区组织发展的标准形态，也很难说可以推导出普遍化的结论，选取它们只是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和比较，来展现宏大的社会转型在基层生活共同体层面上的深层变迁过程。在斯科特的分类中，个案研究有三种类型：内在的个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工具性的个案研究（instrumental case study）、多个案研究（mutiple case study）[2]。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属于多个案研究，实际上偏重于将个案当作探讨某种议题、提炼概括性结论的工具，对于个案本身的兴趣退居次要地位。

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而人们时常会混淆个案的代表性和个案特征的代表性。研究者研究的是个案特征，而非个案[3]。蒂利将比较研究按照具体研究意图的不同分成四种类型，分别是个体化的比较（individualizing comparisons）、普遍化的比较（universalizing comparisons）、差异发现的比较（variation finding comparisons）以及包围性的比较（encompassing comparisons）。包围性的比较是在一个宏大结构或过程中选择若干位置（locations），解释这些位置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并将其看作是它们与整体结构或整个过程的某种关系的结果。即它利用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来解释微观层面的差异。[4]

长期以来东城区H街道在街道管理与社区建设上具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社区建设的各项工作比较成熟，在笔者调查期间，HZH居委会正在设法通过建立社区民间组织联合会的形式，将社区的民间组织规整起来。HZH小区位于东城区H地区，占地16.8公顷，现有21栋楼，住户2800多户，户籍人口8800多人，常住人口11200人左右，HZH小区由北京市YS物业管理服务中心、XSD物业、中HX、国D、二开5个物业公司和国家煤炭部、HJ武警指挥部、市政四公司、民族饭店、低压电器等单位管理。其中住宅楼16栋，建筑面积213394.77平方米，公建项目15栋，包括小区锅炉房、中学、小学、电话模块局、垃圾楼等，附属设施包括了餐厅、零售商店、活动站等，建筑面积119291.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2686.65平方米。小区现有绿地面积4.8万余平方米，绿地率为31.69％，小区内有花园三处，大部分住宅楼前有一定的空地与绿化地带可供居民活动，在道路两侧有多处安装了健身器械和机动车固定车位。HZH居委会是一个混合型的社区，社区中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等社区基本组织比较完备，社区中有回迁居民、商品房、单位房等多种住户形态，社区组织活动较为活跃。自2000年起社区连续被评为首都文明社区，2000年成为北京市节水型小区，2001年8月被评为北京市绿色环保社区。2001年被指定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评估小区备检小区，2005年被评为全国绿色社区。在该社区做调查期间，熟悉的私人关系有助于笔者进行研究，笔者得到多个社区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并在调查期间召开了多次开放式的研讨会与参与式活动，在社区档案室查阅了自2000年以来的大量文献资料，获得了大量社区发展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海淀区是北京的科教区与高新技术区，社区居民中知识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社区组织的发育较为良好，海淀区政府于2007年出台了《培育扶持社区民间组织的意见》，是全国较少由地方政府明确出台支持社区民间组织，可以较好地观察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的实践情况。YZX社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地区，由YZX家园（FS园、XS园）、YZX家园三个园子组成，该社区所在的地区旧称巴沟，旧时万泉庄的泉水由南向北流，在此处形成了8条沟渠，明万历《宛署杂记》叫“八沟村”。《长安夜话》云：“北淀之水来自巴沟。”乾隆曾作《万泉庄记》云：“万泉庄高巴沟。”1915年《实测京师四郊地图》标“八沟”。1958年前，巴沟村仍有8条渠沟，1980年归海淀人民公社管辖，为万泉庄村委会的自然村，2000年建成商品住宅小区。由YZX家园（包括FS园和XS园）和YZX家园三个分离的小区组成。社区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占地约12.7万平方米，居委会办公用房200多平方米。现社区有8幢板式甲级住宅楼和8幢塔式甲级住宅楼，建有南北2个会所和3个临街商住两用楼。设有3座地下停车库，可容纳近1400辆汽车，园区内实行封闭式管理，人车分流。建筑容积率2.34，绿地覆盖率35.1％，可绿化面积达到100％，居民1991户，共计5380多人，入住率100％，居住的大多数居民来自科学院、理工大学，60岁以上老人700多名，几乎占社区居民总数的1/7。

LQY社区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大街外，原称DJX社区，2006年更名为LQY社区，辖区面积0.12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为265968.61平方米。共有楼房14栋，楼门总数22个，总户数2894户，平房院2个。LQY自2002年开始建设，分三期建成，属于商业住宅小区，在西城区属于中高档小区。LQY社区由LQY小区和HJ街10号院两个封闭式小区构成，HJ 街10号院的两栋楼是由邮局和电信两个单位的宿舍楼构成，社区内拥有的公共设施包括儿童乐园和居委会拥有的200平方米的文体活动室。[5]

由DJX社区向LQY社区的改名，在居委会的人看来，这种更名有着复杂的含义：一方面，他们认为开发商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直接使得一个社区的名字以其开发的商品房命名，现在的业主也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和居委会来对抗，因为社区本来就是其购买的商品房小区；另一方面，原来的DJX居委会是一个存在历史相当长的居委会，居委会的人不但借此可以获得在身份观念上的认同，而且也可以和业主委员会之间预留协商等余地。该社区业主委员会在社区中占相当的主导地位，由于社区中的LQY小区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冲突和作为全国首家实施信托物业管理模式的小区，在北京市社区中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书所说的社区组织网络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整体社会网，根据罗家德的测量标准[6]，通过整体社会网得到个人的网络结构位置及群体的网络结构类型，必须通过九个步骤来收集资料（分别是确定分析单位、确定社会网边界、决定重要关系维度、问卷设计和信度分析、抽样、调查技巧、效度分析、数据输入、分析所得变量），本书在按照社会网分析一般要求的基础上，针对社区组织的研究特性做了相应的修正。

使用UCINET软件对社区组织网络进行精细的分析，在跳出经验性构想的同时，尽量避免对社区生活实践的研究成为单调的数字模型和游戏。本书在大量访谈、参与式观察和座谈会、日记等研究方式基础上，力图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得益彰、互为表里，为我们理解社区提供完整的视角。

本书认为，在对社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定量与定性方法虽然具有不同的方法论传统和设计上的差异，但是从根本而言，两种方法不过都是研究者认知社区实践生活的基本手段。社区是多样性生活的集中，这就要求我们用多种的方式来观察和认知社区，方法之间的区别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对社区整体生活的认知上却是一致的。

一　资料收集

问卷法：数据来源于本书设计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治理问卷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为三个社区中所有社区组织的负责人，通过对社区组织的调查，测量社区组织的基本状况、与其他组织关系等内容。共发放问卷59份，回收59份，问卷在调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由被访者自填完成。

访谈：本书对三个社区中所有社区组织的领导共59名进行了结构式的访谈，同时，还对社区的上位管理机构，北京市、相关区、街道及其相关部门的17名领导与工作人员进行了结构式访谈，对社区居民、社区维权领袖人物进行了访谈，重点对长期参与社区组织的居民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实地观察：为了有效理解所研究社区的公共生活，研究者于2008年3月—2008年9月在所研究的社区中的公共场所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观察，基本上从早上6点就开始在社区内观察居民的活动，直到晚上11点左右万家灯火逐渐暗淡时结束社区中的观察，力图完整地记录社区内日常公共生活的基本图景。

同时，研究者深入居委会的办公场所和社区活动中心，参与组织的日常活动，观察了不同的社区组织对公共场所的利用，观察社区组织的活动方式。

座谈会：本书通过“海淀区流动人口与出租房屋管理”研究项目、NGO社区参与行动组织的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街道工作经验与创新研讨会、H街道社区办社区组织建设等数次座谈会，在多个场景中对本研究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访谈。

文献法：本书收集了社区组织各种章程、活动计划、活动总结、活动照片等各种资料，收集了街道、社区关于社区考核的历年数据与文件，收集到了部分社区组织负责人的日记与各种写作记录。

二　资料分析

本书利用社会网分析（UCINET）软件与SPSS软件对所取得的资料进行分析处理。

一般的社会分析软件只能分析数据的属性，而很难分析数据间的关系属性，社会网分析软件（UCINET）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能进行社交网络及其他相近数据分析，包含中心与连接性测量，方法有测定位置和次群组、随机模型、相似和相异性、多矩阵回归（Multiple Marix Regression）等，并有多变量分析、群集分析等。利用社会网分析（UCINET）软件进行分析有利于测量社区组织整体网，并且测量了组织互动的关系。

第三节　核心概念

社区：在调查个案的选取和界定上，本书所指的社区是与官方的界定一致的，也就是学者称为“行政管理上的社区”。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社区被官方权威性地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由于在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与居民相关的种种社会公共品提供和基层治理都与政府划分的社区单元有着紧密的关系，被研究界视为城市社会的神经末梢（nerve tips）。本书中所说的社区与《意见》的界定是一致的，具体则指建制的居委会所辖的一个或者几个居民小区。在论证的过程中，则包含社区研究中一般性概念界定的其他内容，正如希勒里（Hillery）对社区定义整理后归纳的三个普遍要素——共同的地域、人际联系、团结性情感和互动，[7]本书虽然在调查对象上将社区和居民小区等同，但在论述中详细地论述了“行政管理上的社区”和“学理上的社区”关系问题。

社区组织：社区组织在广义上可以指在社区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上存在的任何组织，狭义上的社区组织实际上是特指社区民间组织，专指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主要在社区范围内活动，目的是满足本社区成员的各种需求而自发成立的组织或群众团体，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社区性等特点。主要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社区志愿组织、社区维权组织、社区福利机构、各种社区兴趣组织等。考虑到中国城市社区的实际状况，本书中的社区组织包括社区党组织、物业公司等非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两类。

本书所指的社区组织是活动在社区地理空间范围上的各种组织团体，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不将驻社区的各类大型企事业单位作为社区组织。

社区组织网络：社区组织网络是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和整体网络（whole network）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前者指一组行动者及联结他们的各种关系（如友谊、沟通和建议等关系）的集合。后者指网络中所有行动者之间的全部联结所构成的集合（与之对应的是自我中心网络）或者“一整组不断分化、不断形成网状的联系，它在任意一个组织或社区的边界之内或之外不断延伸着”[8]。与之对应的自我中心网络之中某一行动者直接的和环绕其所联结的其他行动者的所有联结。

本书所指的是与个体为中心测量相对的整体社会网络，指在一个社区内各种社区组织之间的全部联结所构成的集合，既包括之间有着联系和活动的组织，也包括存续于社区内，与其他社区组织很少发生联系和互动的社区组织。[9]

社区治理：由于治理的多义性和多主体性，治理在更多的时候是与统治相对比的一个理念体系，因此普遍意义上的社区治理是指社区多主体特别是居民自治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与实践的一种过程，因而社区治理更多时候是一种建立在居民对于社区综合状况的主客观评价。由于中国城市社区正处于形成之中，本书从社区组织网络和社区基本的价值理念两个方面入手，在参考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和学术界对于治理与善治的指标基础上，从合作、参与、归属感、公开透明、以民众为中心等方面对社区治理进行评价。

第四节　社区组织网络分析的模型建构

对于社区组织关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牵涉如何划分组织类别及其关系属性的问题，社会学研究的理想类型“通过片面强调一个或几个观点，综合许多散乱的、不连贯的、时有时无的具体的个别现象（这些现象将片面强调的观点归纳为统一的分析结构），就可以得到一个理想类型”[10]。与我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相对应，我们对社区组织及其关系进行了理想类型的划分，并对这种划分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做了必要的说明。

一　社区组织整体网

从本书对社区组织的界定来说，社区组织的整体网络包括了社区地理空间中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但是显然我们对于社区内存在的一些组织是难以纳入的，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社区持续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其主要的活动并不是以社区为对象，包括社区中的大型企事业单位、政府管理部门等，这也是普特南研究中一个受到批评的问题，普特南除了对两种类型的公民社团做了一般性的区分之外，并没有在有关这些团体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促成有关社区事务和整体性社会的形成上面做出更为详细的区别和说明，这也是普特南理论广受批评的一个焦点。山岸（Yamagishi）和库克（Cook）确定了团体和网络间的一个基本区别，他们认为“由团体所产生的交换，包含着一个n－人囚徒的困境（nPD）诱因结构，而同时，网络中所产生的交换更类似一个n－人保险博弈（nAG）中的诱因结构”[11]。对这类组织在社区组织网络中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其下位组织和事件研究的方式来解决；另一类组织则主要指难以观察到的组织，比如地下社区组织、非正式的社区群体，这类组织的分析主要通过社区组织的环境生态等相关论述来解决。

二　社区中的三种组织逻辑

布劳（Blan）将类别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加以比较。他问道，我们是应该先研究社会关系，并根据关系模式上的差异来区分地位，还是应该先根据社会地位对人们进行分类后再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呢？前一种做法暗含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大致说明了他们的角色和在群体中的地位的假设，后一种做法则假定，属性和地位的差异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第一种假设适用于较小的、刚刚形成的群体；而第二种假设则适合于已经确立的社区和社会，因为在那里，社会地位已经结晶化了（crystalized）[12]。

本书认为，虽然社区组织很难说已经是结晶化的组织，但是由于受不同的利益或兴趣的影响，社区组织的基本属性比较明确，作为一种发展的趋势，社区组织的发展从基本的方向上可以划分为三类：自下而上产生的社区组织、自上而下嵌入的社区组织和通过联合进入的社区组织。这种分类实际上与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三部门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分别指涉公民社会（非营利机构或第三部门）、政府（国家或公共部门）和企业（市场或私有部门）。对于社区中各类有可能充当多种角色任务的组织，我们将依据其主要的职能、活动与负责方向划分到不同的组织类别之中。

当然，在现实的社区中，社区组织本身的属性可能是综合性的或者是模糊的甚至冲突的，比如本杰明·雷得等人关于两栖或挂靠组织的概念就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13]。因此，组织的分类框架只能是认识社区组织的一个测量性维度，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对社区组织的多样性问题给予详细的分析。[14]

三　社区组织关系的三种类型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揭示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良好的社区治理的形成要求国家、市场与社区之间形成互补性的关系，而不是从属性的领导关系。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普特南是这样回答的，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网状（web-like）和柱状（maypole-like）的网络是根本不同的。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的网络越密，其公民之间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同样的道理在社会的自组织中也有所体现，“如果市民契约的水平网络能帮助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那么一个组织越是呈现为水平结构，它也越能在宽广的社区范围内促进体制的成功”[15]。

受社会体系理论的影响，当代社区研究更进一步地研究了社区与外部社会进行联系的纵向格局与横向格局。沃伦认为，一个是社区内各种社会单位和次体系同社区之外诸体系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这种格局已为大变迁所加强，即社区内各种社会单位和次体系彼此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在大变迁之后，一个社区体系的存在，依据它的横向格局的强度来说明。沃伦由此分析了与地方性相关的五种功能，即生产、分配、消费、社会参与以及互相支持的功能，说明了社区里分别担负这些功能的典型单位及其典型的纵向格局与横向格局。他认为如果要完整地分析与社区功能相联系的诸体系，那就既需要研究它们的纵向格局，也需要研究其横向格局。

组织间关系可以用大—小、疏—密、关系属性等区分，为什么要选择横向—纵向的维度来考察社区的关系呢？我们认为，不同的组织关系形式不仅仅表明了组织间互动的形式和对社区居民的呼应程度，而且在转型的过程中组织间关系的变化，意味着组织依附与独立程度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相关联。在本书中，我们将社区组织间的关系分为三类：横向、纵向、横—纵结合。[16]认为通过对组织间这三种关系的考察，有利于考察社区组织网络中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而且有助于理解社会的自组织状况与行动过程，由此不但分析社区的静态结构，而且推进对社区组织过程的动态考察。

四　社区组织网络的三种秩序

在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网络的研究要求我们不但高度关注社会生成的过程，而且要对国家与市场给予必要的重视，因为由对社会的失语替换为对国家与市场的失语同样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缺陷所在。换言之，只有当影响社会发展的其他行动者得到互证的分析，我们才不至于因为对社会的温情而使过于柔弱的社会在沉重的期待中被压垮。社会网络研究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网络本身过度关注引发的问题同样也在晚近的研究中得到了反思，米契尔称之为“个人性秩序”（personal order），它与“结构性秩序”（structural order）、“类别性秩序”（categorical order）共同构成社会关系秩序的三种不同形式。“并没有三种不同的实际行为：它们只不过是对同样的实际行为的三种不同概括方式，最终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米契尔看来，个人性秩序对结构性秩序和类别性秩序构成了有益的补充。[17]与此相关的是，特纳将社会资本区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它们代表着审视社会行为起伏消长的各种方式。而且，每个层次给我们展示了社会资本如何形成不同的画面。由于现实世界并没有分出层次，在一个层面上的分析会不可避免地渗入其他两个层面当中。[18]从由高到低的视角来看，一定数量的人们为了满足在一种环境下生存基本需求的方式（宏观层面）会影响不同类型社团和组群单元的产生，同时限制面对面交往的流量。从由低往高的有利视角来看，社团单元和组群单元由面对面互动所维系，同时宏观制度的各种力量则是由社团单元和组群单元所构成。

根据社会资本关系的不同方向，吉泰尔、瓦戴尔、纳拉晏和普特南等人将社会资本分为纽带式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梁式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指的是具有相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人之间的联系，如家庭成员、邻里、亲密朋友、同事等；后者指的是不具有以上特征的人之间的联系。此外，武考克还提出了第三种社会资本，即联结式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它指的是与有权人如国家机构和私人组织老板等的联系。[19]说明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不同社会后果。

本书利用社会网分析（UCINET）软件对社区组织间的关系属性进行分析，研究了不同的行动者主导的不同秩序类型，并在社区整体的意义上探讨了各种秩序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

第五节　本研究的难点

对于正在行进的中国结社革命，研究界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各种正式或大型的NGO组织。对于发生在社区层面的组织变革，一般认为是有益但并不重要的公民社会环境因素，但是，正如佩鲁（Perry）指出，对于中国真正的NGO进行研究，就是要将眼光置于这些草根NGO，特别是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20]因为政府文件中所说的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我国的社会组织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发育，它的功能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也会令人瞩目。我国的社会建设、社会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也会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研究社会组织可能会成为我国社会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极”。[21]社区中的各种组织，特别是新近出现的各种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型将对基层治理的版图产生深刻的影响，而有鉴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商品房小区的出现，新型社区将持续不断地影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图景。

本书要突破的难题主要有：任何个案研究都面临着两个致命的挑战，首先是代表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本书前面已有交代，此不赘述。第二个问题即等值性问题需要在此稍作解释，等值性就是待比较个案在诸方面的界定上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这样才能就其内容进行比较。但由于社会情境的复杂性，以及意义系统的相互独立性，无论研究者多么精心地选取个案，严格来说个案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22]。本书是建立在三个社区比较基础上的一项研究，尽管在个案选取过程中对个案的相关因素做了尽可能的控制，但社区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可能面对的质疑，将是本书存在的挑战之一。

社区组织网络的界定与分析。对如何界定网络边界没有统一的标准。本书所指的是与个体为中心测量相对的整体社会网络，指网络中所有行动者之间的全部联结所构成的集合。指在一个社区内各种社区组织之间的全部联结所构成的集合，既包括之间有着联系和活动的组织，也包括存续于社区内，与其他社区组织很少发生联系和互动的社区组织。

但是这样的界定却面临如何将社区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处理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尽管本书通过引入跨越社区的行动者来分析这一问题，但是如何在更加整全的意义上来理解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将是本书面临的一个问题。

社会网分析（UCINET）软件如何有效用于社区组织网络分析。社会网分析软件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关注于分析对象的属性数据是一个大的超越，能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属性出发，从而能更为有效地实现社会学对于社会关系的研究。但是如何将这样一种分析的技术手段应用到社区组织网络研究之中，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如何转换建立对于社区组织网络的量化研究，并和定性研究的认知建立起紧密的呼应关系，将是本书面临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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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玉成：《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市场转型分析模型应用于中国转型研究的修订》，《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Robert E.Stake，2005，“Qualitative Case Studies，”In Norman K.Denzin and Yvonna S.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Sage Publications，p.444.

[3]Giampietro Gobo，2004，“Sampling，Representativeness and Generalizability，”In Seale，Giampietro Gobo，Jaber F.Gubrium，and David Silverman （eds），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Sage Publications，p.452.

[4]Charles Tilly，1984，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Russell Sage Foundation.

[5]LQY拥有如此好的公共设施有着其历史渊源，原来的街道办事处有相当多的企业，后来在房地产商开发的时候实行置换，因此面积非常的充足，这里面的确有单位体制与后单位体制的影子，转型的论述着力处也在于此。

[6]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7]George A.Hillery，1981，Research Odyssey：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Community Theory.Transaction publishers.

[8]［美］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9]本书的网络在界定时主要从两个方向出发：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我们更加推崇法国新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倡导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在他们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网络”一词不是借用自美国的网络理论，而是从德勒兹和瓜达里（Gauttari）有关“根状茎”（rhizome）的概念中推演出来的（Stark，2001：97），强调社会的关系性反对社会的实体性，强调行动性反对结构性。从测量方法的角度，本书则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出发，特别是利用UCINET软件来对社区组织的关系进行详细的量化研究，从关系研究的角度出发，这些测量可以看作是社区组织变化中的一个“时点”。

[10]Shils and Finch，eds.，1949，Max Weber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The Free Press，p.72.

[11]Yamagishi，T.＆K.S.Cook，1993，“Generalized Exchange and Social Dilemmas，”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6.

[12]Blau，1982，“Structure Sociology and Network Analysis：An Overview，”in Marsden，Peter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Beverly Hills，London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p.277.

[13]本杰明·雷得、罗伯特·普特南：《横跨国家与社会：两栖社团的挑战与远见》，http://myweb.uiowa.edu/bread/shambaugh2005/StraddlersConferenceOverview.pdf。

[14]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有更为细致的分类，按照东城区民政局的标准，社区民间组织被分为6类：（1）自上而下根据上级要求成立的各种组织：如社区计生协会、老龄协会、残疾人协会、综治委员会、共青团、工会、妇联、红十字会等； （2）管理类：指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如社区爱犬自管会、交通安全自管会、车管协会、关门队等； （3）服务类：包括自助型（活动型）和互助型两种。自助型：文化艺术团、体育自管协会等；互助型：“家和万事兴”调解组织等； （4）教育类：指各种学习、教育、培训组织，如学习型小组、英语角、少年阳光活动站等； （5）监督类：指居民自律组织等，如胡同议事协商会等； （6）其他。引自东城区社区民间组织汇总表。

[15]［美］罗伯特·D.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07页。

[16]纵向关系需要做一种区分，在一般的研究中仅仅将纵—横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来分析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实际上纵向可以区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在以选举为基本政治组织方式的社会中，纵向中的这两种形式分别主要代表了政府科层制管理与选民制约的维度；而在非选举制的社会中，前者更多地代表了政府管理科层制，而后者则更多地代表了草根组织发育的逻辑。

[17]Mitchell J.Clyde，1969，“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in J.Clyde Mitchell （ed.），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University of Zambia.

[18]Granovetter，M.，1979，“The Theory Gap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In：P.Holland and S.Leinhardt，eds.，Perspectives on Social Network Research，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夏建中：《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测量》，《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9期。

[20]Perry，Elizabeth，1994，“Labors Batter for Political Space：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in Davis et.al （eds.），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王思斌：《走向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2]卢晖临、李雪等：《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