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与“持中秉正”

傅修延

“持中秉正”为学校校训，过去我为这句话做过诠释，[1]但没有特别提到它和胡先骕思想的联系。实际上他老人家一辈子坚持的原则就是“持中秉正”。

由于过去一些文学史教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胡先骕在许多人印象中是白话文的反对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但现在学界已经认识到他只是反对当时的一些极端做法。我校周葱秀教授早在《胡先骕文存》附录中就已指出，与其说胡先骕是站在反对立场上，不如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诤友，即敢于直言、指出不足的真正朋友。胡先骕并不是笼统地否定新文化运动，他只是反对胡适他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胡适等人当时的做派有点像“文革”时的大批判，老虎屁股摸不得，要求别人和他们一样搞极端主义，不容许别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胡适留学美国时，曾去哈佛拜访哲学系教授怀特海，怀特海告诉他文化是不应断裂的，“全面抛弃论”太过火，但当时的胡适听不进这种告诫。“五四”时期，不光是胡适一人持这种极端立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当时是很多人的共识，文化“革命”在那个时候就已初露端倪。

经过近百年的时光淘洗，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明白胡先骕“持中秉正”的正确，胡适“作诗如作文”、“作诗如说话”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胡先骕、陈寅恪和钱钟书等人之所以坚持用文言文写作，我理解是为了不让优雅的汉语表达传统完全断裂！白话文运动固然是一场革故鼎新的历史进步，但语言毕竟是文化的载体，汉语的过分欧化必定导致所携带文化内涵的失落，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无法承受的（我注意到由于缺乏阅读繁体字与文言文的训练，现在一些中青年教师已经不容易看懂港台版的学术著作了）。好在国人已经从“汉字拉丁化”的噩梦中醒来，也找到了老祖宗在汉字中预留的连通信息时代的接口，如今再也没有人会认为汉语是妨碍中华民族前行的负担。在此形势下回顾围绕白话文运动展开的那场争论，我深深地感到胡先骕拒绝随波逐流精神的可贵。

将“持中秉正”作为校训，意在告诫学校师生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偏激倾向，保持公平正直。要传承学校的学统与文脉，就必须注意研究和弘扬首任校长留下的有积极价值的思想遗产。胡先骕逝世于“文革”时期，主要活动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从时间上说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但其思想观念的犀利与深刻，可以说无与伦比。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现在体悟领会到的一些东西，老校长其实早已说到了，他的许多文章我虽然读过多遍，但今天重读还是觉得新鲜，有时甚至会有振聋发聩之感。对“持中秉正”我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这就是在“中”和“偏”、“正”和“邪”之间不能搞妥协，“持中秉正”绝不是没有骨头的和稀泥。胡先骕曾说“人是唯一有下巴骨的动物”，他的意思是人要坚持正确的信念，坚守正确的价值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胡先骕于抗战烽火中出任校长，他在给学生作报告时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天皇是我在哈佛时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如我，因此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这就是他的坚定信念。熟悉校史的人都知道，胡先骕经常对学生说：“我是闻名国际的教授，见到我是你们的荣幸。”有人可能会觉得老人家过于狂妄，有失谦谦君子的风度，这样说话似乎有违“持中秉正”的精神。我的理解恰恰相反，胡先骕诸如此类的言论意在培养学生尊师重道，唤起人们对教师与学术的尊重，这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缺乏的东西。胡先骕的哈佛同学吴宓（我们的姚名达烈士曾在其任主任的清华研究院学习）常在人前称“我是吴宓教授”，“文革”时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押时，向窗外发出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1978年临终之际，他再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喊。在胡先骕、吴宓等人的内心深处，教授这个名称有崇高的尊严，不可轻视侮慢。我们学校在“文革”之初，发生过震惊全国的群殴教授事件。1966年8月11日，100多名教师干部（大多为老教师、老教授）被驱赶到老校区红场上下跪，受到百般凌辱，40℃高温下的水泥地面将他们的膝盖烫得血肉模糊，导致三名教师和一名医生当天死亡，其中一位是讲课深受同学欢迎的中文系主任熊化奇教授。如果当时人们心里还存有一丝尊师重道的底线，还存有一毫对教授与学术的敬意，这样的人间惨剧就不可能发生。

由胡先骕我又想到他的哈佛老师欧文·白璧德。胡先骕对白璧德极为佩服，这一点可从他翻译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一文中看出。如果把《胡先骕文存》与白璧德的专著《文学与美国的大学》放在一起对读，可以看出两者的观点甚至包括论题都非常相似。胡先骕之所以特别推崇白璧德，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位西方学者的观念与中国本土学说有相当的契合。白璧德称赞“孔子之道有优于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宋明理学的“以理制欲”与其主张的“内在制约”颇为相似——白璧德对此的表述是：“若人诚欲为人，则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于此天性加以制裁，使有节制之平均发展。”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得太极端，不过人欲倒是不能不加以节制的。白璧德看到了西方教育（不仅是大学）对人性的放纵，所以才提出“内在制约”之说，并与中国古代的理学教育产生共鸣。胡先骕对白璧德的推崇，立足点还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不能据此说他老人家崇洋媚外。用一句俏皮话来比喻，胡先骕之所以偶尔也会称赞“外国的月亮”，是因为那爿月亮圆得像是“中国的月亮”。我们中国人喜欢“中道”、“中庸”、“中正”和“中和”等观念，白璧德这位洋教授也主张“持中秉正”——他有一段话被胡先骕在《评〈尝试集〉》中引用过：“凡真正人文主义（Humanistic）方法之要素，必为执中于两极端。其执中也，不但须有有力之思维，且须有有力之自制，此所以真正人文主义家，从来希见也。”[2]

白璧德在20世纪美国学术界属于泰斗级人物，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领域，但其教育思想的影响也非常深广。由于他不是教育学家，我国教育界对他的研究不够。白璧德当年在哈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艾略特校长，启发洛厄尔校长，拨正了20世纪之初美国大学教育改革的航向。不仅如此，他的影响在20世纪中后期几度“卷土重来”，因为人们注意到，他的许多批评击中了美国文化的要害，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些预言可谓“不幸而言中”。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是提倡科学、民主、人权，白璧德称其为“机械主义”和“浪漫主义”，认为这两种主义包含的物质至上、功利主义等倾向，带来的是人欲横流和道德堕落，那些为满足人的需求而发生的巧取豪夺，将把人类社会推到发动战争互相残杀的地步。事实证明，美国社会一味纵容人的各种消费欲求，任其无限膨胀，这种膨胀又带来市场盲目扩大，导致石油、森林、煤炭、矿物等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使人类发展难以为继。现在大家认识到这是一种不能效仿的偏向，如果其他国家按美国的消费模式发展，可能需要几十个地球来提供资源。

还需说明，胡先骕固然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但他的创化与拓展使其做出了超越时代的伟大贡献。胡先骕既是植物学家，又是人文大家——钱钟书以“后学”身份为他编订《忏庵诗稿》，并在跋语中称赞他“挽弓力大，琢玉功深”。他在科学、教育与文艺等方面取得的多方面成绩，世所稀见，罕有其匹。他从事的工作跨越古今中外，跨越理论和实践，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现在看来，只看到他在植物学、教育史和人文学科上的贡献，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当今这个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我们应当注意他的生态思想和他在生态建设上的贡献。从1948年他与郑万钧共同发布水杉新种到现在，我国已引种水杉林木逾60亿株，栽植遍及大半个中国和世界上近60个国家和地区。这对人类的生态环境是多么伟大的贡献！他的《水杉歌》大气磅礴，被誉为中国科普文艺作品的开篇，里面充满了生态精神，陈毅给予了极高评价。学校将《水杉歌》写在白鹿会馆水杉厅的墙上，刻在老校区水杉林中，供后人不时讽诵。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胡先骕就是这种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我为江西师范大学有胡先骕这样的创校校长而感到无限自豪。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教授）

[1]其文为：“‘中’的本义源于初民对太阳的观察。学者考证：最早的‘中’字，中间一竖为旗杆，上下端均有飘游状旗帜之形，旗杆中央为太阳（甲骨文锲刻不便，故作方形），取义为正午时刻，太阳正中照耀，将旗杆上方的旗帜投影于旗杆之下，是为不偏不倚之‘中正’。为便于书写，‘中’字上下两端的飘游状旗帜被后人省去，但是像正午的太阳那样祥光普照，‘持中秉正’，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易经》有多处提到‘中行’，意思是践行中正，公平正直，避免偏激，就会无咎有吉。”

[2]胡先骕：《评〈尝试集〉》，载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合编《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