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末民初以来文人与湘学研究

(一)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与湘学研究

王闿运(1832—1916)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都多有建树。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一书探析了王闿运的经学成就，认为王闿运未能掌握公羊学说变易进化的哲理和紧密联系政治的特点，所作《春秋公羊何氏笺》亦未能摆脱经注家的旧轨。但王闿运在书院的经学讲授，于今文经学是有传衍之功的。[64]有学者认为，王闿运经学体系自成特色，治经思路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将老庄之道引入经学。欲抛开前人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治经倾向对后世学人产生了重要影响。[65]史学成就方面，祁龙威和马东玉均以《湘军志》为线索探析王闿运的史学成就。[66]祁龙威认为《湘军志》作为史料固然具有参考价值，但从史料价值的角度看亦有缺陷。马东玉以“曲直自有后人评说”为题，从比较《湘军志》和《湘军记》切入，指出王闿运修史能够秉笔直书，显示了史家不可侵凌的耿直态度，值得充分肯定。

在王闿运学术与湖湘学派的关系方面，王向清对其评价较高，认为“王闿运一方面继承湖湘学派先贤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张治经致用，治学应当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不屈不挠的经世信念、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精神等典型的湖湘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还有具有追求民主的超前意识、崇尚平等的独立人格”[67]。

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王先谦(1842—1917)的是张舜徽先生，他的《清儒学记》中有王先谦小传，对王氏学术进行了初步研究，其独到之处在于不是孤立地来谈王先谦的学术，而是把他放在湖南学术的大背景下来把握其学术特征和学术贡献。梅季概括王先谦的学术思想为:汉宋同途，古今共辙，诸子并蓄，中西兼容，将考据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学融为一体。评价其为:“在清末能戛戛独造，成为一代杰出学人。”[68]李家骥对《汉书补注》进行了初步研究，指出其学术价值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这部著作贯穿《汉书》，联系历代史书、碑铭文集、梳理印证、诠释训诂，不仅使《汉书》容易解读，也使《汉书》诸志不详者可推验知之，颇有助于西汉史之研究，同时批评了王先谦盲从阴阳五行说及封建伦理的卫道观点。[69]

因为叶德辉本人多站在历史潮流的“反面”，以往部分研究者从政治角度出发，对叶德辉在政治的顽固守旧进行批判，甚至对他全盘否认。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研究者们对叶德辉的评价开始走向客观，多肯定其在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贡献。李安认为，叶德辉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广搜珍本秘籍，尤其留意明清善本;辩证辑佚起源，辑佚众多古籍;辨析校勘方法，参众书以考异同;探究版本类名起源，讲究辨别善本之道;揄扬私家目录，订补前人阙误;重视刻书事业，并亲自刊刻古籍。[70]张晶萍提出，由于“半吴半楚”的特殊身份，叶德辉对湖南学术文化兼具认同与区分两种矛盾心理。他一方面继承了近代湘人的文化使命感，视维护道统为己任，另一方面明确表现出对湘学的疏离，而以继承原籍江苏的汉学传统为荣。叶德辉对湘学的批判与近代以来湘学内部的自我反思相契合，使重建湘学知识谱系、树立湘学新传统成为叶德辉与部分湘人的共同努力。此种努力不但化解了叶德辉个人对于湘学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湘人学术风尚，反映了近代省籍意识强化背景下地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与竞争。[71]

周予同较早论及皮锡瑞(1850—1908)的经学，认为皮氏治经今文经学，持论平允，虽然没有很伟大的创建，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72]这一评判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张舜徽特别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学”，认为他是清末一位极其博通的学者，论其造诣，远远超过了王闿运和王先谦。[73]杨向奎在《清儒学案新编》中，给皮锡瑞专设一案，对皮氏的学术思想作了较多评析:“一是评价《经学历史》;二通过与廖平、康有为的简单比较，凸显皮氏治学的严谨平实”，指出:“《经学通论》及《王制笺》的性质，可当于廖季平之《知圣篇》《古学考》及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但不似廖氏之泛滥无所归及康氏之枝叶扶疏，放言高论。”又说:“皮氏受廖氏《王制》为今文注的理论，而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而康氏受廖之影响，遂由平分今古，而尊今抑古，转而影响廖氏，又有《古学考》及《知圣篇》，三人互有影响，而康氏说恣肆，廖说善变，皮氏说较谨严。”[74]吴仰湘认为:皮锡瑞“力挽晚清公羊派之颓习，为学淹博闳肆，持论详密精审，出入汉、宋、今、古之间。他表彰郑学之善，使晚清今文学走出公羊派的狭陋之境;他抉发伏学之微，使清代经学真正回复到西汉之初。他力主‘通经致用’，推阐‘素王改制’，大力赞助湘赣两省的戊戌变法，晚年又致力于桑梓的兴学育才。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堪称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75]。

(二)杨昌济、杨树达、余嘉锡、黎锦熙与湘学研究

罗玉明、董丽霞认为，杨昌济(1871—1920)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和著名的教育家，力行教育经世。他主张:“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既要注重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又必须结合中国国情。他还强调:成大事者，必须加强修身，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为实现自己理想持之以恒的毅力。杨昌济将他的思想观念通过湖南第一师范的讲台不断灌输给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对他们的成长与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76]吴洪成、李占萍认为，杨昌济是中国近代教育家，他非常重视德育，其中德育目标的设计丰富了他的德育理想。他立足于对人的“善良之品性”的培养，又从社会化与个体性两个方面进行了“道德人格”的设计与探讨，他的德育理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与很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77]韩秀珍指出，杨昌济提出了一整套实业教育思想。他深刻论述了实业教育对富民强国、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必须大力发展直接为农工商实业服务、与农工商实业紧密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兴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推广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了肃清发展实业的思想障碍，他对中国在长期封建专制下所形成的各种陈腐思想观念、丑恶社会习俗进行了猛烈扫荡，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人心道德、转变思想观念、转移社会风气的新主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78]崔雪茹认识到，杨昌济还具有十分开明的家庭伦理观，主要表现为家庭成员平等、独立，反对家族主义，主张婚姻自由，反对早婚、纳妾等。[79]

卞仁海认为，杨树达(1885—1956)的训诂著作颇丰，可分为纂辑类、注释类、发明类三类。纵观有关杨氏训诂的研究，缺乏全面、系统研究杨氏训诂的专著，重复研究颇多，而且内容主要集中在其语源研究上。[80]赵诚肯定了杨树达在甲骨文方面的贡献:“杨氏在甲骨文研究中的文字考释、词义探求、方法创见等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在甲骨文研究发展的历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值得重视。不可讳言，杨氏也有失误之处……但比较起来，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不能因有失误而不承认其贡献。对杨氏当然也应该如此，不然则失去了学术公平，而且也不符合甲骨文字研究发展的历史现实。严格讲来，对于杨氏的贡献，不仅要充分具体地加以肯定，还应总结他在考字、求义、方法等方面的创新以及对后代的影响即所起的作用，才真正有利于甲骨文字研究的发展。”[81]

张玉春、王祎提出，余嘉锡(1883—1955)先生在继承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目录体制与分类、目录发展演变的因素、簿次甲乙与辨章学术的关系等方面的阐释，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目录学思想。他不仅对传统目录学的发展源流、各种体制的利弊得失、历代书目的沿革作了详尽的探讨，而且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目录学理论，探微索隐，解疑释惑，为后来的目录学研究奠定了新的高度。[82]高旭认为，“目录者学术之史”是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的核心内涵，体现在其对目录学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发展的研究中。一方面，余嘉锡既对传统目录学的历史内容进行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反思和审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以传统“朴学”的方法及精神对目录学进行新的研究，最终在新、旧学术理念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中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具有开创性的目录学体系。[83]陈晓华在两篇论文中分别分析了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的考据学贡献及其辩证思想。[84]

吴礼权、谢元春提出，黎锦熙(1889—1978)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成就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将语法与修辞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阐释了汉语中种种不易解释的语言现象;二是对修辞学的研究具有全局观，较早地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汉语修辞学学科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三是善于概括归纳相关修辞原则，重视修辞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四是重视在继承与借鉴方面熔古今中外于一炉，从而建立起自己独到的修辞理论体系;五是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修辞现象，为后人汉语修辞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85]刘冠才认为，黎锦熙先生汉语释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注意示范性，重视近代“国语文学”中的词汇，注重词义的系统性。在探求词义的方法上，以声音为枢纽，纯熟地运用一声之转;充分考虑古人的属辞之例，同时广泛地联系古今方言俗语。[86]

在语文教育方面，黎泽渝、马啸风、李乐黎撰文将黎锦熙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的贡献概括为五点:一是提出了关于语文教育的性质、目的、任务等一系列新的观点;二是深入实践，为各级各类语文教育设计了教学方案或课程纲要;三是大力从事语文教材的建设和改革;四是要通过实验，全面改革语文教学法;五是在语法教学、拼音教学等领域不断探索，卓有建树。[87]

黎锦熙对方志研究亦有贡献。方爱琴、高雅丽撰文提出:方志理论家黎锦熙对章学诚方志理论在批判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创新。提出“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拓宽了章学诚关于方志的领域，进一步深化方志的“资治、存史、教化”的整体功用。认为应突破体裁局限，灵活运用资料，在志书编纂上采用续、补、创，不应强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专志不必等到全志修毕即可单独出版等思想。[88]

此外，有学者对毛泽东与湘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李佑新认为，“实事求是”这一名词来源于汉代考据学，强调埋头故纸的治学态度，这与后来毛泽东阐释的“实事求是”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命题另有其思想渊源，这就是湘学中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他特别强调，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受到杨昌济的思想影响极深，而后者继承了以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湘学传统。在师友的经世务实文化氛围之下，在此后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毛泽东注重现实国情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实际问题的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臻于成熟，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且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事求是”的命题。[89]“大量的历史资料表明，湘学传统对于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湘学中的务实学风对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影响尤为突出。”[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