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体与文体学

文体与文体学的内涵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文体（style）这个概念。关于文体，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体”和“文体”的含义十分丰富，根据童庆炳先生的考证，《尚书》与《墨子》有关文体的论述，“很可能是我国文体论的起源”。[5]后经曹丕、陆机、刘勰等人的著述，文体的概念已经相当成熟与流行。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约有二分之一的篇章都涉及“体”、“文体”问题。童庆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体”的含义大体上有三个层次，即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创造、风格的追求，并且认为：“上述古文论关于文体的三个层面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体裁制约着一定的语体，语体发展到极致转化为风格。体裁、语体、风格不但相联系，而且也相融合，从而构成一种整体性的气脉、神怀、韵致、境界、至味，而读者往往不是从文体的某一层面去感受、识辨文体，而是从作品的整体性的气脉、神怀、韵致、境界、至味去感受、识辨文体。”[6]

西方的style一词，在我国一般翻译成“风格”，但它还有“文体”、“作风”、“语体”等译法，而文体是可以包含着风格的，因而翻译成文体较为妥切。文体，在古希腊时期是从属于修辞学的一个概念，后来逐渐与诗学、语言学相联系，特别在20世纪，随着语言学的飞速发展，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迅速生长起来。关于文体这一概念，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三种：一是选择说，认为，文体即选择，这种选择包括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也包括对意义的选择；二是变异说，认为，文体即变异，变异就是对语言常规的偏离，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各个层面的偏离；三是突出说，即把文体看作是突出/前景化（style as foregrounding）。前景化理论最早由布拉格学派的穆卡罗夫斯基在1964年的《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一文中首先提出，主要是用于对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进行区别，后经由雅哥布森、利奇、韩礼德等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7]可见，西方关于文体的界定和研究，主要是在语言学理论背景中来理解和阐释的。

在国内，研究文体和文体学的主要集中在外语系和文学系这两个圈子里。一些英语系的教授和学者，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文体理论，主要探讨英语语言和文学中的文体问题，把文体理所当然地限定在语言学的范畴。比如申丹就认为：“文体有广狭两义，狭义上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广义上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变体……”[8]这样的观点显然脱胎于西方。另一些则属于文学系的文艺理论学者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们对文体的界定并不局限在语言学的范畴，而是把文体与审美、文化联结起来，从而拓宽了文体的内涵。比如陶东风就认为：“文体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是文体的结构方式。如果说，文体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结构，那么，文体就是符号的编码方式。‘体式’一词在此意在突出这种结构和编码方式具有模型、范型的意味。因此，文体是一个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9]在这里陶东风虽然显得缩手缩脚，但他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又认为文体问题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是较为复杂的一种现象，“文体演变既有文学话语自身的规律，也受作家心理、接受者心理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因而语言学的视野、心理学的视野以及文化学的视野是本书作者在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所依赖的‘三驾马车’……”[10]在这里，陶东风实际上已经把文体问题从语言学的狭隘视阈中解放出来。关于这一点，童庆炳先生给文体所下的定义就显得更为坚决和干脆：“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1]这个概念实质上包含着这样三个层次：文体第一个层次体现为外在的物质化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文本体式，其中包括语言样式、叙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等；第二个层次则是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来的作家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它与作家的个性心理紧密相连；第三个层次则又与作家所在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体现的是支撑文体的宏大的文化场域。而这后两个层次就是一定的话语秩序。由此可见，文体绝不是单纯的语言体式，而是包含着多种复杂因素的话语秩序。“话语”这一概念，在福柯那里被界定为“陈述的整体”，“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立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间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12]。据我们的理解福柯在这里所说的“话语”实质上就是对一种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陈述。因此，话语凝结为语言，包含了语言，而语言承载着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质言之，文本体式与话语秩序之间的关系就像形和神之间的关系一样，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同理，没有后者前者也无从谈起。那种把文体限定在语言学范畴中的做法，都是“半截子”文体。由此，我们可以给文体下一个简短的定义：文体就是话语体式。H.肖在《文学术语词典》中认为：“文体是将思想纳入语词的方式。”[13]这种说法难免有形式主义之嫌，我们可以把它加以改造：文体是思想与语词共在的方式。由于思想与语词不可分，因此，说语词就是在说思想，说思想也是在说语词。故而我们这里的文体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从语词到思想或者说是从文本到文化的系统工程。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就是我们的基本方法。

很显然，文体学就是研究文体的学问。在西方，文体学与叙述学同步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显学。文体学与叙述学既有区别又有重合。文体学是运用现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因而，它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英国文体学家罗纳德·卡特和保罗·辛普森在《语言、语篇与文学：语篇文体学读本》一书中对不同的文体学派别提出了自己的划分，计有：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六种。[14]这些不同派别的划分，是根据不同派别所采用的不同语言学模式而得出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文体学所提出的“相关性准则”、“前景化（true foregrounding）”理论以及语言的“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的分析方法和注重情景语境的倾向，[15]是值得重视的。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和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体学研究。英国文体学家伯顿开创的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把文体（语言）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载体的观点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另外，童庆炳先生、王一川先生、陶东风先生有关文体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这里的文体学，不是照搬任何一种文体学模式，而是尽可能吸收各种有益成分，构成一种综合性的文体学研究视角。所谓综合性文体学研究视角，是指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吸收了语言学、叙述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方法的交叉学科，其要义就是要首先研究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从文学作品内部考察文体整体构成要素，诸如语言特色、叙述方式、叙述结构、时空方式、美学形态等，并通过对这些文体构成要素的文化语境考察，挖掘这种文体形态生成的意识形态文化含蕴以及文化逻辑。

我们始终认为，文体学是一种兼及了文学的语言本体和生存本体的有效的研究方法，因为，文学正是语言本体与生存本体二者的统一。当我们说，文学是语言艺术和文学是人学这两个命题的时候，没有人怀疑它们的正确性，前者强调了文学的语言（形式）本体，后者则强调了文学的生存本体，如果前者体现了文学的自律性，后者体现文学的他律性，那么，文学恰恰就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如果说，文学的自律（语言本体）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范畴，文学的他律（生存本体）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范畴的话，那么，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恰恰正是沟通二者的桥梁。我们说文学研究既应该回到文本，同时又要回到现场。回到文本，就是充分考虑文学的自律性，从审美的角度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回到现场（当然，绝对的现场并不存在），就是充分考虑文学文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考察文学文本产生的外部规律。可见回到文本与回到现场，就是文体学的方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体学成为文学研究特别是小说研究的比较有效和合理的方法之一。

如果对文体学作更加精细地划分的话，文体学可以分为共时文体学和历时文体学。按照陶东风的解释，共时文体学是“对各种文本结构方式作静态的、横向的分析、比较、归纳，对各种不同的文学类型——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体作共时水平上的区分；而历时文体学则从动态的、纵向的角度描述历史上处于不同时间维度的文体结构的转化、兴替、变易，描述文体演变的各种现象并总结其规律”[16]。因此，文体学研究应该兼顾共时文体学与历时文体学，既要对文体形态特征诸元素作共时性的分析，又要对文体演变的过程作历时性的考察，并在这种考察中观察全貌，寻绎规律。而对其中各种不同的文学类型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体的区分和研究，则又属于文类文体学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