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朱棣重修《明太祖实录》

一　《明太祖实录》修纂的曲折过程

中国历史上实录修纂之曲折，莫过于《明太祖实录》，前后共经过二帝三次修纂。《今言》之九条云：“《太祖实录》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彰充总裁。靖难后再修，总裁解缙。缙得罪后三修，总裁杨士奇。”[59]为前一代皇帝修实录，是明代的惯例。但《明太祖实录》得以初修、再修进而三修，却是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相联系的，而每一次的重修，都离真实的历史愈远。

初修时间是在建文元年（1399）春正月，建文帝诏修《太祖实录》，三年（1401）十二月，书成。有关的修史人员，各书记载略有不同，朱睦的《革除逸史》称：“以魏国公徐辉祖监修，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王景彰、翰林侍讲方孝孺为总裁，太常少卿廖升、侍讲学士高逊志为副总裁，修撰李贯、博士王绅、教授胡子昭、审理副杨士奇、知县叶惠仲、训导罗恢、吏目程本立为纂修官。”[60]在《实录》修纂期间，燕王朱棣已起兵反叛，故此版《实录》必有许多内容不利于朱棣，因而在燕师攻占南京后，书稿遭到焚毁，海内外至今未发现有存本，册数、卷数与内容为何皆成千古之谜。

对历史进行解释是统治者重要的话语权，何况是关乎自身的当代史呢！所以朱棣即位后，急命重修《太祖实录》。当年十月，就组成了以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为副监修、翰林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的写作班子，历时八月告竣，朱棣照例赏赐了有功人员。对于重修《太祖实录》的原因，朱棣声称旧《实录》“任其私见”，对高皇帝歌功颂德不够，理由很是冠冕堂皇。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冬十月……己未，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敕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曰：“昔皇考太祖高皇帝顺天应人，开基启运，自布衣提三尺剑，十数年间，削刈群雄，平一六合，功成治定，制礼作乐，身致太平垂四十年。功德之盛，亘古莫伦。比者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朕鉴之，诚有歉焉。今命儒臣重加纂修，务在详备，庶几神功圣德，明昭日月，垂裕万世尔。”[61]

庚申，谕修《实录》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记载，垂范万年。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圣德，天地同运，日月同明，汉唐以来未之有也。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撰述《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62]

这一番表白，指斥建文本《实录》对父皇太祖的功绩歌颂不够，重修《实录》，是要让太祖的“神功圣德”“垂范万年”，完全不提修《实录》与自己的干系。诚然，既然打着为太祖高皇帝鸣不平的旗号，《实录》重修，自然会对太祖更多歌颂，更多隐讳，如明末清初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所指出的许多不实之处，当有不少是重修本的“杰作”。不过，朱棣急急忙忙重修《实录》，明里是为太祖，暗里是为自己，其要害是要为自己的篡位开脱。

领导或实际负责《实录》纂修的两位主要人物——李景隆和解缙，后来相继得罪而死。他们都曾是建文臣子，尤其是李景隆还是建文重臣。修史时，或许有为朱棣掩饰不周到、或为自己隐讳的地方。到了永乐九年（1411），朱棣对重修本表示不满意，他以“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为由，下令又一次修纂《太祖实录》，“命太子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国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俨、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为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士奇、金幼孜等为纂修官”[63]。这一次的重修，历时漫长，直到永乐十六年（1418）始成。今存《实录》即三修之本。书进呈后，朱棣十分满意，“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少副朕心’”[64]。《太祖实录》这才定稿。

为什么《明太祖实录》要经过这么多次的修纂呢？古、今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有探讨。明万历时人沈德符认为初修本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故命再修；朱棣又以再修时之监修官李景隆、茹瑺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故命三修[65]。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指出：“《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汴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今史宬所存及士大夫家讳《实录》之名而改为《圣政记》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66]清初，遗民查继佐分析朱棣再修、三修《实录》的原因，称：“（永乐）九年，以监修《太祖实录》总裁解缙得罪，特诏杨士奇为总裁重修，示信，中多回护。其诏旨与《奸党》、《逆臣》二录不合者，或王景彰初草犹真，经解缙与士奇二篡，始多乖错。”[67]清人夏燮以为：“明成祖于建文所修《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嫡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已薨，自谓伦序当立，籍以文其篡立之名。”[68]清官修《明史》作者徐健奄则认为是为亲讳过举：“《太祖实录》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乐之初，今所传者永乐十五年重修者也，亦二书不可得见。大要据实直书，中多过举，成祖为亲隐讳，故于重修时尽去之。其实太祖御制诰令文集未尝讳也。”[69]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总结此前诸种说法，提出：“《太祖实录》再修、三修之用意，一以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一以歌颂靖难之举为应天顺人，而其最重要者，实为嫡出及伪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也。”[70]应该说，吴晗的看法是比较全面的。

根据笔者的研究，对《明太祖实录》再修、三修涉及明成祖朱棣及建文帝方面的原因，略作概括如下。第一，明人认为建文本《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71]，“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72]，这些说法听来颇有道理，但细究之下则有疑问。因朱棣起兵是在建文元年（1399），而《太祖实录》只记太祖朝事，按理说是不会专门记述建文年间才发生的靖难事的，因此，建文本《实录》指斥朱棣等为逆党、非议“靖难”的事不一定有。不过，从事理来讲，记载洪武末年燕王父子不法之事，以明建文削藩之缘起的内容应该是有的。第二，关于嫡出之事，三修本《实录》可能做了改动。据解缙《天潢玉牒》载：“皇子二十四人，第四子今上（朱棣）、第五子周王，高后所生也。长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晋恭王，诸母所生也。”[73]解缙主导纂修的再修本《实录》想必也秉持此种看法。只将燕王、周王说成是高后亲子，连懿文皇太子都被排除在外，未免太不合情理了，拍马屁太过反易露馅儿，很可能在三修《实录》时做了更正。第三，与《奉天靖难记》谓太祖欲传位于朱棣的说法相呼应。三修本《太祖实录》最末一卷，所记与郭英、与杨文、与燕王诸敕，均凸显明太祖对燕王寄予厚望，命燕王巡边，节制边将与诸王，病重时欲召还燕王，这些无非是想说明太祖倚重燕王、有传大位之意，为他后来的篡位开脱责任。

明成祖两次改修《实录》，为亲者、尊者讳，更为自己讳，而后者才是重点：为自己篡位编造理由。经改修后的《实录》，与成祖捍格处删除殆尽，并预先为其承继大统打下埋伏。成祖两次改修《实录》，带了一个坏头，“开明代人篡改历史之先例”[74]。

二　三修本《明太祖实录》不实之处

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作伪之处甚多，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多有发明，可参看。与本书内容无关之处，我们不拟予论及，我们只关注与建文君臣相关部分。由于建文本《实录》早已焚毁，缺少参照物，许多内容的真伪恐怕已成为千古之谜，所以本书的看法也只能挂一漏万，无法周全。我们大致从下面几点来分析。

第一，故意隐瞒历史真相，凡有利于建文帝一方的材料一律不载，包括其父懿文皇太子的经历。早年朱元璋为了历练太子，让其参与朝政，而太子有许多上佳表现。著名明史专家王崇武指出：“洪武十年，诏以政事并启太子处分，唐肃《密庵稿》辛卷《送陈中莹之洴阳》、《钱季贞应水河县丞》、《车义初归京师》诸序，皆作于洪武间，文中以太子与高帝并举，具见懿文在当时之重要。迨洪武二十五年薨，计听政十五年，方孝孺挽诗所谓‘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及‘文华端国本，潜泽被寰区’者，似非完全溢美，而《实录》则于其治国理狱政绩，一概削去，可见成祖之深憾懿文已。”[75]懿文太子早殁后，朱元璋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发布立储令，并照例让皇太孙参与朝政，历练才干；朱元璋临终前发布由皇太孙继位的遗诏，凡属此类能够证明建文帝合法地位的材料，三修本《太祖实录》一律不予记载。

第二，宣扬朱棣嫡出，生时有异象，论天命、伦序当立，为其夺位增加合法性依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丙戌：“皇后生皇子五人，长曰标，懿文太子；次樉，封秦王；次棡，封晋王；次今上；次橚，封周王……今上初生，有云龙之祥，后甚异之。后尝梦微时携子在原野间，卒遇寇至，皆红巾，甚恐。适今上以马进，扶后上马，复跃马从。寇见今上，皆避易遁去，后与诸子从容而还，遂觉。故独钟爱于今上焉。”既是嫡子，马后独爱，生时又有“云龙之祥”，在做太子、亲王的三位哥哥相继辞世的情况下，该轮到燕王做天子了，这是天命所归的了。传统观念认为凡真命天子出生时必有祥云吉兆，且又“重嫡轻庶”，修史者就把这两顶帽子轻松地给朱棣戴上了。

第三，伪造敕文，谓朱元璋对燕王寄予厚望，将卫国之重任赋予他。黄彰健先生据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与武定侯郭英八封敕书，其中洪武二十年（1387）七月九日、二十一年（1388）正月二月、及三十年（1397）正月三月六敕，与今存《明太祖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合，而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及五月十三日二敕持与《实录》校，则暴露出《实录》伪造的罪证。

改窜的两封敕书。

第一封敕书，黄氏比较两书文字异同（因两书文字基本相同，故《毓庆勋懿集》文字不单独录出，只加括号标示异处）：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敕今上曰：（《毓庆勋懿集》此句作敕武定侯郭英等）迩闻塞上烽火数警……可西凉召都指挥庄德、张文杰，开平召刘真、宋晟二都督，辽东召武定侯郭英等（等上八字，《毓庆勋懿集》作尔），会兵一处。辽王以（《毓庆勋懿集》以作并）都司及护卫马军悉数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军须十五万，布阵而待。令武定侯、刘都督、宋都督翼于左；庄德、张文杰、都指挥陈用翼于右；尔与代辽宁谷五王居其中（《毓庆勋懿集》无尔与二字，五王作等王）。彼此相护，首尾相救，使彼虏莫知端倪，则无不胜矣。

由上所见，《毓庆勋懿集》所载与郭英敕与《实录》所载与燕王敕，文句几乎相同。太祖与郭英之敕，仅言“代辽宁谷等王居其中”，未言燕王，是燕王未受命出师之证据。而《实录》移花接木，将与郭英之敕移到燕王名下，造成燕王受命出征、受太祖重视的假象。比较两封敕书，“《毓庆勋懿集》盖据家藏原敕，所记自真实可信”，那么作伪的自是官修《实录》。

第二封敕书，《实录》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戊午与郭英敕：

敕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虏远遁久矣。然萌蘖未殄，不可不防。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原留一百守斥候，余皆选拣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屯驻堤备。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

《毓庆勋懿集》载太祖与郭英敕：

皇帝制谕武英侯郭英：命尔挂靖海将军印，充总兵官，都督宋晟刘真充副总兵官。启辽王知道，将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官军，除开原留一百望高外，其余选拣精壮统领，跟随辽王，前往开平迤北二三程地，择险要去处驻扎堤备。一切发号施令，皆尔等为之，仍听王节制。如制奉行。

两敕比较，最关键的区别点是《毓庆勋懿集》所载与郭英敕，敕言“仍听王节制”，王谓辽王。而《实录》作“悉听燕王节制”，此为伪造无疑。

《毓庆勋懿集》所载太祖与郭英两敕说明：燕王没有受命出征，更没有节制诸军之事。由此推知，《实录》同卷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戊午与都督杨文的敕文，亦属伪造。《实录》所载该敕为：

敕左军都督杨文曰：兵法有言，贰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应敌，为将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宁三府护卫，选拣精锐马步军士随燕王往开平堤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军悉听节制，慎毋贰心而有疑志也。

黄彰健先生认为此敕所谓“一切号令皆出自王”，令杨文“随燕王往开平堤备”，应属伪造无疑。所谓的谆谆告诫“慎毋贰心而有疑志”，“在伪造者观之，此可使读者知太祖极宠信燕王。然由另一角度观之，则又无异谓其时群臣有疑燕王者。此则可谓欲盖弥彰，其伪造之技亦极拙劣，适足以彰燕王之丑耳”。

有了上面几个改窜敕文的铺垫，《实录》又编造了与燕王的最后一篇敕文。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亥，敕今上曰：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等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朕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此敕“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等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燕王节制，如上所述，显然出于伪造。则敕内所言“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乃伪造之言，应无可疑。伪造的目的是为朱棣后来的篡位开脱罪责。[76]

第四，公开伪造太祖有传位朱棣之意。首先谓懿文皇太子薨后，太祖本欲立朱棣为太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丙寅，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77]。此谓刘三吾以秦、晋二王为由阻止太祖立朱棣为太子，除了表明太祖对燕王的宠信外，也是想说明，在秦、晋二王相继死去后，燕王朱棣按伦序当立。这仍然是为朱棣的篡位编造理由。

不仅如此，永乐时三修本《实录》还谓太祖临终前，召朱棣还京，亦寓传位之意。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己酉，上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疾作日，不倦如平时，渐剧，乃焚香祝天曰：“寿年久近，国祚短长，子孙贤否，惟简在帝心，为生民福。”即遣中使持符召今上还京。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上不之知也。疾亟，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言不及他。[78]

这一段话既含太祖传位朱棣之意，又影射建文帝有谋害太祖、得位不正之嫌，一箭双雕。自己得位不正，反诬建文。

综上所述，朱棣两次重修《明太祖实录》，其根本目的就是为自己篡位编造理由。这方面的文字所占《太祖实录》的篇幅不大，但极端重要，从天命所在、嫡子身份、太祖宠信重用，一直到太祖有传位燕王之意，打造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试图共同来证明：朱棣是一个合法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