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总体状况：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一般”

据调查显示，当问及“您认为当前海南公民道德状况如何”时，39.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很好”和“比较好”，与2011年的调查数据（28.4%）相比满意度提升了10.7%；50.2%的受访者认为“一般”；另外10.7%的受访者认为“较差”和“很差”，而这一数据在2011年是20.3%。总体上看，受访者对当前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评价比较好的比例近四成，评价较差的比例降至一成。由此可见，受访者对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在过去的五年中有了很大的提升（见表1-3-1和表1-3-2）。通过进一步的访谈我们发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综合影响，是海南公民道德素质评价满意度提高的原因。同时，道德教育、制度规范和个体修养等也影响着公民道德素质的水平，海南文化传统的某些风俗习惯对公民道德素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思想，海南独有的“老爸茶”文化现象等，都渗透在海南公民道德素质中。

表1-3-1 受访者对当前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的评价（2016年）

表1-3-2 受访者对当前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的评价（2011年）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年龄因素对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的评价差异较大。其中，满意度评价最低的是18—29岁的受访者（34.6%），其次是30—39岁的受访者（38.2%），相比较而言，满意度最高的是50—59岁和60岁以上的受访者（很好和比较好合计均为50.0%）（见表1-4-1和表1-4-2）。通过访谈发现，由于生活阅历的不同，受访者道德水平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受访者评价较低，主要是前者处于接受学校教育阶段，没有多少社会阅历，对道德的期望值更高，因此他们对当前海南道德素质评价较低；后者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道德状况的主要过程，他们对当前海南道德素质状况不满意。40—49岁受访者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重大进步，因此，该年龄段受访者对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评价较高。

表1-4-1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海南公民道德状况评价的相关性（%）（2016年）

续表

表1-4-2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海南公民道德状况评价的相关性（%）（2011年）

调查发现，受访者的满意度与其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满意度最低的是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群体（15.4%），明显低于平均水平（28.4%）。相对而言，满意度最高的是月收入在4000—5000元的群体（43.2%），高于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由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人所占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也影响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判断与评价，相比较而言，低收入者更多的是弱势群体，对社会境遇的不满情绪较多，对当前社会状况特别是公民道德素质状况较为不满。

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的评价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评价越低，这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见表1-5-1和表1-5-2）。我们认为，受访者对于道德水平的判断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接感知的行为规范层面，主要有社交礼仪、风俗习惯等方面；第二个层次是对社会整体精神风貌和人们内心深处的幸福感，属于精神追求的层次。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更多的是从直接感知的行为规则层次判断道德状况，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多的是从更深层次精神生活和幸福感层面判断道德状况。

在此次调查中，对海南当前公民道德素质状况的评价“很好”和“比较好”，在受教育程度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和“小学”的公民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0%和48.4%，而在2011年这一数据分别为16.7%和37.6%。可见，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对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的评价有了较大的提升。原因在于，近年来，政府对社会保障投入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受访者开始注重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和幸福感。海南公民道德素质状况的不断提升，也在更好地适应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表1-5-1 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与海南公民道德状况评价的相关性（%）（2016年）

表1-5-2 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与海南公民道德状况评价的相关性（%）（2011年）

续表

（二）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的道德准则，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社会公德意识的强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精神境界和思想道德水平。

本部分我们设计了三个问题，分别针对社会公德的认知层面、行动层面和评价层面。这些问题与2011年调查问卷问题相同，即“您认为当前社会公德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遇到有人遭抢劫，您会怎么办”，“您认为公民对待公共设施的爱护程度怎样”。

1.总体认知：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最重要

数据显示：在“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选项中，超过一半（54.1 %）的受访者选择了“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18.3 %的受访者选择了“讲究公共卫生”，9.9%的受访者选择了“为他人提供方便”，11.8%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影响他人”，4.6%的受访者选择了“爱护公物”（见表1-6-2和表1-6-2）。对比2011年的数据我们发现，认为“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最重要的比例上升了9.1%，由此可以看出，公共场所的秩序问题仍然是公民最重视的，这从侧面揭示了当前海南公众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方面的不足仍然存在，甚至比2011年有更大的诉求。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公众普遍认为岛民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在遵守交通秩序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海南公民在遵守交通规则方面意识很差，行人横穿马路、闯红灯、翻栏杆现象比比皆是，摩托车、电动车占机动车道横冲直撞者随处可见，由此导致的车祸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不过近年来，海口“双创”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有较大好转。

表1-6-1 公民对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的内容的看法（2016年）

表1-6-2 公民对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的内容的看法（2011年）

对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高学历者选择“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是社会公德最重要内容的比例多，占该人群受访者的半数以上。同时我们发现，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相一致，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公众普遍认为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是社会公德中最重要的内容（见表1-7-1和表1-7-2）。不同职业的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党政机关人员、教师、学生三个群体受访者选择“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的比例都大于45%，其中教师选择的比例最高为62.2%（见表1-8-1和表1-8-2）。遵守公共场所秩序作为公民的一项非法律义务，基于当前的社会公德状况，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从文明道德的角度去要求和规范自身的行为，去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数据表明，不同政治面貌的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共青团员和中共党员选择“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的比例最高，分别为61.0%和57%，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其他党派人士51.9%和无党派人士48.7%）（见表1-9-1和表1-9-2）。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面貌，但是在对于“公共场所遵守秩序”的问题上的要求都比较高，趋于一致。

表1-7-1 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对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的内容的看法（%）（2016年）

表1-7-2 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对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的内容的看法（%）（2011年）

表1-8-1 不同职业受访者对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的内容的看法（%）（2016年）

表1-8-2 不同职业受访者对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的内容的看法（%）（2011年）

表1-9-1 不同职业受访者对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的内容的看法（%）（2016年）

表1-9-2 不同职业受访者对当前的社会公德中哪一方面最重要的内容的看法（%）（2011年）

2.遭遇抢劫：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

总体评价。调查显示：当问及“遇到有人遭到抢劫，您怎么办”时，大部分（69.2%）受访者选择了“报警”，与2011年相比略有提升（66.6%），显示受访者的法制意识进一步增强。有12.4%的受访者选择了“先看周围人怎么再作决定”，相比2011年（10.7%）上升了1.7%，公民从众心理更为严重（见表1-10-1和表1-10-2）。也从侧面说明了公众在面对危险时的行为选择更趋理性，自我保护和法治意识也逐步加强。还有3.9%的受访者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比2011年（2.0%）有所提高。

表1-10-1 公民对“遇到有人遭抢劫，您怎么办”的选择（2016年）

表1-10-2 公民对“遇到有人遭抢劫，您怎么办”的选择（2011年）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女性选择“报警”比男性更高，其中男性为59.2%，女性为77.6%。由于男女之间的生理、性格、社会分工和角色的差异有关系，男性选择“挺身而出”的比例（22.9%）依旧明显高于女性（7.4%）（见表1-11）。在其他选项上，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并不明显，较2011年的数据无太大差异。但是不论男女，从众心理、消极心态和道德评判困惑都依旧存在，这些问题仍然需要社会的教育和引导，逐渐增强公众的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表1-11 性别与“遇到有人遭抢劫，您怎么办”的选择的相关性（%）

对比2011年的数据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选择“报警”的比例有很大的提高（见表1-12），如“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受访者此次选择“报警”的比例为56.7%，在2011年这一比例为33.3%。受教育程度因素与选择“挺身而出”有一定的相关性，相比之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受访者群体选择“挺身而出”的比例仍然最高（16.7%），但比2011年（33.3%）的比例下降了16.6%；“研究生”受访者群体选择“挺身而出”的比例最低5.9%，而在“研究生”受访群体中没有选择此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可见，随着国家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公民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研究生”选择“挺身而出”的比例最低，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自我保护意识越强，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高学历群体较其他群体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表1-12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对“遇到有人遭抢劫”的行为选择（%）

3.公共设施：约四成公民不够爱护，但公民的维护意识逐步提高

公共设施是指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属于社会公众使用或享用的公共建筑或设备。公众对公共设施的态度直接体现出公民的社会公德状况。

总体评价：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您认为市民对待诸如公用电话、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的态度怎么样”时，46.7%的受访者选择“很爱护”和“比较爱护”，39.0%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太爱护”和“很不爱护”，这两项比例相差了7.7%。在2011年这两项比例分别为52.0%、48.0%，相差4.0%（见表1-13）。可以看出，公民对待公共设施的维护意识开始增强。从对待公共设施的态度情况可以充分看出，广大市民的社会文明程度与当前社会发展对公民道德素质的要求还有很大不足。

表1-13 市民对公共设施的态度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可知，年龄因素与公共设施的评价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年龄越大，爱护公共设施的评价相对越高（见表1-14）。受教育程度因素与公民爱护公共设施的满意度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满意度越低，这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见表1-15）。

表1-14 不同年龄段公民对公共设施“很爱护、比较爱护”态度的相关性（%）

表1-15 不同受教育程度与市民对公共设施“很爱护、比较爱护”态度的相关性（%）

（三）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或阶级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

本部分设计了几个与职业道德相关的问题：一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的选择；二是对社会诚信的看法；三是对政府办公人员的评价。在这里，我们借鉴道德调查数据中关于公民对“您认为周围的人是如何对待工作的”的满意度评价，调查结果如表1-16所示。

表1-16 公民对“您认为周围的人是如何对待工作的？” 的态度评价（%）

1.总体情况：大部分受访者对职业道德持肯定的态度，但对周围的人的职业道德的美誉度评价大幅度下降

调查数据显示，在问及“您认为周围的人是如何对待工作的”时，认为周围的人“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受访者不到1/3，而这项数据在2011年是77.4%，可见五年过去了，受访者对周围人职业道德的美誉度评价大幅度降低。43.5%的受访者选择了中性的评价，认为是“完成分内工作”，与2011年（17.0%）数据相比较，上升了26.5%。选择“敷衍”的有15.6%，比2011年（0.8%）上升了14.8%。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还有9.6%的受访者认为“只为挣钱，不为其他”，这一比例比2011年（3.2%）高了三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见表1-16）。这说明当前海南公民职业道德的整体状况虽然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正面评价比五年前大幅度降低。负面的评价比2011年增加了不少，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他们对海南职业道德状况表示担忧，总体上看职业道德状况正在下滑，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探究。

2.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集体主义原则被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同时个人利益也受到关注

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做主，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一致，集体主义成为调节三者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实际生活中，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反映公民职业道德的重要指标。

调查结果显示，在问及“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您认为怎么办”时，超过一半（68.9%）的受访者选择“先考虑集体利益再考虑个人利益”，在2011年这项调查数据为55.6%，提升了13.3%。此外，还有14.8%的受访者选择“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2011年的数据是17.4%。可以看出，公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加深。近几年，智能手机普及，信息化高速发展，公民容易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思想领域各方面带来了影响。即使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集体主义依然是绝大部分民众所认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正是在这种道德取向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基本保持了人们道德素质的相对稳定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同时，应注意到，有13.0%的受访者选择“先考虑个人利益再考虑集体利益”，比2011年（10.5%）的调查结果高了2.5%。3.4%的受访者表示“不管如何，先考虑个人利益”，这也说明公民的主体意识受到关注（见表1-17）。

表1-17 公民“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您认为怎么办”的行为选择

续表

3.关于社会诚信：满意程度为一般的近五成，总体情况堪忧

社会诚信是指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是“诚实守信”的美德在社会领域的体现。社会诚信的形成，不仅包括个人诚信，还包括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认可的道德及规则。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孟子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古往今来，诚信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故而有“民无信则不立，商无信则不兴，国无信则不威”的说法。

调查显示，在问及“您对当前海南社会诚信状况怎么评价”时，将近一半（49.8 %）的受访者选择“一般”，选择“很满意”（5.8%）和“满意”（22.3%）的总和为28.1 %，比2011年（23.7%）略有提升；“不太满意 ”者占11.7%，另有7.1%的受访者选择“不满意”，两项合计为18.8%（见表1-18）。

表1-18 “您对当前海南社会诚信状况怎么评价”的态度

续表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8.1%的受访者对当前海南社会诚信状况表示满意，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说明当前海南诚信状况仍然令人担忧。在进一步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造成当前海南社会的诚信危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贪污腐败现象依然存在，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随着近年来政府反腐的力度加大，相信这种状况将会逐渐改善。二是在市场交易中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商业欺诈等严重影响市场秩序。三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不诚信损害了人际关系的和谐，致使人情淡薄。

4.公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办事态度和效率的评价：满意度只有三成，总体情况堪忧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也是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鲜明体现。政府工作人员的办事态度和办事效率直接体现了其职业形象和职业素养，也体现了他们的职业道德状况。

表1-19 “您对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态度怎么评价”的态度

调查显示，当问及“您对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态度怎么评价”时，受访者对政府公务人员的办事态度的评价普遍偏低，表示“很满意”和“满意”的为30.3%，比2011年的满意度（25.6%）略高出4.7%，对政府公务人员办事态度的满意度情况仍然堪忧。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受访者约占19.9%，比2011年（24.0%）降低4.1%（见表1-19），可以看出，公民对政府公务人员办事态度的评价有所改善。进一步分析表明，党政机关人员对政府办事态度的评价满意度最高（47.3%），不满意度仅为12.2%，满意度最低的是其他群体（23.6%）；不满意度最高的是其他群体（26.0%），其次是工人（22.6%）。可以看出，党政机关人员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总体评价相对最高，其他人员最低。在生活中，其他职业人员和政府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他们对于政府的了解和评价大多是基于平时媒体的报道或者他人关于政府机关办事态度的直接评价。可见，加强对政府机关的正面宣传非常重要，这样的信息获取直接影响了受访者对政府机关的评价（见表1-20-1和表1-20-2）。

表1-20-1 职业与公民对政府的办事态度评价的相关性（%）（2016年）

表1-20-2 职业与公民对政府的办事态度评价的相关性（%）（2011年）

相关性分析表明，中共党员对政府办事态度的评价满意度相对最高（38.3%），不满意度为20.2%；满意度最低的是共青团员（26.6%）。可以看出，中共党员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总体评价相对最高。这一数据与此两职业的评价结果是一致的：机关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是中共党员（见表1-21）。

表1-21 政治面貌与公民对政府的办事态度评价的相关性（%）

从受访者的收入状况来看，月收入500—1000元的受访者对政府办事态度的评价满意度最高（36.0%），满意度最低的是月收入2001—3000元的受访者（21.1%）；不满意度最高的是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受访者（27.0%），其次是月收入2001—3000元的受访者（24.1%）。可以看出，收入中等偏下和收入最高的受访者对政府部门办事态度的评价都很低，这种情况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见表1-22-1）。2011年的调查结果是月收入4000—5000元的受访者对政府办事态度评价最高，收入500元以下的受访者评价最低，从中可以看出，低收入人群对政府办事态度的满意程度有了较大提升（见表1-22-2）。

表1-22-1 月收入与公民对政府的办事态度评价的相关性（%）（2016年）

表1-22-2 月收入与公民对政府办事态度评价的相关性（%）（2011年）

通过访谈发现，受访者对当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态度和效率的评价不高，主要是对机关工作人员对待群众的态度和工作作风不满。公众对当前海南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和效率的满意程度普遍偏低，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自身的评价远高于其他群体的评价，这只能说明民众对政府机关的工作状况要么不了解，需要大力宣传；要么机关工作人员评价脱离实际，自我感觉良好。

（四）家庭美德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体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人的社会化创造最基本的条件。我们每个人都出生在一定的家庭，并在家庭中成长，家庭还发挥着个人走向社会的中介作用。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不仅与社会环境、个人取得的成就等因素相关，还与是否拥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密切相关。本部分主要考察两个问题，一是对家庭美德的认知；二是对家庭美德中处理代际关系最为重要的“孝”理念的认识和评价。为此，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您认为在有关家庭的道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二是“您认为当前关于孝哪一项最重要？”

1.公众对家庭道德的认知：尊重长辈最重要

调查显示，当问及“您认为在有关家庭的道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时，比例最高的是“尊重长辈”（51.0%）；其次是“夫妻和睦”（25.0%）；另有16.4%的受访者选择“关心爱护后代”；5.7%的受访者选择了“邻里和睦”。这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可见在家庭道德内容的认知上，“尊敬长辈”的传统家庭伦理观仍然是人们坚持的核心。同时，“夫妻和睦”和“关心后代”还是普遍受到关注（见表1-23-1和表1-23-2）。在家庭道德的认知问题上，人们在选择各自关心的问题的同时，也反映出当前社会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表1-23-1 公民对“您认为在有关家庭的道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的态度（2016年）

表1-23-2 公民对“您认为在有关家庭的道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的态度（2011年）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就婚姻状况而言，已婚、未婚、离异的三个群体都认为“尊重长辈”是最重要的家庭道德，比例分别为43.3%、58.0%和41.7%。就“夫妻和睦”这一项而言，已婚的受访者选择比例最高（29.8%），其次是未婚的受访者（20.8%）；离异受访者中选择“尊重长辈”最重要的比例最高（41.7%），其次是“邻里和睦”（25.0%）（见表1-24）。而2011年的调查结果，没有一个群体把“邻里和睦”作为重要的家庭道德看待，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总的来说，不论处于什么样的婚姻状况，“尊重长辈”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家庭道德，而婚姻状况对一个人的家庭道德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组建家庭后才更加认识到夫妻和睦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关心爱护后代，培养他们成长成才。

表1-24 婚姻状况与家庭道德评价状况（2016年）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在选择“尊重长辈”选项上，调查数据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小的人群比例相对高，18岁以下的受访者比例为56.1%，18—29岁受访者比例为56.6%。在认为“夫妻和睦”最重要的选项中，老年人选择的比例最高为33.3%，而在2011年的调查结果中这一选项比例最高的是40—49岁的受访者（42.8%）。在“关心爱护后代”的选项中，调查数据呈现明显的线性相关，随着年龄增大，选择的比例逐渐增高，60岁以上的受访者比例最高，为50.0%（见表1-25）。这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长辈对晚辈的成长都寄予很高的期望，因此也会给予晚辈更多的关爱。

表1-25 年龄与最重要家庭道德选择相关性（%）（2016）

通过对不同职业群体的分析发现，学生选择“尊重长辈”作为最重要的家庭道德比例最高（56.8%），其次是军人群体（54.5%），最低的是教师（24.4%）。在2011年的调查结果中，选择“尊重长辈”作为最重要的家庭道德职业群体，农民最高，其次是学生，最低的是军人。教师群体认为关心爱护后代是最重要的家庭道德的比例最高（33.3%），其次是党政机关人员（20.3%），最低的是军人（9.1%）（见表1-26）。

这一相关性分析很有意义，它表明不同的年龄群体、不同的婚姻状况、不同的职业群体，对于家庭道德的不同理解，每一种理解不但与其家庭状况相关，还与公众的年龄、职业特征和婚姻状况有很大关系。这启示我们，在对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沟通交流或者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需要深入分析不同的家庭中人员结构的特点，针对不同群体的特质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这样才能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表1-26 职业与最重要的家庭道德选择相关性（%）

2.关于“孝”：占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孝”是关心父母生活

虽然公众将“尊重长辈”放在家庭道德的核心，但是公民对于“孝”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调查显示，当问及“您认为当前关于‘孝’哪一项最重要”时，选择“关心父母的生活”的比例最高（51.5%），其次是“用自己的成功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36.6%）。在2011年的调查中，“用自己的成功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比例最高（42.8%），其次是“关心父母的生活”（40.3%）。可见，“关心父母的生活”和“用自己的成功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都是公众所比较认同的“孝”的行为。相比之下，选择“按自己的意见行事，但不与父母当面顶撞”的比例最低（1.4%），其次是“完全服从父母的意见”（2.4%）（见表1-27-1和表1-27-2）。

表1-27-1 公民对“您认为当前关于‘孝’哪一项最重要”的态度（2016年）

表1-27-2 公民对“您认为当前关于‘孝’哪一项最重要”的态度（2011年）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可知，“用自己的成功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比例最高的是18岁以下的受访者（47.3%），其次是18—29岁的受访者（39%）。可见，青少年更加趋向于用自己的成功来理解“孝”，这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在“关心父母的生活”的选项中，比例最高的是60岁以上的受访者（72.2%），其次是30—39岁受访者（58.6%），最低的是18岁以下的受访者（37.8%）。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尚处在成长期，在家庭关系里属于接受的一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成年人对于“孝”的理解。通过访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在“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或尽可能住得近一些”的选项中，比例最高的是60岁以上的受访者（5.6%），在“完全服从父母的意见”的选项中，比例最高的是60岁以上的受访者（5.6%）（见表1-28-1和表1-28-2）。

表1-28-1 不同年龄段公民对“孝”的理解（%）（2016年）

表1-28-2 不同年龄段公民对“孝”的理解（%）（2011年）

（五）网络道德

网络道德是在网络上的个人、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共同利益的反映，是人们在网络空间行为所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的总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5.1%，新增网民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达到80.7%^[1]。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随着移动通信网络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移动互联网应用向用户各类生活需求深入渗透，促进手机上网使用率增长。如今，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我们不论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都已经离不开网络，网络跟现实生活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调查网络道德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部分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您注意使用网络文明用语吗？”“你认为当前网络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怎样？”，调查结果如下。

1.总体评价，绝大部分网民比较注意网络文明

网络文明用语是现代网络文明的重要表现。调查显示：当问及“您注意使用网络文明用语吗”时，41.4%的受访者选择了非常注意，比2011年的调查数据（32.7%）高了8.7%。48.1%的受访者选择了“比较注意”，比2011年的调查数据（49.1%）低了1.0%。两项合计为89.5%。有6.1%的受访者选择“从不注意”，这项调查数据比2011年（5.6%）高了0.5%。另外，从不上网的受访者比例降低了8.2%（见表1-29）。这些数据说明，绝大部分的海南公民还是比较注意网络文明的。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民数量的迅速增长，使网络环境的管理难度加大，相关部门应继续引导健康文明的上网习惯，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表1-29 公民对“您注意使用网络文明用语吗”的回答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对网络文明的注意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在“非常注意”的选项中，60岁以上的受访者比例最高（61.1%），其他年龄段的群体差异不大。在“偶尔注意”的选项中，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性，年龄越大，注意程度越低。在“从不上网”的选项中，2011年的调查数据是60岁以上的受访者比例最高（55.0%），远高于本次的调查结果（5.6%）（见表1-30），可以看出，互联网在老年群体中也普及开来，网络也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通过对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与网络文明的注意程度关系分析可以发现，小学文化程度的受访者最不注意使用网络文明用语，选择“从不注意”选项比例最高（25.8%）（见表1-31）。

表1-30 年龄与注意使用网络文明用语相关性（%）（2016年）

表1-31 受教育程度与使用网络文明用语的相关性（%）

2.对于网络影响的认知：近六成受访者认为积极因素为主，比2011年增长了近两成

调查显示，当问及“您认为当前网络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怎样”时，由于没有设计“说不清”选项，希望受访者做出明确判断，结果与上一次调查差异较大。数据显示，近六成（58.2%）受访者选择“积极因素为主”；30.8%的受访者选择“消极因素为主”，比2011年（15.9%）高了14.9%；11.0%的受访者选择“没有影响”（见表1-32）。

表1-32 公民对当前网络对社会道德的影响的评价

（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也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的综合体，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社会理念和公民道德的抽象概括。因而是本次调查的重要内容，本部分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即“下列词语当中哪些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您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

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者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调查过程中，当问及“您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时，34.3%的受访者选择“很认同”，另有37.0%的受访者选择“比较认同”，两项合为71.3%。选择“一般”的受访者比例为25.4%；选择“不太认同”的受访者比例为2.9%；“很不认同”的受访者仅为0.3%。可见，当前公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是很高的（见表1-33）。

表1-33 对“您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的回答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也高，其中本科生认同的比例最高（83.2%），其次是大专生（79.1%）（见表1-34）。此外，不同的职业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也不一样，其中党政机关人员的认同比例最高（82.4%），其次是军人（81.8%），最低的是农民（56.9%）（见表1-35）。

表1-34 文化程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相关性（%）

表1-35 职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