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诗与神话的亲和性

“神话”原来并不是作为神话而“存在”着，而可以说是作为一种“解释”而产生着的。中国古典中既没有“神”也没有“神话”。直到现代，才从欧洲世界引入了“神话”这一概念，并产生了将其应用于对中国古典进行解释的动向。其最早的著作应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两者都从经书、子书中寻找“神话”，将其作为文学，或是小说的起点。另外，玄珠（茅盾）更是在《中国神话学ABC》中对“神话学”这一方法论进行了扩展。玄珠所依据的是西方神话学（Andrew Lang的北欧神话学）。

如上所述，“神话”最初不是存在着的，也可以说“神话学”诞生时，“神话”就产生着。到了现代，儒教体系的崩坏使得新视点下的古代研究成为可能，而中国神话学也应运而生。在这股潮流下，顾颉刚、闻一多将古代研究从经学解释剥离并进行了重新构建。但二人致力的神话研究，其方向就不同。顾颉刚的神话研究视点基于古代史的再编，而闻一多则从对古代这个时代的共鸣来解释神话。

其中，闻一多的神话研究成果如下所示：

1.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 1935

2.姜嫄履大人跡考 1940

3.伏羲考 1941

4.道教的精神 1941

5.龙凤 1944

6.说鱼 1945

这些研究业绩，在对古代资料进行考证训诂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民俗学以及宗教学，虽然包含条理欠缺或是考证粗糙的部分，但从分析视点的新颖性以及结论的崭新性上来讲，可谓空前。闻一多的神话学，以经学解释体系中视为大忌的生殖、超感觉为中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与扎实的方法论。在古代世界，巫术是与神灵交流手段，并由此诞生诗、歌以及舞蹈。这不是单纯的儒教式价值的否定。而闻一多超越了儒教式视点，从本质上感知古代这时代的特殊性，即超越人类的力量的存在。这种超越正是闻一多神话学方法论的根源。

闻一多的神话学方法论，恐怕与他的诗人身份密不可分。对诗这一形式本身的灵性，闻一多并非从现实角度而是从超越理性、知性以及感性的一种模糊的视角来进行解读。闻一多的神话研究也充分应用了这种诗歌观。

以客观性、合理性为中心的新学术诞生于近代，并广泛应用于人文科学领域。但古典学，特别是诗以及神话的世界与近代学术未必可以顺利结合。这是因为诗以及神话是产生于语言之前的时代，诞生于非合理性的世界。

基于诗和神话之间的亲和性，闻一多将其古典学研究的重心放在古代，并在诗以及神话研究上开创了新的局面。古代处在理性和合理性的对立面，闻一多的研究也说明，对于产生于古代混沌世界中的诗和神话，与闻一多诗人的感性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共鸣。

对于闻一多来说，无论是诗还是神话，都产生于古代异次元空间。正因为如此，他将诗的起源问题置于神话研究以及古代歌谣研究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

若可以将对文学意义的研究、对诗的探讨视为学问的话，其研究内容只能限于对诗自身具有的独特境界的探讨。闻一多的研究深入古代时空，将诗的独特境界有形化。

但重要的是，在深入古代这一点上，闻一多并非出于学问或是研究目的。对于闻一多来说，古代是诞生诗以及神话的混沌世界，是其憧憬的对象。诗人式的共鸣追求的是对沉睡于自身内心世界中的古代感觉的追溯，闻一多的文学研究正是产生于这种共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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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村主编：《广辞苑》，日本岩波书店出版。

[2] 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1卷，开明书店1939年版。

[3] 关于导入近代文学史的意义和背景，参考牧角悦子《文から文学への展開：古代変質の指標として》（二松学舍大学，2016年3月）、同《文学史という方法論》（第八届中日学者古代史论坛论文集，2016年5月）、《中国文学史における近代：古典再評価の意味と限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东方学会编《第六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2015年8月）。

[4] 王遥：《纪念闻一多先生》，《闻一多研究四〇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王遥：《纪念闻一多先生》，《闻一多研究四〇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牧角悦子：《中国近代の文人と学術：魯迅·郭沫若·聞一多》，日本聞一多学会報《神話と詩》（第4号2005年12月）、《聞一多の古典研究》，日本聞一多学会報《神話と詩》第10号2011年12月。

[7] 关于闻一多的神话研究，参考牧角悦子的《神話と戯曲》，《神話と詩》创刊号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