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学术转型期的论学文章

清末民初新学迭兴，在变法、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中，学术变革同时展开。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等作为新一代学人，既深悉“古董式之学术”，也受现代学术洗礼，代表着晚清新学的成就。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学术新人的成长，继续推动现代学术转型和学术新范式的建立。^[1]在学术的转型期里，“西潮”“古学”与“新知”互相激荡、你进我退，治学方法、学科体系、大学制度等变革全面展开。^[2]

新学术范式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身处其中的学者们须对如何做学问、如何表述学问进行不断的揣摩与探索。余英时在《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一文中，披露过钱穆先生以晚清以来博古通今的几位学术大家的述学文体为例，一一评点、分析“学问如何表述”的问题。无论是章太炎的“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还是梁任公“文字则大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气，有浩气，似较章太炎各有胜场”，或是陈援庵“其文质朴无华，语语必在题上，不矜才，不使气，亦是论学文之正轨”，等等，旨在表明学术文章自有不同。^[3]注意到现代论学文章的文辞、文字、文句的重要性，恐怕与钱氏对现代论学之文的学术语言与传统学术语言的断裂而产生的忧思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将传统中那些片断、零碎、偏重主观感性的批评置于一旁不论，特别推荐《明儒学案》的“各家之序”那样的“绝大文字”，或许说明，他尊重学问本身的各种中西方来路时，对中国学术根底，抱有浓烈的敬意与惜情。因为学术的发展趋势正如史学家王汎森所说：“我们现代学术中的所谓‘学’，基本上是以客观的、研究的角度，把我们研究的东西客观化，然后取一‘研究的态度’。我感觉‘取研究之态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观念。”“我们所使用的许多学术语言是从日本或西洋次第借来的新词汇或新观念”，“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对知识的了解、定义、诠释、范围，大多是跟着新式教科书走的，就像突然一阵风吹来，人们的思维世界悄悄换成教科书或其他新书中的新定义、新概念，此后大家相沿而不自知”^[4]。

闻一多生于19、20世纪之交，他走向学者书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学术体系尚未完全打造得密不透风，仍然为学者提供了一段很是可以任性的时期。有的明显延续着传统学术轨制，有的学者在西方留学时便全面接受科学思维的训练；但更普遍的情况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文献目录版本学、传统诗文评与现代文学批评，感性鉴赏与学理性研究等，还能各擅其场，互相渗透。总之，还留存一个交叉路口，一个过渡的桥梁，一个特别的文学与学术间的天地，让许多学者在这个尚存诸多可能性的、模糊不清的空间里，将学者本人的文学气质与文学经验渗入研究文章中，不少人就此脱颖而出，学术文章兼有辞章之美，论学风格自成一家。而往往是这些不太拘泥于科研论文规范的，以其生气淋漓的创造意识、不拘一格的文体形态、独具一格的学术个性，为后辈学者所追慕，想象并建构起一个时代的“学术气象”。

闻一多先为诗人再为学人，跨文界与学界，这在五四以后也很普遍。那些常常徘徊于学术与文学间交叉地带的，多有作家兼学者双重身份。他们在现代文学创作与现代学术研究方面，今天看来，大多有开拓与建设之功。如鲁迅、郭沫若、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钱锺书、吴宓、朱东润、阿英、林庚、唐弢、苏雪林等，既是文章高手，也是对现代学术有所贡献的学者。如此说来，作为一个论题，它提供足够的空间给予今天的研究者去发掘各种史料与事实，来考证文学与学术间种种隐秘的或显性的联系。

一旦讨论作家创作的个性与风格如何渗透到学术文章，一般会以作家的身份作为论述逻辑的起点，为的是进一步突出已有的文学写作经验对于学术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陈平原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及《进程二编》两书中，研究者一般都会留意到，学者的创作经历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影响，在要求“客观”的“研究态度”的学术文章中，摇曳笔墨、有感而发、“学中有文”的情形并不少见。樊骏撰文评价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认为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有着他个人的作家经验：“当他作为学者，对文学现象作历史的梳理或者理论的概括时，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同时带着作家的眼光和角度，由此形成不同于一般学者的视角和思路，有自己侧重的方面，和特殊的感受与发现。”^[5]葛晓音评价新诗人林庚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得出“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的结论。

闻一多作为新月派诗人的身份如此显赫，加之他演说、绘画、书法、篆刻诸艺皆精，学术文章便大大受益于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以及艺术家气质，学问与创作、与才情相互贯通、彼此渗透。《唐诗杂论》尤其突出，而其中的“诗性”思维显然不仅是文章笔法或文章修辞的问题。那么，在学术研究规范相当森严的今天，用什么样的标准重新界定闻一多以及类似学术文章的归属，既是现代散文学的文体问题，也多少还有些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