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共收入23篇论文，是从笔者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选取的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和城乡发展研究有关的论文的结集，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92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2014年，历时23年。有关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和城乡发展问题，是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前辈学者已有大量的、深入的研究成果，笔者作为一个历史地理专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笔者研究的内容、关注的重点、思考的角度、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前辈学者的研究有所不同。

全书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理论思考”，包括4篇论文。内容主要是关于历史农业地理以及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概念、研究任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思考。理论是指路明灯，一位研究者，在其研究之前，首先必须思考清楚自己的学科优势在哪？自己的研究目的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应该研究哪些问题？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如何研究这些问题？只有这些问题思考清楚了，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使相关研究更加深入。

《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是笔者对这些问题最早的思考。笔者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学科，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历史农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以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是笔者提交给2000年昆明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的一篇论文，后来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本文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重要地位进行了阐述，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今后努力的方向提出了建议。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作努力：（1）加强对农、林、牧、副、渔的综合整体研究；（2）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尤其是环境脆弱地带农业生产特征及其影响的研究，寻求一种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能保持生态平衡的农业经营模式；（3）重视区域农民特征和农村社会特征等主体因素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演变过程中的作用；（4）注意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演变规律的总结和研究成果的推广与运用。

《论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是随着笔者对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不断认识和对新农村建设的思考而形成的。笔者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历史乡村地理学”的概念，认为历史乡村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人口、聚落、文化、资源利用及环境问题的空间变化的学科，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历史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目的是总结历史时期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及与外部地域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规律，为现实乡村建设和和谐发展服务。

《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地理学》是笔者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和学科价值的最新思考。笔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在学科发展史上有过很大改变，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有明显的变化。近年来，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而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视角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其原因即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第二部分“农业生产”，包括10篇论文。内容主要是对明清时期区域农业生产水平、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推广等方面的实证研究。

《明代双季稻的种植类型及分布范围》主要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细致分析，复原了明代双季稻的种植类型和分布范围，并探讨了明代双季稻种植范围不广的原因。笔者认为，明代的双季稻种植有三种类型，即再生稻、套作双季稻和连作双季稻。再生稻分布范围较广，长江以南大多数地方都有分布；套作和连作双季稻则主要分布于闽、粤两省境内，其北界不超过南岭和武夷山一线，除福建沿海平原双季稻种植规模较大外，其他地方虽有分布，但均种植甚少。明代双季稻种植不广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气温偏低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双季稻品质不高、产量较低、生产技术水平尚较落后，以及农村家庭副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不足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中社会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当时的年均温而论，其偏低的幅度还没有达到足以影响双季稻生长的极限。

《明代太湖流域的粮食生产和缺粮问题》对明代太湖流域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变化、粮食单产量和总产量、粮食消耗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明代后期太湖流域的粮食种植面积比重确实有了大幅度地下降，但由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比重的消长实际上是对土地利用方式的一次大调整，粮食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随之有了很大提高，平均亩产有了较大的增长，就整个太湖流域来说，仍是国内一个重要的余粮区。明代后期太湖流域从其他地区大量输入粮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地赋税负担极为沉重。

《清代安徽人口的增减与垦田的盈缩》《清代安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清代安徽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清代安徽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四篇论文集中讨论了清代安徽农业生产的阶段特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组合情况以及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分布状况、生产水平、清代安徽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等问题，这都是以前的研究者没有做过的工作。

《清代山西的垦田数字及其变动》主要对光绪《山西通志》中记载的田地数字进行考察，以此说明清代地方志中记载的垦田数字的性质、含义和价值。笔者认为，尽管光绪《山西通志》中记载的田地数字不是完全通过实际丈量得来的计量亩，但在目前没有其他更为系统全面和准确真实的数字的情况下，其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考虑到资料性质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和空间上的各地相似性情况下，其土地数字的变动应该基本上可以反映清代山西各地土地垦殖的相对变化情况。从光绪《山西通志》的记载看，清代山西各地田地数字的变化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开发历史和土地垦殖限度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从“农牧区的分布与变化”“种植业结构的变化”“畜养业结构的变化”“专业化种植的发展”四个方面对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进行了考察。笔者认为，明清时期是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时期。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1）由于民族关系的演变，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粮食问题愈益突出，传统农业区不断扩展，形成我国农牧业分布的基本格局；（2）由于田赋征收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逐渐转化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种植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在一些地区迅速提高，专业化农业生产渐趋形成；（3）由于明清王朝立国形势和养马政策的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各地贸易联系的加强，全国各地的牧马业地位都呈下降趋势，而牛、羊、猪及各种家禽的饲养则逐渐走向繁荣。

《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环境变迁与农业结构调整》以明清时期西北地区为例，对环境变迁与农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从总体来看，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水旱灾害所引发的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正是通过灾荒的发生，农业结构得到普遍性的调整，是大的灾荒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环境变迁对农业结构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响应过程，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环境变迁为农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动力，但农业结构是否能够调整还要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环境的配合，所有的时机都成熟了，农业结构的调整才能实现。

《殊途同归：明清时期玉米和番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对玉米和番薯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和方式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这两种作物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在当时是不完全相同的。玉米和番薯的传播主体都是流民，但番薯自一开始就得到各级政府和官员的青睐，曾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和推广，其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用“推广”一词来形容；玉米则不同，很少有官府的推动力量，有时甚至还因为其他因素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在中国的传播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可以用“传播”一词来形容。玉米和番薯在早期传播过程中的这种不同，与二者的生长特点和在当时的主要分布地域及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有很大关系。虽然如此，玉米最终与番薯一样，都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明清时期玉米和番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这一明显差异的过程以及最终的结果，反映出当时的官方和民间在面对人口压力和生态环境恶化这一矛盾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而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自始至终一直是人们考虑的首要问题。

第三部分“城乡发展”，包括9篇论文。内容主要涉及汉、唐都城长安的布局结构、人口数量、辽宋至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等。

《论西汉定都长安与关中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区域差异性特征的形成两个方面考察西汉定都长安对关中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笔者认为，西汉定都长安之后，围绕都城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关中地区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是由于不同地区与都城间相互位置发生转化，各区域的经济功能产生差异，区域差异性特征日益明显。东汉迁都洛阳之后，关中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迅速衰落，但由于关中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渭河以南、灞河以西的西南区，所以西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经济格局相沿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演变》从“地貌形态对城郭形状的影响”“城门和街道布局”“空间结构特征的演变”“城郊布局的形成及特点”四个方面对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笔者认为：汉长安城城郭形状的形成主要是受当地微地貌形态的制约；汉长安城的城门布局和城门形制遵循着我国古代都城城门的一贯做法，街道布局则受城门和宫城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特点；汉长安城中的各类建筑虽然建造的时代不一，但却遵循着一定的布局原则，并非杂乱无章；汉长安城的城郊布局是汉长安城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汉初开始营建长安城时就已初步确定下来，以后随着都城建设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此外，论文还对都城轴线、都城性质、“八街九陌”、“长安九市”等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及其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原因》和《论唐都长安的人口数量》两篇论文都是因参加史念海先生和妹尾达彦教授共同主持的中日合作研究项目“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变迁”而写的。前者对影响隋唐长安城选址和内部区域结构形成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后者则针对学术界关于唐都长安人口数量研究存在的巨大差异进行了考察，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亦即从唐长安城各不同区域实际居住的人口数来推测当时长安的人口数量。经过对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各坊实际居住人口的分析，认为唐代初年长安城约有人口69万人，中期约有69.9万人，后期约有70.3万人；唐长安城的人口处于不断增长之中，但总的来说增幅不大，增加的人口主要在宫城部分。笔者进一步考察了唐长安城的居住环境，认为不超过70万的人口数字与唐长安城优美的居住环境是相符合的，有关唐长安人口超过百万说令人怀疑。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对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数量的变化、城池规模和城市人口、城市的职能类型和空间分布、城镇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分析，认为：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虽然城镇数量在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城镇规模普遍较小，特别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城镇数量很少，并处于下降之中。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过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相一致的。由于山西地区自然环境较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低，城镇发展速度和规模自然会受到影响。宋金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除太原、临汾等少数城市见有城市手工业发展方面的历史记载外，其他城镇都是单纯的消费型城镇，这种城镇的存在和繁荣是一种无源之水，一旦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自然随之衰落和消亡。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是上一篇论文的延续，主要对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数量和行政层级、城池规模与城镇人口、城镇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城镇发展的特点及形成原因。笔者认为，明清时期山西城镇的发展整体而言是相当平稳的，一方面表现在城镇的整体数量特别是县级以上建制镇的数量前后变化不大，另一方面则是无论就城镇人口数量还是就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都较以前有较明显的增长；明清时期山西城镇的发展与山西地区总人口的发展、山西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全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分别从政治地位的变化、城市规模的扩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的太原城市发展特点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明清时期太原城市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太原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发展速度缓慢，而且波动很大，经济地位更趋下落。明清时期太原城市发展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一波三折，发展水平和速度不高的情况，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除了战争摧残、自然灾害频繁和赋役繁重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太原所在的山西中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来说比较落后，供需两方面都不是很旺盛；二是太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在这里，笔者实际上是在强调地理区位和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低下是导致一些古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城市发展停滞和衰退的根本原因。

《明清时期山西部分州县市集布设之分析》主要针对学术界在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市场体系时普遍借鉴施坚雅的研究方法，根据市场的行政级别或建置将当时的市场划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等不同的层级，而不是从集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导致研究结论与中国集市发展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的情况，试图通过对明清时期山西地区部分州县市集的布设情况进行具体研究，分析明清时期我国集市发展的特点。笔者运用大比例尺地图，对保德、长治、长子、定襄、介休、文水、平陆、寿阳、武乡九个州县文献记载中市集的地理位置和集期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市集布设的决定权和市集布设的目的进行了考察，认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地区市集的布设主要是官方的行为，设立市集的目的主要是便民购物，行政因素对市集的设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和市场因素虽有一定影响，但不占主导地位；在市集的空间布设上，地形地貌因素影响很大，但地形地貌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很多，具体布设在哪一个地点，如何来安排集期，则主要由当时地方官员的意志来决定。

《由区域经济都会到区域行政中心：秦汉魏晋时期合肥城市职能的转化》是2013年9月应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和《合肥通史》编委会之邀参加“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域背景中的合肥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笔者认为，合肥位于江淮丘陵中部，处于早期长江流域与黄淮流域水运交通的联结点。合肥城市兴起可推至战国时期，一开始是作为区域经济都会出现的。东汉末年随着社会的动荡，合肥“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的军事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各方争夺的重镇，其城市职能迅速向军事职能转化，进而奠定了合肥城市作为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笔者的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当地学者的重视。

自1988年9月笔者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随史念海先生学习和研治历史地理学以来，至今已近30年。在这近30年里，因为要完成单位的研究任务或研究项目，笔者研究涉及的问题较多，但对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和城乡发展的研究一直在坚持着，断断续续没有放弃，这一方面当然与笔者出身农村而现在又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以及城乡关系问题有一种天然的兴趣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笔者一直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以及城乡关系问题不仅是科学理解人地关系的基础问题，也是准确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笔者今后将对这些问题继续予以关注，并继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