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讲者的强调：须识我立言宗旨

按照阳明高弟钱德洪的归纳，王阳明一生讲学有三次重要转变，每一次转变也就意味着其学说宗旨的变化，注92这正是黄宗羲所说“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的实例。但无论在哪个阶段，阳明在讲学活动中都一再强调学习者关键要识其立言宗旨。

围绕著名的“知行合一”宗旨，阳明与其众多门人就时有论辩。问题的症结，阳明认为在于门人未能谙其宗旨。《传习录》卷上徐爱（1487~1517）“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理据是“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阳明回答“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并借助《大学》为据，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真知行”：“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最后指出，“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传习录》卷下也有类似的知行合一之论：

同卷在讨论知行合一与心即理问题时，阳明一再强调“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此我立言宗旨”。注93阳明再三强调的立言宗旨，实则就是知行连续不可分，真知必待行、行了方是知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知行观念。阳明从正德四年（1509）开始论“知行合一”之旨，不仅生前需要面对众多门人和论学诤友的质疑，在其身后，“知行合一”之辨也成为晚明讲学活动中最常见的争论话题之一。注94

更易引起纷争的是阳明晚年提揭的“致良知”宗旨。由于这个宗旨“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注95在著名的天泉论辩中，阳明分别以根脚利钝处理王畿与钱德洪的“四无”、“四有”争论之余，也再次叮咛“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注96

尽管阳明再三叮嘱，但还在其生前，门下就有人急于立言。注97在阳明身后，由于对“致良知”宗旨的理解歧异，阳明后学纷纷提出各自的论学宗旨。注98无论从《明儒学案》关于江右、浙中、泰州王门的粗略区分，还是从现代学者基于各种不同标准进行的流派划分，注99都可以观察到阳明后学相互之间的分歧，这些分歧最明显地体现在各自的论学宗旨上。江右阳明学者邓元锡（1528~1593）曾分别指出王艮、聂豹、邹守益的论学宗旨：“淮南日用，永丰归寂，安成无欲，各致其知，而言致知者益亲。”注100南直隶宁国府的阳明学者查铎（1516~1589）也指出：“文成公提掇‘致良知’三字，简易直截，真千圣学脉，但传失其真。今之学者，多随其性之所近与先入之见，有从虚入者，有从寂入者，有从乐入者，久之各有效验。”他认为这些宗旨虽各有所见，但都不免过于“掺以己见”，比不上阳明的“致良知”宗旨“切实可入”。注101

万历年间的著名讲学者耿定向也认为“阳明没而学术多歧，良知晦矣”。注102耿氏独契邹守益之学，注103认为其能笃信谨守阳明之说，且能救正阳明后学中“宗乐体以为自得”（王艮）、“躭虚寂以为精深”（聂豹）、“矜知见以为玄妙”（王畿）等种种偏差。注104耿氏甚至致信王畿，明确指出“令师致知一言，亦已终身受用不尽，不必别为高论”。注105然而，耿氏本人也不能避免援据“致良知”而别立宗旨的做法。嘉靖四十年（1561）秋，耿定向与其仲弟定理在汉江跟督学胡直（1517~1585）“相与订学宗旨”，当时耿定向“笃信文成良知之宗，以常知为学□□矣”，胡直坚持“学以无念为宗”，而耿定理声称“吾学以不容已为宗”。注106这种情形也印证了前举黄宗羲“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