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言实词的转化
第一节 对实词转化的各种解说
一、 古代训诂家的训释
在现代汉语里，各类词大都有它一定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它们经常能和哪些词结合，在句子里可以担任什么职务，充当什么成分，都是比较固定的。譬如名词经常用作主语、宾语及定语，动词经常用作谓语，形容词和数量词组经常用作定语、谓语和状语，副词经常用作状语，等等。
但是，在文言尤其是上古文言文里，实词尤其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的界线是相当模糊的，所谓兼类较多、活用频繁，即是其变动不居的表现。对此，古代学者就曾经有所揭示。例如：
①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公羊传》：“门于巢卒者何？入门乎巢而卒。”
② 《诗·商颂·那》：“先民有作。”毛传：“有作，有所作也。”
③ 《吕氏春秋·期贤》：“然则君何不相之？”高诱注：“何不以段木干为相也？”
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师三日馆，谷。”杜预注：“馆，舍也。食楚军谷三日。”
⑤ 《礼记·大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孔疏：“以贤勇知者，贤犹崇重也。……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
二、 清代以来学者的解说
此后的学者语法意识逐渐加强，企图从语言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或提出自己的新说，或纠正前人的误解。比较早的是清代学者袁仁林，他说：“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虽字书亦不能遍释，如‘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墟其国，草其朝’，‘生死肉骨’，‘土国城漕’之类，上一字俱系实字，一经如此用之，顿成虚活，……然其虚用活用，必亦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出，则无从见矣。”（《虚字说》）
袁氏所说的“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有其特定的含义，所谓“实字”“死字”大略指名词，所谓“虚用”“活用”是指用作动词。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即“虚用活用，必亦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出，则无从见矣”。这实际上是说，“实字虚用”指的是文句里显示的“使用义”，而并非词语固有的“贮存义”。对词语的这两种意义如果分辨不清，就很容易造成误解。
清代乾嘉时期的一些著名训诂家，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大量的纠误辩正的工作。俞樾撰《古书疑义举例》，其卷三列有“实字活用例”云：“以女妻人即谓之‘女’，以食饲人即谓之‘食’，古人用字类然。经师口授，恐其疑误，异其读音，以示区别，于是何休注《公羊》，有‘长言、短言’之分；高诱注《淮南》，有‘缓言、急言’之别。……苟知古人有实字活用之例，则皆可以不必矣。”俞氏所谓“实字活用例”，是指名词用如动词的条例，也就是古人行文有如此之习惯，并非少见现象。也正因为某些语词用在一定的文句里，其原有的名词义转变为动词义，其读音也随之改变。这符合“音随义转”的汉语发展规律，而“以示区别”正是社会交际的需要，是语言进一步完善的表现。
20世纪20年代，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出版。正如著名语法学家吕叔湘在《重印国文法草创序》里所说，末了一章“活用之实例”尤其有启发作用。因为“古汉语里词类转化远比现代汉语容易，但是别的语法书只一般地谈转变或活用，而陈氏则区别各种情况，条分缕析，值得我们学习”。
三、 兼类与活用的区别
任何一种先进的理论，在开始提出之时都有些许不完善之处，这是十分自然的。当这种理论影响开来，而被人滥用时，又必然造成消极的结果。“词类活用”说至20世纪末受到质疑，亦势所必然。于是语法学界不少学者提出，应当区分“兼类”与“活用”两类的界线。
所谓词的兼类，指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里经常具备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类的语法特点，在词义上有一定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它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如“衣、食、书”可用作名词、动词，“明”可用作名、动、形，分别表示光明或目力、英明或圣明、明白等。
所谓词的活用，是指某些词在一定的语境里，可以被灵活运用，在句中临时改变了原有的语法特点和意义，而获得他类词的语法特点，暂时充当了别的词类。如“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里的“水”字。
实词活用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词语发展的自身因素，如“手”活用为“手执”，“水”活用为“游泳”，“饮”活用为“使饮”等；二是修辞的需要，如“春风又绿江南岸”里的“绿”等。前一种以先秦时期最盛，至中古趋于稳定，因为中古以来汉语词汇比较丰富，又逐渐走向双音化，各类词语不仅能满足需要，而且也比较稳定，不必频繁活用。而出于修辞需要的活用，则至今不衰。
从理论上来说，词的兼类与词类活用二者是比较容易分清的。但在实践中，一旦涉及具体的词，却很难区分。譬如很多古代汉语语法著作用来作为“活用”典型实例的“雨”“面”“冠”“军”四个词，如果按照陈承泽所说，“广搜各字之用例，然后参合比较，而得其孰为本用，孰为由本用而生之活用”，情况却并非如一般著作所说。例如“雨”，《诗经》共21例，其中做名词的有11例，做动词的有10例（据《诗经词典》）；“面”，《庄子》共15例，其中做名词的4例，做动词的有11例；“冠”，《春秋经传》共20例，其中做名词的11例，做动词的亦有9例；“军”，据字形分析，其本义是“围成营垒驻扎”，当为动词，而《春秋经传》共90例，其中做名词者多达56例，而做动词者仅34例。试问，如何断定上述四词就是“活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