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何我决定落笔写这样一本书？因为在这三十余年间，我曾有幸涉足过私营企业，投身过政府投资机构的渐进转型工作，亦曾帮助政府关联企业制定企业战略。在新加坡政府任职期间，可以说既审查企业扶持政策，又监督国家在私营企业的投资，无意之中历经了一个完满的轮回。
在经受种种历练的过程中，我观察到，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大致相同的质疑和争论，大方向都集中于一点——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决定力图回答这一不断被提及的问题，并在此间与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衷心希望，无论是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还是私人部门从业者，在制定政策和彼此相待时，发现本书的视角和观点有所用处。
政府参与企业是否可取？仅仅这“一石”，便足以激起各种情绪和推理纠结回荡之“千层浪”。一方面，自由市场商人会宣称，政府的任何参与本质上都具有破坏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而另一方面，身处奋争图强或者新兴经济体内的企业，则会慨叹缺乏公共资金、缺乏关注呵护，以致步步羁绊，放眼整个经济体也大抵如此。还有许多回应介于两者之间，态度取决于相关经济体的状况，更现实地说，取决于执行长期持久增长计划所需的公共资源的可用性如何。
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基本上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政府在什么情形下参与？政府为什么参与？这两章勾勒出了轮廓更为清晰的情形，并说明了原因。相当显而易见的是，在某些情形下，如果没有政府投资，没有集中规划，没有确保企业获得最佳生存机会的协调一致的手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能抵挡得住市场的力量，而这些情形，往往都围绕着配置重要战略资源或提供必需服务而展开。建设必要的商业基础设施，政府需要承担相应的巨大资本支出。在企业迈向国际化的道路上，政府应助其一臂之力，虽然这一角色不那么明显，但也同样重要。
第三章则回答了紧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何时进入？”此章的讨论超越了政府参与的择机问题，扩展涵盖了对政府参与的预先存在条件的描述，其中包括限制竞争的特定行业的规模不足，小企业面临的限制约束，一个国家在某一新领域领先的愿望或其国有企业转型的迫切需要。而政府面临的问题则是，是否需要援助国家层面上的重要组织，以避免任何破产行为产生广泛的乘数效应。同样重要的，是婉拒援助提案的能力、纪律与政治毅力。
第四章则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尽管政府降低参与程度甚至完全退出并不缺乏充足理由，但却言易行难。由此，“何时退出”这一问题凸显了政府需要绝对清晰地知晓撤出企业的原因，需要细致全面地设计退出方式。政府撤出企业，是为了向战略性企业注入效率，是为了避免将私营企业挤出市场，还是为了追求更佳的绩效，抑或仅仅是为了补充国库？政府又当如何处理公众情绪的变化，如何确保不会引发只给市场留下不确定性的一番疾退？
第五章和第六章则全面审视，一旦政府参与是合理的，或者是可取的，政府能够“如何”参与企业。基本上讲，政府可以仅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即作为财政管理者和监管者，制定规章制度，构建适宜的竞争框架。在许多国家，政府也经常是本地所产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消费者，为了发展初创企业，可以利用政府的这一角色。作为监管者，政府应当如何善用自己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影响竞争或所有权？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各自的消极作用又有哪些？
第六章也讨论了在政府承担的诸多角色中，可能最具争议性的一个，即资本提供者，通常表现为股东角色。在这一章里，我强调了区分政府和股东的重要性。政府作为股东出现，其终极职责是向多数公众负责，因此甫一开始，就必须清晰界定投资使命。绩效跟踪需要细致进行，确保遴选能够实现绩效的最佳人才，同时扑灭任何腐败苗头。
第七章援引实例，说明道德风险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然出现。道德风险偶尔产生于公众对政府提供必需服务这一角色的情绪转变，更多则是源于经济的政治化。例如，救助一家即将倒闭的国有钢铁企业，可能会具有讽刺意味地自掘无底之洞，连解脱都会变得几无可能。政府容易在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时贸然撤出所参与企业，同样，也容易在作用已充分发挥完毕后迟迟不撤出。
本书结尾的第八章提供了三项指导原则，普遍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和任何发展阶段。政府无须为其在企业中的角色而道歉，无须拘泥于某种确定的政策立场，应当创新性地利用一整套手段提高影响力，遵循这三项原则，政府将能够发挥出色作用。其中“自问正确的问题”是关键所在，例如财政健康状况如何，增长处于哪一阶段，私人部门情形如何。
通常，政府最初的本意都是善好的，但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干预的价值变得惹人怀疑。所以，政府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谢幕之时会是朋友抑或敌人？以朋友的身份参与企业，虽然从来都非易事——因为在许多经济体中政治亦广行其道——但并非没有可能。
在整理想法、组织观点和构建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友人和前同事潮水般的卓越支持。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丈夫林殷、儿子林伟、儿媳严兴芸提供了急需的精神支持，我的两个女儿林敏和林佳还审视了本书部分内容，提出了有益建议。早期的概念构想过程，Lan Luh Luh教授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助我塑造各个章节的顺畅逻辑。此外，她与赵威先生、Kelda Tan女士、Mandy Loh女士一起，为案例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Ang Boon Kheng女士、Ava Yuan博士和Theodora Lai女士，同样提供了优秀的研究和联络支持。
倘若没有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方面诸多专家的深刻评论，倘若没有他们对数遍草稿的友好圈点和不吝指教，本书的问世则实不可能。在此，我特别感谢表兄Jeremy Lim博士，商学院校友Harry Korine教授，前新加坡政府常任秘书Ngiam Tong Dow先生、Eddie Teo先生，新加坡商业联合会主席Tony Chew先生，我在安永全球咨询委员会的同事Shyamala Gopinath女士和T.Manoharan先生，我在淡马锡的同事Tow Heng Tan先生，以及Ow Chio Kiat大使、Stanley Loh大使、Robert Chua大使。最后，我要向同样重要的海峡时报出版社的Shirley Hew女士和Shova Loh女士致以感谢，感谢她们从头至尾给予的无比耐心的指导，提供的关于写作风格、语气语调、思想组织和英文版出版发行的宝贵建议。刘阿钢先生为本书的英译中付出了勤恳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不过，我还希望借此强调一下，对于事件、建议和思考的解释完全属于我的个人观点，不以任何方式代表新加坡政府的立场。
陈惠华（Lim Hwee Hua）
2013年10月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