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新能力需要前瞻性的政府参与
日益增强的全球化，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政策，即使是在能够自给自足的规模较大的市场。科技又进一步加速了变革的步伐。资本、人力资源、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也加剧了竞争。国家缺乏保护主义壁垒，政府并不值得归罪，适者生存法则总是意味着在竞争中胜出的能力至关重要——无论在新领域还是现有领域。
一些开放的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更要面对这一问题——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两个经济体内，总是存在着对一种新的生产能力或服务能力的不断寻求。只有对新加坡过去几十年间的经济概况加以比较，才能看到其从低技术含量的作坊式生产活动向创新引导型专业制造或服务集群的刻意转变。
追求新能力的愿望若想变为现实，必须得到金融资源的支持，而另外一个相对次要但亦至关重要的因素，则是本土人才。构建上述产业集群，通常需要长期投身于某种生态系统的建设，其中既包括发展有形基础设施，也包括培养研究人才和创新人才。下面新加坡政府开发裕廊岛的案例（参见案例3.3），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砸入真金白银后，开垦荒地可谓易如反掌。但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对本土人才的培养和扶持，通常仍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这既要求对本地人力资源给予补充培训，也要求引入外国专业知识。简而言之，要实现这种愿望，持续不断的资本支持不可或缺，这通常都由政府负责提供。
案例3.3 裕廊岛——对非常产业的非常回应
大多数所谓的新产业，实际上是现有产业的升级产物。只有当一个国家认为其产业基础向价值链上游前移的时机到来的时候，借助于政策意图，创造一个新产业的机会才会偶尔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若单纯依靠市场，新产业既不会自然也不会自发地诞生，因而需要政府利用政治制度结构、政策以及财政能力来帮助塑造和培育。裕廊岛（Jurong Island）的新加坡石化产业集群，就是政府抱负的丰硕成果。
目前，新加坡是世界上石化产品生产最为领先、最具成本效益的地区之一，尽管这个国家并没有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这一结果绝非偶然。时间还要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壳牌（Shell）和美孚（Mobil）在这个贸易哨站落脚的时候。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新加坡逐渐成为世界顶尖的三大炼油中心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大石油企业的存在，即埃索（Esso）、新加坡炼油公司（Singapore Refinery Company）和美孚。三家企业分别在新加坡三个不同的岛屿上运营。
炼油行业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导了下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即需要以石油或天然气为原料的石化产品生产行业。新加坡政府洞察到了联结炼油与石化生产的价值和业务逻辑，开始着手促进这一行业，并于1977年成立了新加坡石化公司（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
。自那时起，石化行业开始蓬勃发展，到了1992年，新加坡已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石化产品生产国。1994年，石化不出意料地成为新加坡增长最快的产业，当年增长率达到20%。
虽然石油化工产品被广泛运用于许多生产领域，但是，石化行业的增长却具有高度周期性。这是因为这一行业的投资者倾向于利用规模经济，建立庞大的生产能力，结果往往导致一段时期内的供应过剩。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况便是如此。当时，由于石化产业的高速增长，新加坡的许多邻国政府都开始极力推广这一产业。它们制订了大规模的产能扩张计划，但不巧的是，这些计划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遇，导致整个东南亚的石化产业几近崩溃。1998年，随着许多东南亚国家变卖国内大量库存，石化产品无论是价格还是需求量都出现了急剧下降。
在此之后，东南亚的石化行业进入了再度调整和平衡的状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加坡开始面临来自像中国和日本这些主要工业国的激烈竞争。在这种环境下，新加坡政府意识到，为了保持其领先竞争对手的优势，需要石化行业实现一个巨大飞跃。正如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林勋强的解释：“我们的愿景是利用我们在石油精炼领域的领先地位，建立、整合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如何找到足够的土地来安置这一行业。”
裕廊岛概念的诞生，是新加坡政府运用集群方法来构思石油和石化产业的产物。裕廊岛由西部海岸线外的七个小岛组成，土地复垦之后，土地总面积达3000公顷。裕廊岛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创建纵向协同和横向组合——上游工厂的原料供给下游制造商，并且共享基础设施，如污水处理、物流、仓储和码头，达到减少资本投资和最小化运营成本的目的。
裕廊岛项目于1995年启动，由于该岛土地面积高于预期空间需求，于2009年得以提前完成。在规划该项目时，新加坡政府确定将原料的可获得性作为竞争因素，建成的裕廊岛将具有这种功能：通过互联互通使得企业更加易于获取原料。下游买家和上游卖家都被安置在一个集成的综合设施内部，物理位置相邻，从而有效地为企业提供了采购优势。
如今，事实证明，裕廊岛上即插即用的集成枢纽接口，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颇受各个公司的欢迎。截至2012年，大约来自100家石油、石化和特种化学公司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420亿新加坡元（约合316亿美元）。它们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巩固了石化行业作为新加坡继电子和生物医学之后的第三大制造业的地位。假如政府把这个问题留与普通的市场力量解决，现在的一切肯定只会是空中楼阁。无论是土地复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实现建造厂房的蓝图、提供服务，都既需要资本和精力的投入，又不可缺少明确的执行计划。
资本，只不过是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政府还需要致力于提供一揽子激励措施，以向潜在投资者彰显其市场吸引力，需要综合运用补贴、先行性行业减税和直接资本支持等手段。应该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税收激励从本质上可能只是暂时手段，一旦遇到财政紧缩，这种激励便会缩水。
当前，制订计划即便未涵盖整个供应链，也越来越需要覆盖更多层面，单单提供便宜的房地产、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和临时性减税，已不足矣。产成品最终需要向外界运输，或是通过海运或是通过空运。许多高科技产业则需要净水供应和可靠的通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当泰国构想其汽车和其他高价值制造业战略时，对素万那普机场（Suvarnabhumi Airport）和包括林查班港（Laem Chabang Port）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将有助于该计划在整体层面的实现。
中国自身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建设着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编织的交通网络遍布版图，为商品运输，更重要的是为人员流动创造了便利。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旅游业才得以腾飞。
这些例子表明，当思考和提出新的经济理念时，政府不得不运用整体视角，而不能采用孤立零碎的方式，更不能依旧采取效果更糟的临时性方法。对新型生产活动或者硬基础设施建设，仅仅设立一个特殊的税收方案，这种做法已不合时宜。当前时代的竞争，意味着包括生产和物流在内的整套活动，都必须富有全面的商业意义。同样，被税收优惠吸引的企业，也需要暂停脚步，审视和考虑一下总体的投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