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布上的创造(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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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康丁斯基本节转述瓦西里·康丁斯基的言论,多数选自瓦尔特·赫斯编著的《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一书,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康丁斯基认为抽象绘画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因为它是内在情感的产物,在这一点上,绘画和音乐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传达感情的媒介。

在他的观点里,大量借用音乐的术语来比喻抽象绘画。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提出来:

首先,康丁斯基主张音乐的声音可以直接影响灵魂,绘画的形与色也可以直接诉诸情感。因此,从功能上来看,形与色的组织可以构成充分的绘画语言,越过物象的描述,直接实现其艺术使命。而且,色彩与形状的种类是无穷无尽的,各种组合配置的方法也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这种绘画语言资源是不会穷竭的。

其次,色与形在画布上,相当于音符在管弦乐谱上,前者与后者都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体系。在这里,象征的功用就是给内在的感情以外在的表现。康丁斯基把抽象绘画所要表达的内在感情与形、色这个符号体系区别开来之后,强调绘画语言的符号体系应该是明确的、清楚的,像乐谱上的音符一样准确。

瓦西里·康丁斯基,《青骑士》,1903年,画布油彩,52×54.2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最后,康丁斯基把绘画里的物象比作音乐里的旋律。借用当时音乐界的观念,认为交响乐曲里旋律的作用是微弱的,重要的是“各个部分的平衡和系统的安排”,在绘画上,图形与色彩是否成为某个物象,也就是说,是否有可辨认的自然物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与色在画面上,在画布平面上的组织结构。

瓦西里·康丁斯基,《马上的情侣》,1906—1907年,画布油彩,55×50.5厘米,慕尼黑伦巴赫美术馆。

在这些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康丁斯基绘制了他独具特色的抽象绘画,这些作品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已经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热抽象”的“古典”作品。

他的画在1910年以前是接近野兽派风格的。1910年至1921年完成了他第一批抽象绘画。这批作品的造形奔放不羁、生动活跃,色彩热情洋溢、无拘无束,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在这批作品里,偶尔还透出他野兽派时代的气息——飞奔的马,骑士弓着的背,黄色的土地、教堂的圆顶,像是一些简约的符号,都作为抽象图形的一部分,穿插在回旋动荡的整体构图之中,依稀可辨。

1921年,他到包豪斯设计学校任教,这个学校设在德国魏玛,它以崭新的学术观点影响了建筑、工业品设计、室内装潢等广泛的领域。纳粹政府封闭了包豪斯设计学校以后,康丁斯基赴巴黎,在那里度过了晚年。1921年以来,康丁斯基的抽象绘画发生重大的改变。画面上,即兴挥洒的成分少了,每个图形都变得几何化,清晰、精确,甚至是借助于制图工具严谨细致地画出来的。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作品还有几分像是写实绘画的草图,那么在这后一阶段就再难找到自然物象的影子了。含糊暧昧的东西解体了,重新凝结为简单明了的图形,与自然物象全然不同的奇妙的图形。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作品是从热情与观察中直接迸发出来的,那么这后一阶段的作品里,画面形象体系的考究、推敲与精雕细刻的制作已经造成了一道屏幕,他的情感表现,已经不再主要借助于酣畅淋漓的每一个笔触,而是依靠一组组图形之间、色块之间精密复杂的结构,依靠画面整体结构的表情来传达。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作品像个冲劲十足的小伙子,在向观者展示其热情果敢的内心世界,那么,后一阶段的作品更像一个成熟的工程师,一个虔诚的教徒,在固执地,也是娓娓动听地向人们叙说他神秘浩渺的内心世界,其中有幸福,有好奇,有崇仰,也有信心和迷惘。

1913年的《论艺术的精神》和1925年的《点线面》两部著作集中阐述了他的抽象绘画观念。对造形、色彩和构图,康丁斯基都留下了他独到的理论见解。

造形。康丁斯基认为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三角形,也具有其特殊的、精神上的芳香。他的造形观首先强调图形通过视觉造成的精神效果,他把这称作内在的音乐、内在的音响。要能从日常的自然物象里听到那内在的音乐,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感觉能力,这种感觉能力需要排除一般实用的观察,不问对象的实用意义,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形”来观察,这时就会发现它是新鲜的,也是陌生而神秘的,于是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感觉能力去体会它内在的脉搏。这样去感受,去倾听,就会发现:平凡事物之中内在的音乐出现了,“世界响了”。死的物质变为活的精神,日常司空见惯的物象变为精神性事物的宇宙。康丁斯基认为,在画面上,一个“点”是基本元素,使空白的画面“受孕结实”;而画面上,一条水平线是冷静的,像准备接受重荷的基地;一个三角形,可以唤起活泼的激动。“一个三角形的尖角和一个圆圈接触产生的效果,不亚于米开朗基罗画上的上帝的手指接触着亚当的手指。”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这手指不是解剖学、生理学的,而多过于此,它们是绘画手段;同样,圆圈和三角不是几何学,而多过于此,它们也是绘画手段。”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这样,在康丁斯基的造形观里,自然物象的形具有内在的音响,画面上的形要能够唤起内在的感情。从这种造形观出发,他创造了一套自己的造形语言,形成了自己画面的图形特色。这种造形,与自然物象拉开了很大距离,不再是物象的再现或描述,而是用另一种规则建造起来的形的世界,这个规则,就是他的造形观。

瓦西里·康丁斯基,《乐曲Ⅵ》, 1913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色彩。色彩宛如琴键,眼睛好比音锤,心灵就是一架绷着许多琴弦的钢琴,艺术家是手,他通过琴键,把心灵引入震动之中。康丁斯基的这种色彩观,同其造形观一样重在精神。他认为,画面上的色彩,如果用于表现物象,那么色彩本身的作用就被掩盖了,被“特殊化”了。比如红色,如果是画在脸部,就成了特定表情的符号,如果是画在天空,就成了特定霞光的符号。这时,观众对于纯粹色彩本身的感觉,反而像是“隔窗看景”。只有取消物象这个窗,用康丁斯基的话讲,是排除“空间的幻觉”,才能穿过窗子,直接地、亲自走入景内,直接地感受色彩本身的魅力。他感到:黄色具有放射感,向一切方向奔注流泻。而蓝色,在画面上向深处后退,退到静穆,退到无垠。红色具有男性的力量,像大提琴高歌凯旋。黑色是虚无,一切可能性都沉寂了,时间终止了。白色也是沉寂,但是充满了可能性都,是新生之前的虚无。

构图。康丁斯基讲,“形象和色彩的美,就其本身来说,并无充分的意义”,而“‘构图’一词,在精神上感动了我,后来,画‘构图’就成为我生活的目的。这个词儿像祈祷文一样影响着我,使我充满敬畏之情”。引自哈罗德·奥斯伯尼:《康丁斯基与抽象艺术》,《美术译丛》1981年第1期。他说自己画构图时,总能“听”到一个声音,这声音就是画面整体结构所造成的“内在音响”,它会很明确地指示画家“行”或“不行”,画家正是听凭这个声音的驱使。如果这声音微弱下来听不清楚了,画家就必须搁下笔来等待。他认为,两个形体的组合关系,会给双方形体都造成细微的音响变化。如果在白纸上画一个三角形,哪怕是用很细的线去画,也会使三角形里面的白色与外面的白色产生差别,而和这色彩的差别一样,内在的音响也变了。他认为,色彩与形组织在一起的时候,例如响亮的黄色被封闭在一个尖锐的三角形里面的时候,其色彩特征性的音响就会增强。画面上,无论是图形之间的组织,还是色彩之间的组织,或者形与色之间的组织,对于康丁斯基来说都是靠他“内在感情”的杠杆来调节的。于是,一方面他提出,画面构图是“构成的”,画面各部分之间要有精密系统的布局,而且“一切艺术的最后的抽象表现是数字”;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这些表面结构的后面,必须有一种内在的“隐秘结构”,“建筑在纯精神基础上的结构”。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页。

瓦西里·康丁斯基,《构图7号》,1913年,画布油彩,200×300厘米,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美术馆。

康丁斯基的色彩、造形与构图是一个自身统一的、多层次的奇妙世界。尽管与日常的物象显然不同,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有某种内在的声音在说话,在歌唱,所有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与人的内在感情发生共鸣。然而,要听到这种内在的音乐,就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感受。他说,观众必须学会把图画看作是一种精神图像的再现,而不是对象的翻版。

现在,我们在康丁斯基的世界里已经巡游得很远了,该回顾一下自己的出发点:取消了物象的抽象绘画里,是否就一片空虚了呢?抽象绘画的欣赏与创作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对于绘画语言的认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