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公共文化体系、文化旅游与文化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北京市非常重视北京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北京的公共文化基础建设初见成效。“文革”期间，文化事业遭到了巨大破坏，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以及文化旅游、文化交流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化事业有了较大的调整与恢复，文化管理方面开始逐步探索“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模式。新时期的北京公共文化、文化旅游、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百废俱兴”的恢复和发展过程。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方面，博物馆数量持续增长，行业办馆、地方办馆以及小型馆、专题馆有较大发展；图书馆全面恢复，出现一些新形式的基层图书馆、室；文化馆、站基层网络迅速壮大；博物馆事业步入轨道；档案馆的利用也开始确立了法律保障。在文化旅游方面，传统观光旅游得到恢复和持续的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于80年代中期兴起，北京市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力推介也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发展。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逐步制定文化交流开放性政策法规，引入制度化和法规化管理；文化交流突出恢复、巩固和扩大对外交往的政治宣传功能，努力重塑中国国际形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北京市在加强事业性基础文化建设的同时，也不断地引入了市场的机制。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博物馆进一步打开、放活，个人、企业办馆开始出现；图书馆稳定发展，藏书量和建筑面积都有较大增长，技术手段和服务方式不断更新；文化馆拓展活动内容和经营方式；档案馆进一步增加馆藏、提高了利用率。在文化旅游方面，文化旅游资源与形式得到进一步拓展，逐步推出了更多、更新的文化旅游项目，同时，北京市开展了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加广泛的推介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文化交流项目数量和规模都有显著增长；文化政策法规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为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推进了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北京市文化事业建设在资金投入、设施数量和规模上有大幅度提高，建设的质量和理念转变方面实现了质的提升。尤其是“奥运”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更有力地促动了首都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方面，加强了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博物馆筹资渠道、办馆主体和门类进一步拓展，服务公众的力度提升；图书馆网络化、电子化趋势显著，农村和远郊区县的图书事业得到加强；文化场馆的四级文化设施服务体系大体实现全面覆盖；文博事业日益活跃和开放；档案馆等其他文化设施建设继续发展。在文化旅游方面，文化旅游事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出现了根据有科学性、合理性、可持续发展性的新项目、新规划、新气象。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文化外交与文化交流的结合更加多样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文化交流的管理和经营机制转换进一步深入，运作更为成熟，与市场、国际接轨更为密切；努力创建文化交流品牌，搭建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平台，形成国际都市的开放气象；文化交流从“台上”走到“台下”，进入日常生活。在新世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北京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努力建构更加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首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